沈惟敬“东行”与明日朝交涉——以万历二十一年的《沈惟敬书帖》为线索

《沈惟敬书帖》是一份珍贵的域外汉籍文书史料。其文虽短,但却涵盖着相当准确而丰富的历史信息。以该书帖为线索,通过对其文本的分析以及所涉史事的考证,可以近乎完整地还原明朝与朝鲜、日本在万历二十一、二年间的一次重要交涉活动。明使沈惟敬在这次交涉活动中“东行”远赴釜山向日方索要丰臣秀吉降表,途中以此帖向朝方索求好马、通事、陪臣,但收效甚微。沈惟敬拿到丰臣秀吉降表后,朝方又向明朝力主“假表”之说。降表曾经被一度留置于辽阳,最后因为明朝重开对日交涉而被传送入京,对明朝最终做出册封丰臣秀吉决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万历二十五年的石星、沈惟敬案——以萧大亨《刑部奏议》为中心

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期间(1592-1598),明朝方面的主和派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册封丰臣秀吉活动中遭遇失败,其代表人物兵部尚书石星、册封副使沈惟敬于次年下狱论死。关于石星、沈惟敬之论罪,当时史籍大多语焉不详,或出传闻,难足采信。根据新近发现的海外孤本刑部尚书萧大亨《刑部奏议》中的相关审判记录来看,石星、沈惟敬案背后涉及到明朝对外战略决策转向与明朝军政大臣的内部政治斗争。明朝在册封"失败"以后对日开始采取强硬手段回应,追究石星、沈惟敬等讲和派的责任是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需要,而主和派的失势和明朝军政大臣的内部矛盾,也是促使石星、沈惟敬二人被治罪的重要原因。

沈惟敬的籍贯家世、生卒年日及其早年经历

万历朝鲜战争期间的册封日本使者沈惟敬在中日外交史上地位突出。近年关于沈惟敬的研究多注重于他的外交活动,对其本人的相关信息鲜有涉及。文章梳理了沈惟敬的相关信息,考证其籍贯为"嘉兴府嘉兴县",其家世可能为平湖名家"清溪沈氏";考证其生年为嘉靖十六年(1537),后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被批准处决;考证其早年曾参加过御倭战事,后来寓居北京。沈惟敬的早年经历与其后来跻身东亚历史舞台有着一定的关系。

沈惟敬初入日营交涉事考

万历朝鲜战争期间(1592-1598)的对日和谈首席代表沈惟敬是当时东亚和平事业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但关于其对日交涉活动的具体情况,实证研究仍显不足。文章主要利用朝鲜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李元翼状启》考述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底沈惟敬初入日营交涉的相关情形,认为其当时的对日交涉获得了成功。

沈惟敬毒杀丰臣秀吉逸闻考

在朝鲜王朝和江户日本存在过明朝封日本副使沈惟敬毒杀丰臣秀吉的传闻。日本学者松本爱重考证后认为,沈惟敬与丰臣秀吉仅有一次会面机会,其毒杀之说系出臆测。但考沈惟敬面见丰臣秀吉之史实,可知沈惟敬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五月至九月间多次面见丰臣秀吉,两人相处融洽,情谊甚好,确有向其馈赠丸药的可能。而毒杀之说,则恐系赠药之事的附会。

论柳成龙《惩毖录》的史料价值——兼论柳成龙关于明朝江南人沈惟敬的评价

柳成龙在壬辰、丁酉之役中作为朝鲜的领议政,掌管朝鲜军政大政,为恢复朝鲜兵制、改善筑城技术和训练朝鲜士卒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作为朝鲜的首相,其负责接待明朝将领,并协调与明军联合作战,督运粮草,在协调明军与朝鲜军队作战的战略战术中体现了高超的外交手段。其晚年撰写的关于壬辰、丁酉倭乱的《惩毖录》,虽体例非一,但据本人亲历事迹秉笔直书,堪称实录,留下了研究壬辰倭乱时期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尤其是对明朝派去主持议和活动、长期为学术界定性为"市井无赖"的浙江人沈惟敬辩诬,值得后人重视和进一步研究。

朝鲜史料视野下的石星及其后人事迹略考

明兵部尚书石星主导着明朝前期抗倭援朝战争,但明清史料对其记载语焉不详,而朝鲜史料又有许多传说。本文以朝鲜史料为基准,参稽明清史料,力图还原石星基本事实。在朝鲜请兵陈奏使郑昆寿陈请下,石星力主救援朝鲜,乃其职责所在,没有任何私情,与所谓朝鲜通译洪纯彦施恩石星继室夫人毫无关系。石星依赖沈惟敬,主持封贡事宜。但所用非人,沈惟敬肆意欺瞒。明举朝对日本无知,且石星主持之封贡事宜,名不正言不顺,最终封贡失败,战事重起,石星瘐死狱中。朝鲜对石星有深厚的感恩之情,建武烈祠加以崇祀。传说石星后人在明亡后前往朝鲜定居,史料多来自民间,无法得到官方证实。正祖对传说中的石星后人施恩,反映了他一种强烈的感怀心态。

壬辰战争期间册封使李宗城逃亡再考

万历二十二年(1594)底,日本向明朝递交降书,壬辰战争在“形式”上结束.明朝派遣册封使李宗城到日本进行册封,而他在釜山日营逃出,影响到战争和议.学界一般将此事归结为李宗城的个人因素,即李宗城在对沈惟敬和小西行长进行秘密交涉之事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胆小怕事的他因受到谣言的蛊惑而逃跑.事实上,李宗城的逃亡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他中途被明朝情报系统排除而对石星和沈惟敬不信任与心里不安相叠加的结果,从而反映出各国内部政治斗争与情报共享问题.

十六世纪末的东亚和平构建——以日本侵略朝鲜战争期间明朝的外交集团及其活动为中心

本文通过考察以下几个相关问题,试图从一些新的材料和新的观点出发,重新探讨16世纪末的东亚和平构建问题。1.明朝使者沈惟敬的早年情况。沈惟敬作为对日交涉的最主要活动者,很有必要考察其早年情况。2.明日双方的最初谈判条件。明日双方的讲和条件,在谈判之初就相去甚远。经略宋应昌提出的四个条件,与丰臣秀吉主张的七项要求鲜有相通之处,所以明日双方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3.明日双方的妥协交涉。通过考察倭将加藤清正对朝鲜僧惟政在谈判上的一系列妥协和退让,推测丰臣秀吉此前可能已经撤回其所提的无理要求。4.大坂城册封史实问题。通过考察四种类型的原始资料对大坂城册封史实的记述,澄清了以往认识上的错误。丰臣秀吉接受了明朝的册封头衔,在表面上承认了明朝的权威,但在实际上却又拒不撤回釜山留兵。这使得刚刚确立的东亚和平构建方案遭到了破坏。

万历壬辰战争册封日本国正使李宗城逃离釜山考

李宗城突然逃离釜山事件一直是万历壬辰战争期间的一大谜团,历来史料对其解读均是众说纷纭。而后世史家对其的研究更近于空白。本文通过史料辨析,论证得出李宗城逃离的真正原因,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另外,对于李宗城逃离釜山的意义,学术界也并未予以重视,本文将重点指出,这次逃逸对于日本、明代、沈惟敬与小西行长的骗局,乃至整场战役的走向都具有的加速作用。

朝鮮《宣廟中興志》考論

《宣廟中興志》是成書于朝鮮王朝中後期的一部編年體史書。'宣廟'即朝鮮宣祖大王(1567 1608年在位),'中興'指16世紀末朝鮮壬辰抗倭戰争的勝利。該書記事範圍上起宣祖二十年(萬曆十五年,1587),下至宣祖四十年(萬曆三十五年,1607),詳細記録了朝鮮、明朝、日本三方在壬辰戰争中的交戰、議和活動,同時也交代了戰前日本與朝鮮交涉請款,戰後雙方遣返俘虜與恢復國交的來龍去脈,且書中對重要事件多有考證,對於研究明朝抗倭援朝戰争等具有較高的史學價值。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