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对沙畹汉学研究的影响

1885—1888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主攻哲学专业,兼修有关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课程。艺术史及考古学家佩罗和历史学家莫诺两位老师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对沙畹汉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与沙畹亦师亦友的关系也对沙畹的学术生涯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此外,两位老师的品格情操也在潜移默化中熏陶着沙畹。踏入汉学研究领域后的沙畹开启了法国汉学的新时代,被誉为法国现代汉学的奠基人。

法国汉学家沙畹及其泰山研究

沙畹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汉学研究大师,他曾二次来到中国,二次登上泰山,翻译《史记.封禅书》,他撰写的《泰山》一书是西方汉学界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泰山信仰文化的学术著作,他还对泰山石刻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沙畹与高句丽的历史遗迹研究概述

法国著名汉学家爱德华·沙畹著有极具代表性的中国碑铭学研究成果《华北考古纪行》,并在西方汉学界最权威的汉学杂志之一《通报》上发表过有关高句丽历史遗迹的考证论文。目前,我国学者对于沙畹有关高句丽的研究已有所涉猎,但除了耿铁华先生对沙畹好太王碑拓本的收藏和专业分析外,仍有很多欠缺。文章在总结沙畹对于高句丽历史遗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度发掘,以拓展高句丽历史遗迹的研究视野。

罗振玉致法国汉学家沙畹未刊书札十四通考释

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有罗振玉致法国汉学家沙畹的十四通未刊书札,系罗振玉1912至1915年间避难日本时期所作,主要目的是了解沙畹考释木简的进度,并请求提前阅览木简影印件。书札内容涉及罗、沙二人在简牍文字、甲骨文、金石文字以及敦煌文献方面的交流与研究历程。罗振玉与沙畹的交往历史,由于材料缺乏,一直未被学界深入了解。此批书札为补充罗、沙二人的交往详情以及探究同时期中法学者的互动历史提供史料参考,具有文献价值。

从沙畹《史记》译本看其对早期中国史书编写的批判

法国汉学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反驳“中华文明西来说”的同时,以“穆王西游”的记载为例,在译注《史记》过程中辅以中华文化圈周边民族文献佐证,在年代、人物、史实方面提出了若干新问题,指出中国早期历史写作具有将历史事实与民间传说相结合的特点,即古史里面有故事,故事里面又隐含着史实。沙畹的中国上古史观体现了对中国早期历史编写的批判,无论在西方汉学史还是中西学术交流史上都极具意义,更与我国“古史辨”学派遥相呼应。

菊地章太对沙畹泰山著作的译介与研究述论

日本学者菊地章太翻译的法国汉学家沙畹著作《泰山》,是其书第一个外语译本,菊地以其扎实的法语、实证研究功底,对原书注解进行大量的考证、补充解说工作,使得译著独具特色。对比新版译本对原版的修订内容,综合分析菊地及日本学界对沙畹的研究历程,通过菊地引用本国学者注解沙畹的研究论述,分析日本汉学界对泰山研究的关注状况,指出欧美、日本等海外汉学界的研究特点及典型事例。

法国汉学家佩初兹和西方视野里的中国画家

拉斐尔·佩初兹(Raphaël Petrucci,1872-1917)是法国远东艺术史家、艺术收藏家。他是法国汉学家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学生。沙畹和佩初兹在远东艺术和中国绘画方面有过密切合作,一起编辑了《亚洲艺术》(Ars Asiatica)丛书第一卷;法国赛努奇博物馆于1912年5月至6月举办中国绘画大展时,他们联名发表了有关赛努奇博物馆藏中国绘画的文章,并出版了相关著作。佩初兹在远东艺术研究方面最重要的一部专著是《远东艺术中的自然哲学》(La Philosophie de la nature dans l’art d’Extrême-Orient,1910),两年后他的又一部力作《中国画家》(Les Peintres Chinois,1912)问世,他凭借该书获得1913年的“儒莲奖”。

沙畹著作在中国的接受

对于中国的知识界来说,沙畹(Edward Chavannes,1865-1918)的名字并不陌生。他的第一本有关中国的学术著作就是在北京出版的,那就是1890年由北堂印刷所出版的《司马迁【封禅书】》,北京大学图书馆就有收藏。这本书是沙畹建构他自己的中国学术殿堂的重要基石,因为是法文的著作,又出自基督教会的印刷所,毕竟看到的人不多,读懂的人更少。更多的人开始知道沙畹,可能是通过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缀简》。这部可以说是中国简牍学的开山之作。

法国汉学家沙畹

沙畹(Edouard Chavanne,1865—1918)出生于里昂一个新教徒家庭,毕业于巴黎高师,当时他的专业是哲学,他的第一本论著是与日耳曼学家夏尔·安德勒(Charles Andler)合写的《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第一本源》。沙畹曾在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汉语,这使他后来同中国和汉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889年,24岁的沙畹以法国驻华使团译员身份前往北京,

围绕中国音乐希腊起源说的一次历史争论——王光祈对沙畹《论希腊音乐与中国音乐的关系》一文的批判

19、20世纪之交,专业汉学家介入中国音乐研究领域。法国汉学家沙畹提出饱受争议的中国音乐希腊起源说,试图从源头否定中国音乐传承的自足性,导致音乐学界一场跨世纪讨论,以致王光祈在时隔四十年后仍不忘对此加以批判。本文试图比较沙畹、王光祈二文,考察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论争。

清末外交官与《史记》法译本的翻译及研究--以法国吉美博物馆藏唐在复致沙畹未刊信札为基础

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在其约30年的学术生涯中,在《史记》的翻译和研究上投入了大半的时间和精力。沙畹于1889年受法国外交部派遣作为驻中国公使馆随员前往北京工作,在抵京4个月后即开始尝试翻译《史记》,翌年在北京出版了他的首部汉学著述《史记·封禅书》的法文译注(Le Traitésur les sacrifices fong et chan de Se ma T’sien)。1893年,沙畹在返回法国执掌法兰西学院“汉满鞑靼语言与文学”讲席前,已完成了《史记》全文的翻译。①此后1895年至1905年间,沙畹陆续出版了五卷《司马迁〈史记〉》译注(共6本,其中第三卷分上下册),即《史记》前47篇的翻译和注释。②《司马迁〈史记〉》译注是西方第一部对中国史籍的翻译与研究之作,开法国现代汉学研究中国历史之先河。《史记》的翻译与研究是沙畹一生的事业,也是成就其汉学地位和影响的重要作品。

《史記·封禪書》導論

法國漢學大師沙畹1890年出版的《司馬遷〈史記·封禪書〉譯注》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其扛鼎巨著《〈史記〉譯注》(1895—1905,5卷)的前奏,前書的譯注部分後來經過修訂收入後書。本文是沙畹爲前書撰寫的導論。導論首先簡要分析説明了《封禪書》的真僞和作者身份,認爲其出自司馬遷之手無疑。司馬遷所任太史令實際上是負責占星的宗教官職,但從《封禪書》的叙述可以看出司馬遷既是漢武帝時代國家宗教活動的參與者或局内人,又是一個冷靜的觀察者或局外人,會不時諷刺帝王的迷信或方士的欺騙手段。導論接著分析了《封禪書》勾勒的早期中國宗教歷史發展階段,認爲秦(舊秦和秦朝)以前的記載很不可靠,只能從中看到漢代文人以古釋今的解經方式。有關秦漢宗教的記載史實確鑿,國家祭祀場地的發展演變反映出宗教地理與政治地理構成對應關係。導論最後深入分析了《封禪書》所見國家宗教祭祀活動背後的主要信仰,揭示了早期中國宗教的一些主要特徵。

金绍城与中国简牍学的起源

近代法学家、画家金绍城于1909年10月4日参加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于1909年10月5日在北京参观了伯希和随身带的敦煌文献,是中国敦煌学起源的见证人之一。金绍城于1910年8月20日至1911年5月21日进行环球旅行期间,于1910年12月在巴黎两次面见法国汉学家沙畹,了解到沙畹正在考释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从中国新疆、敦煌获得的简牍,并设法从沙畹处获取简牍的照片。为给金绍城提供简牍照片事,沙畹和斯坦因于1910年12月至1911年1月间多次往来通信。沙畹于1913年在英国牛津出版的《奥莱尔·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一书,是罗振玉、王国维于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的《流沙坠简》一书的资料来源,而这两部名著分别标志着简牍学在欧洲、中国的起源。根据罗振玉为《流沙坠简》写的序言中说,某"乡人(浙江同乡)有自欧洲归者"第一次告诉他有关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的消息,该乡人"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本文作者曾推测该"乡人"可能指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现根据新资料放弃前说,倾向于认为该"乡人"更有可能指金绍城。本文证明,金绍城是最早赴欧洲调查中国西陲出土简牍的中国人之一,也是促成中国简牍学起源的中国学者之一。

一份需要传扬光大的担当

这是一部我23年前就看过的舞剧,那时剧名叫《丝海箫音》。这部上世纪90年代初问世的舞剧,是第一部表现＂海上丝绸之路＂的舞剧,它与诞生于70年代末的舞剧《丝路花雨》遥相呼应,让＂丝路有海陆两道＂（法国汉学家沙畹语）的先民开拓之旅重辉于国人的视野。当年我就为这部舞剧的题材选择和主题表达深深感动,撰写了剧评《敢问路在何方……》;那时,这部舞剧也感染了业界内外,荣获了国家文化部刚刚设立的＂文华奖＂的＂大奖＂。

三危山古玉矿考察纪实

玉门何在2017年8月28日,我应邀参加在甘肃省玉门市举行的“玉门、玉门关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会上,专家学者们就“玉门关在何处”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莫衷一是。玉门关不仅是中国古诗中关于边塞文化的经典意象,更是涉及中西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关隘。然而,玉门关所在地一直是近现代学术史上争论不休的命题,从沙畹到斯坦因,从王国维到陈梦家到夏鼐等,都各有考证,但所指不一。归纳起来,

天宝六载唐击小勃律行军考

学术界对于小勃律的关注多集中于史地研究和吐蕃的对外扩张。斯坦因和沙畹最早基于地理环境,探讨了唐军在帕米尔高原的行动,推测了唐书中记载的地理位置。白桂思《吐蕃帝国在中亚》探讨了吐蕃向外扩张的七个阶段,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アジア進出》中围绕军事地理论述了吐蕃在中亚的军事活动。国内学者主要以“吐蕃—勃律道”作为关注点,杨铭专门考察了勃律道,重点对一些地名、关隘,及商旅往来作了论述。田峰、董知珍等学者围绕“勃律道”的驿站和道里问题进行了考察。关于唐军在天宝六年行军的诸问题研究较少,因此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近代西欧对中国建筑及其艺术的研究与记录综述

与日本几乎同时进行的是来自西欧国家学者对中国的考察和记录。西欧学者先于日本开始了对中国建筑及其艺术的研究。时间上较早且影响广泛的是英国学者威廉·钱伯斯[1]的研究。钱伯斯的著作——出版于1757年的《中国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生活用具的设计》[2]及出版于1772年的《论东方园林》[3],旨在从建筑、园林、家具、器具等各个方面介绍＂纯正＂的中国艺术设计,为当时英国的＂中国风＂正本清源并作为参考。

龙门石窟古阳洞开凿的年代(下)——对现行的北魏孝文帝迁洛以后营建说谬误之纠正

本文(上)通过澄清龙门石窟孙秋生造像记碑文与景明三年的碑文混淆的错误,对龙门石窟的最早开凿时间重新进行了确认。(下)结合古阳洞时代问题,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日本和欧美学者对龙门石窟调查的历史。

从《通报》看20世纪上半叶法国西域史地研究

创刊于1890年、由法国和荷兰汉学家联袂主编的《通报》自创刊至20世纪上半叶始终保持了10%左右的版面用以发表西域史地研究的论文、书评和考察报告。通过梳理《通报》专题类栏目的文章,可以发现20世纪前半期法国西域史地研究在沙畹、伯希和的带领下进入以历史语言文字研究、历史研究为主的繁荣时期。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关于纳西文化研究的述评

纳西文化的研究在国际学界享有引人注目的特殊地位，除去纳西文化本身神奇丰富的内容及其多学科价值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