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人类沟通共同体构建之独特路径

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肯定,但也不能忽视其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障碍重重、路艰道远等困难。"人类沟通共同体"是扫除障碍、通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通路。构建人类沟通共同体,其切入点和理论资源是"礼乐"制度,其具体路径是"格物致知,知行合一"。"格物致知"定前提,"知行合一"定路径,"礼乐"为判断标准。构建人类沟通共同体,概念传播要"知"其"中",内在传播要"知"其"守",人际传播要"知"其"礼",大众传播要"知"其"无为",传播媒介要"知"其"融",传播符号要"知"其"在地意义"。通过"知"指导"行"、"知行"不断调整的过程,就可逐步实现人类沟通共同体。

构建人类沟通共同体的理论依据、可能路径及其价值取向

近年来,中国政府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发全球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首先是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则离不开“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为此,本文选取“天下”“中”“一”这三个中华文化沟通智慧中的核心范畴,来探讨中国文化精神中对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形成可能、必由之径和众望所归的系统论述。具体说来,其一,“天下”理论为人类沟通共同体的沟通主客体、沟通内容和沟通方式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指明了建构的可能--融通天下;其二,“中道”智慧为人类沟通共同体建构提供了路径与方法,进而阐发儒道佛三家对于人类沟通共同体建构在内向传播、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方面的启示--中和至上;其三,“天人合一”理论为人类沟通共同体提供了价值原则与终极目的,从而阐释了人类沟通共同体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论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交流共同体”的内涵

本文认为 ,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的“沟通共同体”概念是在皮尔士的指导学实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以及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先驱基础上对康德先验哲学进行改造的结果 ,它包括“实在沟通共同体”、“理论沟通共同体”与“先验主体”等三种不同功能或内涵。本文将对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沟通共同体学说作一粗浅论述 ,以期抛砖引玉。

“共同体”的三个概念之哲学根基和意义刍议

本文通过对人类共同体概念的主体性特征及其演变的哲学性分析和考察,试图按对"共同体"的哲学理解及其历史发展阶段,区分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共同体"概念和形式。前两种分别为基于"绝对概念"之规定的"观念共同体"和基于"诸实践目的"之妥协平衡的"沟通商谈式共同体"。前者以"我"为核心,后者以"我—们"为核心。相形之下,第三种方式是以"自然生命交合"为基础的"互生共在"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组成和组织方式更加原本和原初,它的形式毋宁说是"我—们+……"。这是一种永远向着"他者"公开和开放的生命生长共同体。如果我们承认人的理性,甚至全部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质,我们就会在讨论"生命交合共同体"的互生共在时,承认和强调"共同体"的自然性质,即考虑在理性之外的"情绪""习俗""传统""血缘""信仰""运气"等偶然和非理性成分在"共同体"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

超越创伤:论科伦·麦凯恩《无极形》中的情感共同体

爱尔兰裔美国作家科伦·麦凯恩的最新小说《无极形》聚焦巴以冲突,探讨战争语境下的创伤、哀悼与沟通共同体建构。小说围绕两个丧女家庭展开,揭示跨国哀悼团体“失子父母圈”以及民间反战组织“和平战士”在疗愈创伤、构建哀悼共同体并实现跨文化沟通的愿景。麦凯恩借助和平隐喻、沟通隐喻和图像叙事等手法,以文学虚构记录巴以冲突史,探讨如何用沟通对抗暴力,以团结对抗战争,展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哀悼与沟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