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商谈沟通的现实境遇与出路

司法过程中,法律职业共同体之间存在一种巨大的商谈性沟通。其中律师的商谈沟通具有特殊的司法功效,譬如消减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的张力、缓解司法独裁与司法合理性的矛盾、弥合司法正义与社会观念的断裂。但由于司法的话语霸权与主体间性的缺失、共识价值体系的错位、法律职业共同体伦理的缺失,现实语境下的律师商谈沟通处于一种尴尬境遇。因此,改变律师商谈沟通的境遇,以实现其与法官、检察官之间的"有效沟通",是现实司法的变革指向。

“共同体”的三个概念之哲学根基和意义刍议

本文通过对人类共同体概念的主体性特征及其演变的哲学性分析和考察,试图按对"共同体"的哲学理解及其历史发展阶段,区分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共同体"概念和形式。前两种分别为基于"绝对概念"之规定的"观念共同体"和基于"诸实践目的"之妥协平衡的"沟通商谈式共同体"。前者以"我"为核心,后者以"我—们"为核心。相形之下,第三种方式是以"自然生命交合"为基础的"互生共在"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组成和组织方式更加原本和原初,它的形式毋宁说是"我—们+……"。这是一种永远向着"他者"公开和开放的生命生长共同体。如果我们承认人的理性,甚至全部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质,我们就会在讨论"生命交合共同体"的互生共在时,承认和强调"共同体"的自然性质,即考虑在理性之外的"情绪""习俗""传统""血缘""信仰""运气"等偶然和非理性成分在"共同体"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

我国环保约谈功能机制的反思与重构

环保约谈蕴含着命令型和协商型两类功能机制。命令型环保约谈的压力机制、责任机制、监督机制虽然契合环境规制面临的体制性、机制性和制度性困境,但容易导致“一刀切、运动式执法、权力俘获和数据造假”等负面后果。基于对协商型环保约谈的风险预防机制、商谈沟通机制、多元共治机制的应然分析,反思命令型环保约谈存在的保障机制不完善、共治机制不健全、程序机制不规范等制度缺陷。健全以明确环保约谈启动条件、推动环保约谈信息公开、创新环保约谈参与机制为内容的保障性机制,建构以环保社会组织、环境专家、公众及媒体等为主体的共治性机制,规范以环保约谈的系统性程序、协商性程序和救济性程序为核心的程序性机制。

中国死刑民意:测量、解构与沟通

死刑存废是一个以公众认同为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的公共政策选择问题,死刑政策决策与死刑制度设计必须认真对待民意。基于三万余个样本所做的实证分析显示,虽然多数受访者仍然支持保留死刑,报应和威慑是民众主张保留死刑的两大观念支柱,但是,中国主流民意对死刑的认同已经发生了明显松动,不再绝对认同死刑,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已经无条件地支持或有条件地接受废除死刑。一旦提供了恰当的死刑替代措施,近八成一般性地支持保留死刑的民众转而同意废除死刑。死刑民意具有复杂的生成机理,自我实现、传媒依赖、社会不公遭遇、安全感、法治意识和社会问题评价与死刑存废态度显著相关。应当运用沟通商谈模式对死刑民意进行理性引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文明和谐,发挥政治精英的关键少数作用,科学设计死刑替代措施,普及死刑知识,借助大众传媒平台,与民众进行沟通商谈,为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死刑改革奠定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