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收的正义——基于《监察法》没收违法所得条款之诠释

《监察法》中的违法所得没收条款,系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行为获得利益原理的具体体现,不让贪腐分子因腐败获益、补充常规监察手段不足以及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是其价值基础。从属性上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让利益状态恢复到违法之前的保安处分,属于典型的对物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须符合特定的罪名范围要求,被调查人的状态要求,案件重大、复杂且有必要继续调查,以及没收财产范围等要求。为确保没收程序的合法正当,应加强对监察机关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等三个阶段的程序控制。

缺席审判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差异化构建与调适--以节省司法资源与追回国家资产为视角

缺席审判程序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主要功能、适用对象上存在明显竞合。同时,二者在竞合的表象后面,在适用案件范围和适用条件上呈现出弱层次性,而在程序性质和证明标准上存在本质差别。缺席审判程序是刑事对人之诉,对案件的证明标准与普通案件无异;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对物之诉,带有强烈的民事程序属性,对案件的证明标准相对较低。二者存在的上述差异,尤其在证明标准方面的差异,为司法实践的程序选择适用提供了客观衡量基准。在具体程序选择问题上,检察机关可构建基于政策和法律的二元考量模式。此外,两种程序的竞合关系及存在的证明标准差异也使得二者具有互相转换的理论可行性。立足于当前司法实践和立法现状,可在补全各程序的必备条件后进行程序转换,这不仅可节省司法资源和追回国家资产,也有利于“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基于诉审关系,两种程序转换的主体应为检察机关。

功能同源视角下刑事缺席审判与违法所得没收的交叉竞合及程序适用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功能目的同源决定了两者适用条件高度重合,但两种程序的制度设计异构又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呈现交叉竞合。围绕着两种程序的司法运作,在明确适用条件、程序性质和证明标准的基础上,可以从三个维度厘清两者适用关系:首先,程序启动的国家机关决定了两种程序选择有差异性,在非竞合状态下两种程序分别适用,呈现相互排斥关系;其次,当程序竞合时,在结合案件情况决定适用先后顺序的同时,应当充分考虑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裁判稳定性和可执行性方面的优势并优先适用;最后,从程序效力的内在张力来看,同一犯罪事实先行适用违法所得程序后可再行适用缺席审判程序,而适用缺席审判后则不能再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没收违法所得处罚中依法退赔制度的解释论

没收违法所得处罚中依法退赔制度的构建将公益性和私益性有效兼容,是对公法和私法相互交融的实践需求的回应,其理论基础在于私权优先保护的价值理念和“国不与民争利”的民本思想。依法退赔制度的适用条件有三:法律责任竞合的存在、当事人有违法所得和当事人依法应当承担财产性民事责任。依法退赔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蕴涵主要表现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落实了比例原则的要求,强化了行政处罚公正原则和实现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从逻辑关系来看,依法退赔制度不是没收违法所得的前置性行政程序,当事人依法退赔的款项是没收违法所得的事实构成要件,其直接影响没收违法所得处罚的法律效力。通过行政处罚处理期限中止制度的完善和依职权行政调解的嵌入有利于在行政处罚程序中直接落实依法退赔制度和保证没收违法所得处罚的合法性,最后完善财政部门返还款项的程序,充分发挥财政部门返还款项制度的兜底性和补充性的功能。

没收财产刑执行困境及破解——以N市近3年财产刑执行案件为分析样本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财产判项,因缺乏具体的、明确的数额,实践中一些法院多以“1元”执行立案,导致没收财产刑出现“假执行到位”现象。执行结案方式缺乏统一标准,致使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陷入“孰轻孰重”的执行困境,同时也是对财产刑执行“失权性原则”的冲击。当没收财产刑从立案到结案均出现困境时,应从没收财产刑自身属性到程序适配性进行思考。没收财产刑有其自身刑罚逻辑,将其作为附加刑机械适用,会导致其“最严厉的财产处罚”属性受到冲击,但不能因为没收财产刑的执行效果不好或部分替代可能性而将其摒弃。没收财产刑的执行价值,需要一套完备的审执模式予以护航,从审判源头入手统一好法律适用、配套好执行启动程序与统一好执行结案方式,因而其未来走向仍值得期待。

涉渔“三无”船舶没收处罚制度研究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维护渔业安全生产秩序和社会稳定,全国各地深入推进“三无”船舶专项整治工作。涉渔“三无”船舶是指未注册、未备案和未持有有效渔业许可证的渔船,没收处罚被广泛地应用于对涉渔“三无”船舶的制裁。文章旨在对涉渔“三无”船舶没收处罚适用的分析研究,探讨该制度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的与立法目的偏离之处,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从而完善渔业法律的体系建设。

《海上交通安全法》框架下没收船舶处置困境研究

2022年9月1日起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新《海安法》)第九十五条首次在法律层面将依法没收船舶作为海事管理机构的行政处罚方式之一。结合海事行政执法实践,分析新《海安法》第九十五条关于没收船舶的规定,阐述目前海事管理机构在新《海安法》框架下实施没收船舶时可能面临的困境,提出出台有关没收船舶保管、拍卖和拆解要求以及拖带、清污和保管等费用支付等没收船舶后续处置工作指引的建议,从而为海事执法人员依法处置没收船舶提供依据。

台湾地区第三人没收制度改革和启示

近年来,刑事涉案财物处置问题一直是学界讨论之热点话题,改革没收制度的呼声高涨。台湾地区有关没收的陈旧规定与司法实践的矛盾长期存在,食品安全领域犯罪频发成为没收制度改革的导火索。2015年台湾地区开启没收制度改革,为了解决没收主体对象单一所导致的问题,创设了针对第三人的没收,同时在实体方面明确了第三人没收的标的、情形、范围及例外情形,辅之以完善的第三人没收程序,充分保障了第三人之财产权、诉讼参与权及救济权。台湾地区第三人没收制度改革的得失对于内地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论共同犯罪人的违法所得没收形态

就共同取得违法所得财物的共犯人间如何分配没收数额,严重影响共犯人的财产权能否被合理保护。连带责任说与按份责任说均无法提供具有可操作性且合理的解决方案,应坚持修正的连带责任说,保护国民合法财产权与刑法处罚优待权利。若涉及返还被害人,则共犯人间应承担连带责任,且依实际分配数额进行内部追偿,在无法确定分配数额时,需根据人数区分内部责任;若不涉及返还被害人,则共犯人间应承担按份责任,即依实际分配数额承担退赔责任,在无法确定分配数额时,需根据人数平均分配退赔责任;无论各共犯人承担的是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若违法所得财物总额已追缴完,则不应对剩余共犯人重复追缴;若违法所得财物总额多于被害人损失,则应在足额返还被害人后上缴剩余财物于国库。

《反有组织犯罪法》中涉特殊没收条款的适用与省思

《反有组织犯罪法》是为黑恶势力犯罪量身定制的一部综合性法律。其中,涉特殊没收条款为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确立了全面没收、比例没收和权利保障的总体原则,规范了相关主体的权责和义务,设置了针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财产处置紧急措施和违法所得没收的特别程序。然而,该法仍然未能彻底解决特殊没收的法律属性问题,违法所得的认定标准和第三人没收的类型还有待细化。第45条第3款已出现类似扩大没收的推定机制,有必要在立法上予以确认。

跨国追赃没收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法律基石

国际社会的跨国追赃行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瑞士较早进行了多方尝试与探索。跨国追赃没收裁决承认与执行是跨国追赃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受制于刑事执行管辖权的属地性,跨国追赃没收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必须通过国际司法合作实现。无论是跨国追赃中的直接没收还是间接没收,探寻明确有效的法律依据是其基本前提。各国开展跨国追赃合作,应遵循互惠、互认、对等以及国际合作等基本原则。跨国追赃没收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法律依据主要有《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多边公约、欧盟的区域性条约及一系列双边协定;国内法律依据主要是各国的实体法与程序法,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内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跨国追赃没收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法律依据明晰化和精确化,是全球治理与国际社会法治的核心要义。

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的体系化构建——以海外追逃追赃为视角

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之体系化,有诉讼认识的阶段性、诉讼构造的对抗性以及实质正当法律程序上的根基。其体系结构由纵向诉讼流程上的递进式证明标准体系与横向诉讼构造上的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两个基本维度构成。囿于规范上的局限和理论上的误区,我国现行特别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设置,于纵向和横向维度上的体系结构均显不足。不仅各阶段证据标准不明,诉讼两造的证据负担也未见厘清,从而造成实务运作上弊病丛生,并有招致司法权力滥用之虞。未来对于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的具体设置,应依诉讼阶段与争讼各方的特性、需求不同,而为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体系化安排。

中国特色境外追赃没收裁决承认与执行法律机制的重构

相互承认与执行没收裁决主要内容是赃款流出国与赃款实际所在国依据双边协定、国际公约以及国内法律法规进行司法合作,通过判决或登记等方式承认资产流出国签发的没收令的法律效力,并对所涉资产予以没收。这是国家之间追回外流赃款的一种方式,属于刑事司法协助与合作的范畴。与其他跨国追赃方式相比较,具有通约化、便利性、效率高、成本低的独特优势。充分发挥跨国追赃没收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的功能是构建中国特色追赃机制的应有之义。受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司法理念的制约,具有中国特色的境外追赃没收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机制尚缺乏系统性、针对性、全面性、科学性、实用性和权威性,加之相关法律依据不够明晰,实践困境与障碍仍然存在。跨国追赃没收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法治化必然要求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保障机制,我国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的更新或重构已势在必行。

两岸有组织犯罪没收问题比较研究

有组织犯罪是一种严重危害国家社会安全的犯罪类型,没收违法所得意义重大。《反有组织犯罪法》延续了规制黑恶犯罪的各类规则,适度突破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扩大了没收制度的适用。《反有组织犯罪法》兼顾实体和程序规则,搭配两类刑事特别程序,共同构成了有组织犯罪没收的规范基础。但该法未融贯对物诉讼,实体性规则的完备性、权利保障性规则的充分性方面也有所欠缺。台湾地区针对有组织犯罪的规制启动较早,形成了以“刑法”为核心的组合型立法模式,近年来更参照德国的相关制度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制的没收制度进行了力度很大的升级。其在实体性没收规则的体系性和完备性方面较具优势,但在程序性规则方面仍存在疏漏。虽然两岸在规则改革的背景、路径上呈现出较大差异,但在核心制度方面依旧表现出相似性和共通性,这是两岸合力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良好基础。

未定罪没收程序的法律性质及证明标准

2012年修订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未定罪没收程序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死亡的情形下依法处置其涉案财产的特别程序。从程序构造、诉讼目的和没收性质等本质特征来看,我国的未定罪没收程序仍是刑事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司法活动,属于刑事性质的特别诉讼程序,而非民事没收性质,但在有利害关系人参与的情形下也兼具一定的民事程序属性。在证明标准的适用上,虽然未定罪没收程序具有刑事性质,但从争议对象的性质、错误损害的评价以及诉讼经济的角度考虑应适用"证据优势"的证明标准,若有利害关系人参与诉讼,对利害关系人之诉也应采"证据优势"的证明标准。

没收财产刑的困境与出路

没收财产刑在理论上面临合理根据之怀疑、有悖于刑罚现代化与经济性等困境 ,在实践上则存在适用范围不明确、执行困难等问题 ,应当严格限制一般没收刑 ,将特别没收纳入到刑罚体系之中 ,并明确没收的财产范围 ,同时 ,建立没收替代制度和没收补偿制度 ,在程度上进行严格规范。

违法所得没收的理论反思与价值重塑--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中心展开

违法所得没收是一种建立在国家强制力基础之上的“准不当得利之衡平措施”。出于彻底剥夺不法财产的规范目的,违法所得包括直接所得、间接所得和其等值财产,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于内在构造和刑事政策上的特殊性,违法所得的投资收益同样应当予以剥夺;违法所得没收的对象包括犯罪分子本人、共犯和第三人,共犯没收应立足于“基于共同处分权之连带没收”的立场,第三人没收应根据获利关联性区分第三人的类型和法律效果;为彻底铲除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济基础,同时兼顾人权保障的需求,应坚持总额没收和比例没收原则。

外国刑法中的没收财产刑

没收财产刑,是一种将犯罪人的私有财产的一部分或者全部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也称一般没收。在外国刑法史上,没收财产刑经历了由盛到衰的发展变迁过程。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刑法中的“没收”是保安处分性质的特别没收,刑罚意义上的一般没收基本上已经被废除。没收财产刑走向消亡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没收范围及甄别——以《反有组织犯罪法》的相关规定为背景的分析

《反有组织犯罪法》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规定有组织犯罪的法律,其第45条规定了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没收范围,第46条规定了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处置规则。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没收范围不仅包括有组织犯罪组织及其成员的违法所得、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财物,也包括有组织犯罪组织及其成员以外其他组织或个人的涉案财产。结合《刑法》第64条,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没收应当以财产所有人的行为成立犯罪为前提。尤其是在对《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6条规定的财产进行没收时,要求财产所有人不仅在客观上实施了符合要求的行为,在主观上还应当存在故意,不知情行为人的财产不应当属于本法第46条规定的应予没收的范围。

论没收财产刑的修改与完善

自1997年我国刑法颁布以来,其中适用没收财产的罪名数量没有明显增加,整体上符合罪刑对应的基本要求。但从某些规定来看,没收财产的立法配置仍带有一定的随意性。近些年来,没收财产的司法适用情况表明没收部分财产的整体适用率较低,且无论是外在形式还是处罚功能均趋同于罚金。因此,立法上可以先废除没收部分财产,以罚金实现对没收部分财产的替代;与此同时,积极调整刑法分则具体罪名中没收财产的适用方式。在此基础上,我国可从司法、立法两个层面逐步实现对没收全部财产的适用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