赃款赃物没收追缴程序初探

赃款赃物的没收、追激贯穿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由于这一诉讼行为的分散性，以及长期以来，我国刑事法律只注重对行为的性质认定和对人的处罚而忽视对物的认定的价值导向，不仅刑事立法对赃款赃物的认定和处理缺乏应有的规范，即使是刑事法理论也极少涉及对这一专题的研究，这与赃款赃物没收、追激活动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是极不相称的。应该看到，赃款赃物的没收、追激行为不仅直接影吻到判决执行和诉讼效果，而且涉及到诉讼权力的合理配置，关涉当事人的基本人权。因此，有必要把赃款赃物的没收、追激活动作为一个独立的程序来进行研究．科学合理地确定其程序内客，理顺诉讼机制，以确保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刑事案件中对第三人涉案财物的处置研究

刑诉法虽然写明,审判机关在判决中应当将涉案财产处置及追缴财产状况列清,但是司法实践时公安机关往往忽视对刑事涉案财物的查处,尤其是财物性质以及相应的来源、去向等证据的收集和证明缺位,财物处置后的救济渠道不够完善等问题依然存在。财产权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私权利,在面对刑事审判这一具有强制性的国家公权力时,亟需程序公正之保护。本文以刑事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相结合,在《民法典》有关公民财产权利保护、善意取得规则之规定的框架下,从追缴的额度、追缴时间的确定以及追缴后的程序保障等等进行完善,规范司法处置的流程,通畅第三人的申辩渠道,以解决第三人涉案财物的追缴和救济之间的平衡。

涉黑犯罪财产之没收与追缴

涉黑财产的没收与追缴因牵涉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的平衡保护而须予全面规制。没收追缴的对象包括犯罪收益、犯罪工具等不法财产,侦诉部门的举证责任应建立在合理估算推定其财产黑化部分的基础上;没收追缴活动均应受制于特殊程序;管理和后期处置涉罪财产则应当移交于专门的政府部门。

论跨境追赃相关法律问题

中国高度重视反腐败问题,已正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目前中国国内法还未与该公约完全对接,特别是承认与执行外国没收令的制度尚未建立。中国现行的刑事没收制度也已落伍,主要表现为作为附加刑的"没收财产"的适用必须以定罪为前提条件。外国司法机关针对产生于本国违法犯罪行为的财产所宣告的没收令,在中国境内得不到承认与执行,中国司法机关也不能针对不归自己管辖的刑事案件的违法所得实行没收。解决境外追赃问题,一方面需要认真研究与资产流入相关的冻结、扣押和没收违法所得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还需要努力健全和完善刑事冻结、扣押与没收制度,尽快制定并颁布中国关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法规,使追缴犯罪资产的国际合作有法可依。此外,还应积极主动地寻求与主要犯罪资产流入国的国际司法协作,签订双边或多边的司法协作条约,为跨境追赃扫清法律障碍。

涉税走私违法所得问题研究

违法所得可以区分为广义违法所得和狭义违法所得、阶段性违法所得和终局性违法所得。涉税走私中,应区分不同功能来理解和把握违法所得的范围。打击洗钱犯罪旨在及时切断上游犯罪资金链,尽量剥夺再犯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适度放宽违法所得的范围,对上游犯罪的涉税走私采纳广义违法所得概念更合理,应侧重于从走私过程来把握阶段性违法所得。没收追缴则旨在剥夺行为人从违法犯罪中实际获得的利益,如果一律按走私货物完税价格认定违法所得,不但重复评价实际获利,也会导致罪责刑不相适应,不符合司法实际和大众观念。对此,应从结果角度来把握终局性违法所得,区分不同情形合理确定没收追缴违法所得的范围。

黑恶犯罪案件涉案财产处置研究

黑恶犯罪案件涉案财产区别于一般刑事案件涉案财产,极具复杂性、隐蔽性、广泛性等特点,对其处置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大难度,呈现出实体规则不足、程序规则不清的现状。规范黑恶犯罪案件涉案财产处置对摧毁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至关重要,尽管当前就黑恶犯罪案件涉案财产的处置已构建出基本框架,但仍有待通过司法实践总结出细化、翔实的方案,在实操层面深化理解和认识,为进一步完善涉案财产处置机制提供思路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