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初期江南乡村的秩序重建与民众武装

淞沪会战爆发以后,江南地区逐步沦陷,社会秩序趋于崩塌。虽然日军派出宣抚班在各地建立殖民统治,但仅局限于有日本驻军的城镇区域。在远离日军控制的乡村区域,半军事化的民众自卫武装发挥着恢复秩序的重要作用。其中,以管文蔚领导的江南抗日自卫总团为代表的抗日自卫武装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并兴起,是阻止日军深入控制当地乡村的重要力量。沦陷初期的民众武装承担了本地社会秩序重建的重要角色,是当地民众维系生存的重要支柱。

困境中的坚守:南京沦陷初期金陵大学医院的维持及应对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金陵大学医院在管理与医护人员纷纷撤离的情况下坚守南京,继续开展医疗救治、难民救助和公共卫生指导等工作,挽救了许多民众的生命。在南京沦陷之初的“非常时期”,金陵大学医院始终处于医护人员、资金、医疗用品及食物严重短缺,以及病患激增的超负荷运行状态。同时,日军在医院内滥施暴行,严重侵害了医院的权益。面对困境,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通过外交、教会等途径积极应对与自救,并与日伪当局周旋,尽可能摆脱困境,继续维持医院的运行,积极救治日军暴行的受害者和患病的平民,充分彰显了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性的光辉。

试析沦陷初期江苏地区各阶层心态

沦陷时期江苏地区各阶层在大敌当头时的心理和行为:战争初期,社会混乱,国民政府官员弃民而逃;土匪、地痞流氓则浑水摸鱼,大肆抢劫;普通民众则处于高度恐慌状态,为躲战乱,流离失所;城镇地区则有地方头面人物(地方耆老、商会会长等)联系日军,或者迫于后者的压力,出面组成维持会,稳定秩序。

南京沦陷初期安全区里的生存困境——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为例

南京沦陷时期,日军最广为人知的暴行是南京大屠杀。本文着眼于大屠杀背景下安全区的日常生活,简要分析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面临的生存问题,主要表现为食宿、卫生医疗上的困境,从而管窥沦陷初期安全区难民生存的状况和承受的深重苦难。

另一种"宣抚":杭州沦陷初期外侨对日交涉与日军因应

全面抗战爆发后,有不少欧美外侨留在旅居城市,成为抗日战争的亲历者.杭州沦陷之初,在杭城的部分外侨也遭遇了日军暴行,其财产被抢劫,人身遭受伤害.面对这些暴行,杭州外侨以美侨为首,试图通过外交途径,予以抗议,并谋求解决.日方派遣调查团来杭进行一场"形式主义"调查,以"误会"搪塞了事.随着"维持会"等傀儡组织的成立,杭城秩序开始恢复,但日军仍然肆无忌惮地对城中中外难民实施暴行.外侨们筹建红十字会杭州分会等开展自救和救济,凭借条约特权,利用宗教信仰,向日军谋求正常活动的权利,在争取日军中基督徒的同情、获取外出通行证、交涉伤兵难民救济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对于这些"成效",不应评价过高.日军的"形式主义"调查和对外侨的宽容与许可,本质是日军统治沦陷区的隐蔽"宣抚"手段.杭州沦陷初期外侨对日交涉与日军的因应,折射出沦陷史书写应当剖析"大写"或"小写"的民族国家叙事问题.

“禁”与“纵”:沦陷初期南京烟毒状况及日伪当局的因应

南京沦陷后,早被禁止的烟毒再度泛滥,严重破坏了南京社会秩序。对此,日军当局操控伪政权成立"禁烟局""戒烟局",并颁布一系列"禁烟"法规,搭建了一套所谓的"禁烟"体系。同时,日本军政当局还操控伪维新政府及伪南京市政当局设立以华中宏济善堂为核心的鸦片"公卖"体系,大肆贩卖烟毒。因此,日伪当局对南京烟毒泛滥的因应,名"禁"实"纵",其目的在于从中牟取暴利。日本军政当局是烟毒暴利的分配者和最大获利者,而伪政权则仰赖日本军政当局,从中获得小利,以维持伪政权的生存。日伪当局对南京烟毒泛滥的因应,在明面上塑造"厉禁烟毒"的表象,实则以此敛财,并将此作为调整日本军政当局与各级伪政权之间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

东北作家群的原生媒介土壤探析

活跃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东北作家群是东北沦陷初期"北满作家群"转移到关内而迅速扬名的团体,这个团体的出现与著名私营报纸——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息息相关。后者因一贯的进步倾向使其成为左翼作家创作的核心阵地,从而为沦陷区的东北文坛带来一抹亮色,也为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热血青年最终走向全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