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反”的历史--上海沦陷时期李健吾的历史剧书写

《阿史那》与《王德明》是李健吾于上海沦陷时期改译自莎剧的两部剧作,二者共同呈现出历史剧特有的自反性构型。这一构型不仅在作品的美学形式与主题学层面得到显现,同时也与剧作者彼时的生命经验若合符节。李健吾的历史剧书写以古今中外的自由转换打开历史与现实的想象。此外,它们也是李健吾的文学理想与戏剧商业利益折中调和的产物,凝聚着剧作家在沦陷时空下的伦理认知、身世抱负与隐微心史。

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的历史考察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上海沦陷时期日伪统辖下出版的唯一的妇女杂志——《女声》。笔者期望通过《女声》个案的研究,以历史描述的方式,揭示在上海沦陷时—份特殊的妇女杂志的运作方式、宗旨,并通过与同一时期其他日伪杂志中的女性问题讨论的对比,进一步探讨沦陷区言语空间的复杂性、殖民地文化传播的特点。

从《春江遗恨》的制作与接受过程看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的裂缝

以“大东亚战争”为节点,日本国策电影中出现了“反西方古装片”的潮流。这些影片选取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亚洲的“侵略行动”为题材,企图唤醒亚洲各地日占区观众对英美的同仇敌忾之心,来达到其想要弘扬“大东亚共荣圈”思想之目的。电影《春江遗恨》由大映公司提议与“华影”合作共同完成于1944年底,该片以“千岁丸访华”的历史事件与太平天国进攻上海的史实为题材,虚构出了中日青年之间相互交流,倡导“同生共死、同甘共苦”观念的历史题材电影,也算是属于上述“反西方古装片”潮流的作品。然而,中日双方围绕同一部影片的解读产生了错位,体现出在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不能弥合的裂缝。本文着眼于历史题材古装片对历史进行的再编码及观众对电影的解码,考察中日双方互相背离的“借古喻今”,尝试提出重新解读文本的可能性。

上海沦陷时期的商业出版机制与文学生产

上海沦陷时期,日本侵略军和汪伪政权控制新闻出版,操纵舆论导向,制定了严格的文化统治政策,致使上海出版业的发展异常艰难。面对扭曲而狭窄的生存空间,粉饰太平、大众需求的通俗文学创作引领了新的文学创作方向,促进了现代文学向前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合理地利用上海商业文化生产机制,依托广阔的市民阅读基础,乘机巩固并扩大了通俗文学阵营,并由此催生了上海沦陷区文学期刊运营模式的通俗化与商业化。同时,张爱玲、苏青、关露等通俗文学作家也积极迎合上海特殊背景下的商业出版机制,与通俗文学期刊相辅相成,在互动中谋求双赢,最终促成了出版机构与文学生产之间的良性合作。

周作人与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关系研究

抗战期间,周作人附逆之后对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周作人一向的上海厌恶症与他在此时上海文学界中所获得的尊崇地位形成奇妙反差。周作人与《古今》、《风雨谈》等期刊之间的互动表明了他的潜在心理:在畏惧民族道德审判的精神状态中用高雅装点自己,寻找同路人以排遣罪恶感与寂寞感。就文学创作实绩而言,周作人与周黎庵、文载道等上海青年文人的文学交谊不仅让《古今》变成了周氏散文大本营,还促成了上海沦陷时期的散文热。

暧昧与混杂:沦陷时期周作人精神症候分析——以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为视点

周作人在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学期刊上受到热捧是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他在《古今》、《杂志》等期刊上的相关文字显示出与过去迥然有别的精神混杂面向。在"春秋笔"与个人苦衷之间的自私选择造成了周作人"落水"之后的道德隐忧。为排遣这种隐忧,周作人一方面借助《古今》展开政治交游,对汪精卫谄媚示好;另一方面又在《苦茶庵打油诗》中进行忧虑自评。这反映在"破门"事件与片冈铁兵"扫荡反动老作家"事件之后,周作人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位。事件的爆发证明周作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层面上寻求中日之间、侵略者与被奴役者之间文化认同的失败。因此,《苦茶庵打油诗》是周作人的自我总结陈辞。周作人的文字代表了沦陷区"落水"文人与官员局促难安的精神状态。在背离民族道义之时,尴尬、暧昧、回避、辩解、神圣化等等成为其寻找合法性、自我解脱时的精神表现。

论林氏刊物对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的影响

林氏刊物的编辑理念和文学观念对上海沦陷时期文学面貌产生了深刻影响。《古今》、《天地》等刊对林氏刊物各有借鉴。凭借对林氏刊物资源的利用,上海沦陷时期散文获得了一块弥足珍贵的发展空间。

上海沦陷时期的翻译文学

因为日本的残酷统治,上海沦陷时期的翻译文学,整体上呈现出一片萧条的景象。沦陷时期的上海,日本侵华文学译介占据主流,欧洲名家名作和侦探小说的翻译也是译介的重点。除公开出版的翻译文学之外,潜在译作是上海沦陷时期翻译文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沦陷时期的翻译文学,带有鲜明的战时体制影响的痕迹,文学翻译的政治性特别突出。

论通俗文学在上海沦陷时期的自我革新

雅俗互动,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抗日战争期间,文艺界在特殊历史情境中的雅俗合流,提供了文学大众化、民族化的丰富经验。考察通俗文学在上海沦陷时期的自我革新,不仅有助于认识、评价特殊文学空间下通俗文学的发展状况,而且有助于从特殊到一般、获得对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建构的有益反思。

行走在政治与文学之间——上海沦陷时期的《杂志》研究

《杂志》是上海沦陷时期'别有隐衷'的代表。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它成了展示沦陷时期上海文化人文艺活动的重要窗口,而事实上它又是中共地下组织用来传达文化使命的重要渠道之一。身处日本军刀威逼之下的《杂志》成功利用了战争的缝隙,辛勤培育了属于中国人的文学。它倡导推动了上海沦陷时期的杂文、文艺批评与报告文学的创作,而对于张爱玲的刻意栽培则创造了现代传媒的奇迹。

试析上海沦陷时期谭正璧的历史小说

谭正璧的历史小说创作正是在上海沦陷的大背景下开始的,谭正璧在汲取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力量之后,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写作原型创作了大量的历史小说。

上海沦陷时期的官办集团结婚

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失去对上海的控制,其所主办的集团结婚被迫停办。当时主政上海的汪伪上海特别市政府继续推行集团结婚,但与原来的集团结婚有了较大的变化,藉此对其原因进行了探讨。

论汪伪当局对上海文艺的统制

上海沦陷后,汪伪当局为统制上海文艺,主要利用了以下手段:掌握现代传播媒介,制定新闻出版法规,对文化人进行威逼利诱,筹组文学团体,渗透日本战时文化思想,策划"和平文学"运动。

上海沦陷时期中日文人交流场域与文学关系——以《上海文学》同人为中心

本文以20世纪40年代前半期,沦陷期上海唯一的日本文学杂志《上海文学》的同人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中日文一手资料的钩沉,以同时期上海的日本报刊、文化团体和沦陷区的中国报刊为两条主轴,对围绕《上海文学》交织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梳理,重新审视抗战后期中日文人和中日报刊媒体之间构建的言论空间,还原处于日本侵占上海的特殊时期、所谓国策文学主导的特殊语境下不为人知的近代中日文人交流现场,揭示中日文人之间貌似热闹却畸形的文学交流场域和异质的中日文学关系。

鲁迅在上海沦陷时期文学中的投影

上海全部沦陷后,汪伪政府机关报《中华日报》副刊《中华副刊》曾以"官报"身份组织三次"纪念鲁迅特辑",企图假借称誉鲁迅赋予其新的文化象征意义,以期符合汪伪政权的意识形态,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这一复杂现象体现了鲁迅在上海沦陷时期文学中的特别意义:他以"缺席的在场"方式进入文学场域,与撰文者、读者彼此互动又相互制约。毫无疑问,在上海沦陷时期,以《中华副刊》纪念特辑为异样高潮的鲁迅传播呈现出殖民侵略背景下文学的混杂性,同时也反证了鲁迅主体性的强大,而中国大众对鲁迅的认知与尊崇表明文化精英最重要的栖息地仍在民间。

上海沦陷时期路易士诗歌论

上海沦陷后,路易士填补了戴望舒等现代派诗人离去后的文学真空,成为诗坛第一人。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一是由于他与《中华副刊》的双赢合作,二是因其进入了个人创作的高潮期。他行走在大海、都市与小城之间,"大海"书写投射了他对自由的向往,"都市"书写则意在表达现代人的紧张焦虑,尽管返沪之初他曾对上海产生游子重回慈母怀之心情。对都市"在而不属于"的生存感和对小城的依恋构成其精神之两面,反映出路易士作为一个现代诗人的文化乡愁。穷愁、自怜、自傲以及不安的毁灭感构成这一时期路易士诗歌的主要情绪。

周作人与上海沦陷时期的散文创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久居北京的周作人开始对上海散文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纪果庵、文载道、柳雨生等青年作家在题材选择与表达方式等方面学步周作人。就政治选择而言,纪果庵、文载道等可算是大节有亏,但其作品既有民俗风物描摹背后的乡土之思、文史随笔式的借古喻今,又有关注现实的苦闷忧愤,笔端不时传递出沦陷区中国民众的悲哀与痛苦。相对而言,柳雨生亲日态度鲜明,媚日之文甚多,其忆述战前北大之文又态度暧昧。与纪果庵、文载道、柳雨生等人不同,黄裳坚守民族气节,其创作的文史随笔于无意中奠定了《古今》散文的基本风格。青年一代作家虽在取材与表达方式上接近周作人,但也渐与周作人分野,并开始与其对话。

日本在沦陷区的电影文化统制理论建构与实践*——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

1939年日军在上海成立“中华电影公司”至1941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时间内,侵略者以日本陆军及陆军报道部为核心,尝试建立起一套具有时代与地域适应性的电影文化统制理论,并付诸实践。本文将首先探询这一时期日本方面重要的电影理论著作及有关公文书中将电影置于“思想战”理论框架中的相关论述;其次,探讨日本军方为实施相关政策在组织架构上做出的一系列规划与实践,探索电影在宣传军国主义文化方面承担的主要职能;第三,以日军电影文化宣传的影响力为中心,将视角聚焦于更具文化传播意义的“中华电影公司”巡回放映活动,探讨电影巡回放映作为文化思想统制的“毛细血管”的功能。

论《杂志》对张爱玲“经典化”的意义

张爱玲与《杂志》之间的亲密合作是上海沦陷时期其他文学期刊无法企及的。相对于《万象》有意规训张爱玲创作之路而言,《杂志》则是精心呵护与培育作为新星的张爱玲,这在一定意义上给了张爱玲更大的文学空间。《杂志》的"热捧"与顺畅的传播渠道是张爱玲"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力量,作家与期刊之间的良性互动达到了令人羡慕的地步。

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杨绛、钱锺书先生的两封信及其他

'质本洁来还洁去'2016年5月25日晨,百岁老人杨绛先生辞世。作为杨绛和钱锺书先生的母校,清华大学的文宣部门立刻做出反应,邀约本校中外文系的一些老师撰写纪念短文,其间也约我写几句话,于是我在26日以《杨绛先生:质本洁来还洁去》为题,写了下面这样两段话:杨绛先生昨晨仙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