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电影”的“去娱乐化”转向--以《万世流芳》为中心的考察

《万世流芳》是论及沦陷时期的中国电影时一部难以绕开的影片。此片得失兼备,失大于得。透过对《万世流芳》的得与失的细读,以及对其问世之际的历史背景之考索,可得出以下两个结论:其一,《万世流芳》并非“娱乐至上”,相反,它是一部“去娱乐化”的“国策电影”﹔其二,“沦陷电影”并非如以往影史著述所描述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一个既有因袭又不无变异的演进脉络。我们对“沦陷电影”乃至中国早期电影的书写,必须立足于对这种演进脉络及其外在动因与内在逻辑的不断叩问的基础之上。

失节的影像——东北沦陷时期电影新探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三省渐次沦入日本铁蹄之下,东北民众从此经历了家国分离的梦魇,沦陷区也成为东北的另一种身份。正是这种"失节"的身份,使得它的很多图景都被遮蔽,而以"满映"为中心的东北沦陷时期电影就是其中之一,很少被提及,甚至被摒弃于中国电影史之外。而实际上沦陷时期电影应该是中国电影史研究的环节之一。本文拟通过对"满映"及"满映"中影人影片的梳理,再次还原东北沦陷时期电影的历史面貌。

1937~1945年中国电影文化生态中的抗战电影研究——兼析影片《日本间谍》(1943)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战前已然形成的中国新电影形态,在整体上并没有被战火摧毁,只是被分割进入并依附不同的地缘政治继续发展前行。上海"孤岛"和沦陷区接受容纳了新市民电影和国粹电影,同时复兴了战前被新电影淘汰出局的旧市民电影,共同构成其畸形繁荣局面。此前由左翼电影转型提升而来的国防电影自然延伸为战时的抗战电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香港受到市场和内地文化辐射的双重激励,曾一度跻身主流电影;国统区抗战电影的生产完全依赖于三家官方制片厂,启蒙民众、激励军心民心和政治宣传并重。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抗战电影文本只有6个,香港和"中制"出品的各占一半。《日本间谍》的特殊性在于,在反映东北地区抗战上与《塞上风云》中的北部边疆抗日形成地域呼应,在涉及他国的关系上,主人公的意大利籍身份,又与《东亚之光》中日本反战士兵的国族背景相呼应。

短暂而虚妄的电影梦--冯节生平及电影业经历考析

冯节是沦陷时期汪伪政权派驻上海电影界的代表、该时期电影机构的重要人物,因其从事电影时间短,一直未被细致研究。在进入上海电影界前,冯节曾多年从事报刊编纂、政治经济类普及文本写作,并研究民众宣传方式,这使其在成为“华影”总经理后在电影宣传方针上有诸多设想。他也精于投机,多次操纵电影业增资,挤压民营电影资本,对包括“华影”在内的企业进行资本运作。由于依附伪政府、替侵略者声张,冯节的电影梦也注定是短暂而虚妄的。

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电影”研究方法再思考——兼论英文学界的“满映”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沦陷区电影"开始受到学界重视。由于"沦陷区电影"是在受日本控制的东亚殖民语境中发生和展开的,因而充满了种种暧昧模糊与多元异质的解读空间。有鉴于此,在结合海内外部分"满映"研究案例的基础上,引入"跨国民族电影史"的研究框架,探讨"沦陷区电影"研究重建中国主体性与历史观的必要性。同时试图建构四种共时历时的宏观维度,在进一步细化日占区复杂电影生态的基础上,对沦陷区电影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予以更具批判性的甄别与思考。

“沦陷”中的守望——“沦陷”时期影片《良宵花弄月》解析

本文以上海"沦陷时期"由朱石麟执导的电影《良宵花弄月》(1943)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了特殊历史环境下创作者的意图、作品诉求和艺术特色,试图以此一窥以朱石麟为代表的"沦陷"影人的创作心理,并肯定作品承上启下的艺术价值。

电影《春江遗恨》幕前幕后

1944年11月在上海公映的《春江遗恨》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中日合作的影片。因其特殊的时空,一直遭到非议。笔者近期意外地找到了该片的中、日文剧本,因此试图作一新的尝试:重新考察成片过程,触摸现场,对比文字剧本与视觉画面,体认心察,以时人的语言来重新叙述、审视这段历史。

战后上海“附逆影人”的检举和清算

本文整理1945—1949年间报章中对于"附逆影人"问题的各类消息、公告等,梳理了战后对于"附逆影人"认定及惩治的风波,分析其最终不了了之的原因,指明战争造成的历史问题复杂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