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安史之乱的平定与河北藩镇重建

安史之乱的平定是唐朝军队强大军事实力作用下的结果。代宗因担心当时手握重兵的仆固怀恩勾结河北叛镇而再生战事,遂同意其令叛将分帅河北的奏请。战后,为阻止此种可能性的发生,代宗着意削减河北诸藩的土地,形成初步的军事战略格局以期消灭河北于无形之中,这体现了代宗的魄力、谋略及其初期强硬的藩镇政策。虽然这一格局终因时陷怀恩及吐蕃威胁的朝廷与趁机要挟朝廷的河北的妥协而解体,但是解决河北问题一直是代宗的计划。而河北则在得到朝廷归还的土地之后逐渐恢复了实力,并在永泰之后走上了割据之路。

唐河北藩镇时期人口问题试探

从藩镇军额、散见诸文献中各府州实际户与口数及相关材料、本区经济发展状况三个方面对河北藩镇时期的人口进行考察,可知藩镇时期的实际民户未必大减于天宝盛时。由于唐后期户籍自身的重要性减弱,藩镇向中央申报的户籍并非实际征税的户籍,藩镇隐匿户口尤甚等方面的原因,实有民户不能在户籍上反映出来。

唐后期河北藩镇统治下的佛教

唐安史之乱后,河北陷入割据,形成了魏博、成德、幽州等割据型藩镇。在以节度使等为代表的职业军人的支持和参与下,河北佛教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恒州、定州等传统发达地区之外,形成了魏州、幽州、沧州等新的佛教中心,南禅开始传入,佛教发展格局也为之一变。另外,唐武宗灭佛时,河北藩镇开始进行了一些抵制,但在朝廷的压力下,灭佛政策得以贯彻执行,河北佛教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从诏书用词看唐廷对少数民族与河北藩镇的态度——兼论中唐时期的夷夏之辨与河朔胡化

在诏书的书写上,唐廷对于化外民族有着特殊的用词,但这些用词只是在涉及安史叛军的诏书中有所使用,而未见于涉及河北藩镇的诏书之中。唐廷对于河北藩镇的用词,基本不出唐廷对化内敌对政治势力的用词范围。这反映了唐廷对于河北藩镇的态度,是将其作为统一政府下的地方叛乱来对待和处理的,并未从文化层面对河北藩镇有所排斥。史料中存在的河朔胡化的言论,是中唐士大夫在夷夏之辨观念的影响下,对河北藩镇产生的主观认识,并非完全基于对河北藩镇的客观了解。

燕政权的嬗变与河北藩镇格局起源

安史之乱时期的燕政权由安禄山建立的燕与史思明建立的后燕构成,两者之间变革性大于延续性。安燕政权的核心是幽州文士集团,这一群体是在玄宗朝后期选人壅滞的背景下经安禄山刻意培植而形成的,燕朝建立后成为实际决策层,但内部存在分歧,经过至德二载光复两京与乾元二年史燕革命而宣告瓦解。安史易代后的史燕政权实质上是此前平叛遗留的政治问题,底层偏裨出身的武将势力日益壮大,至燕朝末期实际掌控了地方权力。宝应元年的最终平叛,是唐朝在与史燕地方实权派媾和的基础上对史朝义力量进行的集中清除。此后,"节帅出偏裨"逐渐成为常态,与地方军州形成制衡,共同构成了战后河北藩镇的基本格局。

中晚唐河北举子研究

中晚唐时期,河北藩镇与朝廷的对峙,对当地士人的科举态度和追求、科举仕进情况以及应举的政治背景都有重要影响。河北地域(特别是幽州镇)在中晚唐时期涌现出大量士人,科举成为他们出入河北藩镇的合法渠道,并成为促进河北地域汉文化发展的制度因素。

反叛与戡乱:中唐河北之乱与平乱诸军述论

中唐以后,部分河北藩镇,或公然突破"封疆",或悍然世袭节帅,其"僭越之举",往往招致中央无情的讨伐。通过对其讨伐战况分析认为:一、戡乱河北最重要的军力来源是河北藩镇与中原藩镇;二、在戡乱河北的频度和规模上,河北藩镇均占有明显的优势,中原藩镇次之;三、戡乱河北的战效上,尤以"河北四镇"与"中原三镇"为著,两者几乎平分秋色,若结合他们出兵频度和规模进行综合考量,中原藩镇或许更胜一筹,河北藩镇未能取得与之相称的战争效果。

陈寅恪“河朔胡化”说辨析

在"种族—文化"观念的影响下,陈寅恪提出了"河朔胡化"说。该说的问题指向在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而非河北藩镇的社会属性。由该说引起的关于河北藩镇"胡化""汉化"的争论,偏离了陈先生提出该说的研究旨趣,应当有所修正。对河北藩镇客观存在的"胡化"现象,不应再做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应着重考察唐代社会对这种现象的认知。唐廷在政治上的认同与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异见,表明了"胡化"现象虽然造成河北藩镇与唐代社会在文化上的差异,但并不足以引起双方政治关系的剧烈变动。

唐魏纶夫妇合葬墓的发现与墓志考释

唐代魏纶夫妇合葬墓发现于西安市长安万科城如园小区建设范围内,该墓为小型竖穴墓道土洞墓,出土有魏纶与夫人雍氏的两方墓志以及少量随葬品。墓志记述了魏纶生平事迹及其家世等情况。墓主长期任职于幽州藩镇,后随节度使刘总归朝,任四州刺史等职。墓志既与正史相印证,又补充了唐代刺史等资料,为研究大历至元和年间唐朝廷与河北藩镇对峙、互动的形势及其对士族的影响等提供了新资料。

论后唐对关中的控制——以关中藩镇的去割据化为中心

后唐是五代北方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重要时期,分别为数个统治集团所占据的中国北方地区在沙陀人强有力的手段之下重新整合为一个整体。而在这一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关中藩镇割据问题的基本解决。地处西部的关中藩镇[1]由于远离政治、军事中心,缺乏中原王朝强有力的介入,自唐末以来就大部处于割据状态并出现家族世袭统治的局面。

墓志铭映印下的唐朝河北粟特人地着化问题——以米文辩墓志为核心

本文选择《米文辩墓志》作案例,通过考察该家族自西向东迁转的路线以及最终步入河北魏博镇的事件,旨在说明这个家族政治的发展和演变,以此揭示其族性与文化转型的特点,即唐朝后期河北地方抗衡朝廷的政治行为是以军队成员地着化为方式实现的。易言之,该家族任职仕宦的地着化政治性活动覆盖了族性、文化的变迁,这是河北粟特人及其后裔的一种衍变线路。而地着化之后的河北'本土'民众,在唐朝解体以后的五代、北宋新政治体的形成中,又扮演了南部汴梁都城起支撑作用的角色,呈现了北部穿梭于辽、宋对峙下的'中间状态'的样例。

墓志铭映印下的唐朝河北粟特人“地著化”问题——以米文辩墓志为核心

本文选择《米文辩墓志》作案例,通过考察该家族自西向东迁转的路线步入河北魏博镇的事件,旨在说明这个家族政治的发展和演变,以此揭示其族性与文化转型的特点,即裹挟在唐朝后期河北地方抗衡朝廷的政治行为中是以军队成员'地著化'为方式实现的。易言之,该家族任职仕宦的地著化政治性活动覆盖了族性、文化的变迁,这是河北粟特人及其后裔的一种衍变线路。而地著化之后的河北'本土'民众,在唐朝解体以后的五代、北宋新政治体的形成中,又扮演了南部汴梁都城支撑作用的角色和呈现了北部穿梭于辽、宋对峙下的'中间状态'的样例。

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

安史之乱爆发之前的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多种民族共存的大国。然而,安史之乱的领导者在唐朝人眼中是地道的粟特胡人,这场叛乱给唐朝造成巨大创伤。因此,安史之乱后,唐朝境内出现了对胡人的攻击和对'胡化'的排斥,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唐朝前期胡化现象的否定。面对这样的形势,在中原继续生存的粟特胡人,用改换姓氏、郡望等方法来转胡为汉,如武威安氏改姓李氏,康姓附会出自会稽,何氏自称望在庐江,逐渐变成地道的汉人了。另一方面,安史之乱后,河北节镇对胡人采取优容态度,参加安史之乱的胡族将领被继续留用,许多原本在关内、河东等地的粟特人也迁到河北,在这里建立新的家园,有些得到新的发展,甚至坐到节度使的高住。从文化的角度看,安史之乱后,看不到长安和洛阳新立祆祠的记载,也没有明确的胡人祭祀祆神的记录,但新的祆祠却在河北地区得以建立,并且为胡汉民众所敬事,有的一直延续到北宋。

华夷之用:试探安禄山政权的“地域性”与“民族性”

玄宗时边域武将过渡膨胀以致安史之乱几成中古史学界之定论,然笔者翻检史书时,常为一问题所困,即"有唐一代,北、东北、西北三方皆为军事布防之重镇,何以安史之乱独肇始于河北之地"?此问题前人虽有论述,惜不甚明了,鉴于此,笔者试图从中央与河北地方关系入手,从安氏政权内部结构为着力点,探析河北藩镇的地域与民族性,以期获取新识,论述诸多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