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青海河南蒙旗文化变迁的影响因素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地理环境的制约,藏传佛教的信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河南县蒙古族在语言、服饰、饮食、习俗等方面已经发生很大改变,与当地藏族基本相似。本文对影响河南蒙古族文化变迁原因作了分析。

家畜个体性再考--以河南蒙旗策塔尔实践为例

与其他藏传佛教畜牧地区一样,在河南蒙旗~①亦可观察到"策塔尔"~②实践,即牧民将畜群中的个别家畜不杀不卖,而给予其自由的实践。策塔尔实践的动机虽多种多样,但基本来源于牧民和家畜之间所共有的日常喜怒哀乐的经历。原则上所有家畜个体都有可能成为策塔尔实践的对象,不受家畜物种限制。这种实践也可解释为基于佛教教义的放生或以积攒功德为目的的行为。但是,从河南蒙旗的策塔尔实践来看,对于特定个人和特定家畜之间,以特定的事件为契机所联结的特有关系却无法依此做出合适的解释和说明。将策塔尔家畜个体视为表现人与神关系的象征性存在的观点,或者将个体视为分类体系物种范畴的延展和界限的观点都无法详尽把握此种关系。而人类个体与家畜个体之间的关系,恰恰应该被认为是策塔尔实践的本身。一方面,策塔尔家畜作为这种关系的标指而发挥作用,以自身的外观和经验,使其成为与特定个人所结成关系的当事者,从而获得个体性。另一方面,当人们言及策塔尔家畜时,常使用的话语是表示绝对幸运意义的"漾"~③。通过放策塔尔,人与家畜的漾都会得到提高,这是策塔尔实践的根本逻辑。漾不限于人和家畜,遍存宇宙万物之中,具有普遍性。另外,漾不受物种范畴所约束,内在于万物个体之中,又兼有具体性。漾具体性反映人与家畜的特有关系,漾的普遍性使这种关系与不杀不卖行为结合,形成并延续以策塔尔命名的实践。在这一实践中,人与家畜的特有关系通过漾而形象化,同时,通过漾的循环,家畜之间、人与家畜之间的连续性得以确立。

河南蒙旗的形成及衰落原因探析

13世纪蒙古族进入青海地区,雍正年间形成黄河南蒙古族四旗。罗卜藏丹津事件后,清政府交替采用"扶番抑蒙"和"扶蒙抑番"政策,对青海蒙古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河南蒙旗由此内忧外困,走上了全面衰落时期。本文以汉、藏文史料为基础,就河南蒙旗的形成及衰落原因进行探讨。

对两份“河南四旗工作材料”的研究——基于对青海黄河南部蒙古古列延的考察

1949、1952年的'河南四旗工作材料'(以下统称为'两份材料')详实记录了黄河南部蒙古旗1949年时有3旗6部135个古列延,1952年时,变成了3旗6部117个。古列延是蒙古氏族部落时期产生的人群组织、聚落形式、游牧方式和军事防御体系,直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居住于此地的蒙古族依然保留着古列延这一社会组织形式。

扎喜才让与曲格亲王府纪念馆

1949年8月,兰州解放,青海黄河南蒙古第十世亲王扎喜才让派员赴兰州向彭德怀等领导表示,河南蒙旗各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欢迎人民解放军。位于河南县宁木特镇浪琴村的曲格亲王府曲格亲王府纪念馆,是一处集“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文史陈列馆”“曲格亲王府”和“中共河南蒙旗工委早期办公处”为一体的新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见证了扎喜才让这位最后一位女亲王从一个旧制度下的贵族脱胎为人民政权的公仆的转变。

生存的策略——青海河南蒙古族“藏化”现象的探讨

青海省蒙古族的"藏化"现象,值得关注。由历史文献出发,检视元代乃至现代青海蒙古族军事、政治、经济与宗教势力的消长;以人类学理论的"同化"概念,辅以作者田野调查成果,探讨青海河南蒙古族的语言、宗教、服饰、饮食与婚姻家庭形式等现象,回馈比对西方对中国境內"汉化"的论述,可看出在自然生态环境、人文条件与政治社会因素交互的作用下,族群间接触的结果,突显着弱势少数民族求取生存策略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