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汾之学与初唐文学观的建构

隋末唐初,王通续《六经》以绍儒业,并于龙门开筵讲学。受王道观念的影响,王通的文学观具有明显的功利特征,如对《诗经》的阐述及历代作家、作品的评论上,王氏皆以儒家政教观作为衡量的标准,强调文章经世致用的教化作用。此外,河汾之学也深深地影响到唐初文学观的建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即唐初史家、政治家对王通经世致用文学观的继承;受一定的家风和区域文化的影响,王绩、王勃等人的文学追求既有家学因素,又呈多样化趋势。

王通“河汾之学”及其在初唐的影响

隋末大儒王通的"河汾设教"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以续六经的形式,对汉魏以来传统的文化思想进行总结,标举王道,经世治民,强调学以致用的文学实用论,开创了一种新的儒家道统——河汾道统。文章通过对王通及其学说、门人弟子的考论,借以阐释河汾之学与初唐文学政治之关系。

河汾之学几个问题新探

河汾之学成员研究,除王绩《游北山赋》及自注等材料外,还需关注《中说》本身的记述。河汾成员中,有些是王通门人弟子,有些是一般的访学垂询之人。王绩与王通思想情趣迥异,河汾作家基本上没有群体文学活动,在王通讲学河汾背景下,并未形成作家群。河汾之学与初唐文学思想,一空言明道,守旧复古;一切于实际,创新发展,河汾之学对初唐文学思想的影响极为有限。

北齐隋唐之际的“河东”及其文学文化特色

"河东"历史文化研究的客观现状与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是不相符的,在北齐隋唐之际尤其如此。文章试图还原这一阶段的"河东"文化之形态,基本上沿着一个由文学文化现象到文化内质认识的逻辑辩证过程来呈现主体内容。其中王通的"河汾之学"与"儒道更新"的问题又是围绕着儒学来展开的。隋唐之交的儒学面貌及其中所涉及的汉族与非汉族的文化关系问题,又是解决历史上的"河汾之学"多重疑问的一个重要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