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河泊所与渔税之征

位于武汉市汉阳区青石桥路东侧的河泊所社区,是明朝湖北汉阳府长江局河泊所的公署旧址,也是全市唯一一处沿袭至今的“河泊所”地名。这一早已隐入历史尘烟的名称,到底因何而来,又与武汉乃至湖北众多水域及周边区域的发展有何种联系?曾是汉阳渔业繁荣的见证河泊所是我国古代渔税的征收机构。元朝末年,朱元璋攻克武昌后,看中了江汉平原地区丰富的渔业资源,于是在湖北首设河泊所专征渔税,作为当时军费的重要来源。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派员勘定全国水域面积,全面推行鱼课制度,并在各省陆续设立了三百多个河泊所专门管理渔业课贡。

晋寧河泊所漢簡《富■與青等人書》初識

晋寧河泊所漢簡《富■與青等人書》是富■寫給位於滇池的青、平等五人的私人信件,時代大致在西漢晚期到東漢早期。此信寫於春季,行文與漢代書信禮儀相合,多套語,不少語句可與里耶秦簡、西北漢簡、天長漢牘等資料中的書信内容相比照,是漢代文化一統的一個縮影。

明代云南府滇池鱼课司与河泊所述略——基于滇池鱼课司大使霍思诚档案的考述

洪武十五年(1382),明朝平定云南后,派遣大量官员前往云南开展行政治理工作,霍思诚被派至滇池鱼课司任职。云南省图书馆馆藏典籍《元官藏》纸背载录了两则关于霍思诚的档案史料,其一是霍到任后写给家人的信札,其二是霍在滇池鱼课司任职期间所经手的文书。对两份档案进行解读,分析其中的人物活动及所涉机构运作流程,为研究明朝初期云南的治理与开发情况、明代公文形式等提供了重要参考,亦对研究明代云南府滇池鱼课司、河泊所的设置和功能,以及渔税管理制度有重要价值。

从明代河泊所的置废看湖泊分布及演变──以江汉平原为例

本文以一种执行经济功能为主的税收机构──河泊所为切入点，探讨了明初江汉平原中小湖泊的分布及明中后期该类湖泊的淤塞演变过程，揭示出江汉湖群演变的时间特点和空间规律．时间特点：成化（１４６５年）以前，淤积缓慢；成化至弘治间（１４６５－１５０５年），淤积加快，但淤塞仍轻；正德末（１５１７－１５２１年）以后，众湖群迅速淤浅、淤废，直至明末空间规律；汉水泥沙自上游向下游依次淤积；江水泥沙先自上游向下游淤积。

明代河泊所的变迁与渔户管理——以湖广地区为中心

本文以湖广地区为中心,探讨了明代河泊所建废的具体原因、河泊所是如何对渔户实施管理的,以及在河泊所建立之前,及被废之后,渔户又是如何被管理的等问题。指出,河泊所的建立直至被废除的过程,反映出明代南方地区的开发不断深入。

明清江南的河泊所与渔课杂税——以宁镇及扬州地区为例

本文对明清时期南京、镇江及扬州地区的渔业状况分地域做了较为细致的阐述。从河泊所的设置分布及其裁革变迁、渔业税贡的数额及其征缴变化等各个方面进行论析。这在一个侧面揭示了各个地域渔业的发展变迁状况。

明代顺德河泊所设置研究

顺德河泊所,是广东在明中期设立的唯一的河泊所,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文章以地方志史料详细考证了顺德河泊所的设置情况:该所成立于景泰三年(1452),一年后将衙署设置于碧鉴路,即现在的清晖路(环山路)与碧鉴路交汇处。在万历九年(1581),顺德河泊所于当时的革除大潮中被裁革,然而,在万历十二年(1584)即被恢复。直至雍正三年(1725),顺德河泊所被革除,其衙署在乾隆元年(1736)被变价售卖,钱资用来增设养济院。顺德河泊所得以存续直至清代雍正三年(1725),一方面是河泊所大使及时更改鱼课征收对象,缓解鱼课征收之难题;另一方面,是由于河泊所署所在地经济高度发达,是全城的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提供了税收来源。

清代南番河泊所与广州城的水域管理

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水巡建立前,广州城外的“省河”没有独立的治安管理机构,在水上活动营生的人和船主要由南番河泊所管理。河泊一官职掌主要包括管理疍丁船户、渔课征纳、管理花艇、维护河道治安等。通过光绪年间两起纠纷案看到,河泊所官作为基层官员,在处理纠纷时经常力有不逮,须由知县最后裁夺。而随着技术和时局发展,水面利益争夺愈加激烈,贫苦疍民的生存空间被挤占。河泊所官做出诸如倡办疍户学堂、为疍民除籍等举措,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对新挑战的应对思路。

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

河泊所遗址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地处滇池东南岸较为开阔的一处滨湖冲积平原(图一)。遗址所在区域西部紧邻滇池,东部为关岭山系,中部有零星隆起的低岗山丘,其余区域为耕地,面积广阔,土壤肥沃,是晋宁主要的农耕区。河泊所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确认遗址为东西长80、南北宽30、高8米的螺蛳壳土丘,位于河泊所村[1],现已成平地,遗址核心区大部分被村庄建筑物覆盖。

明清河泊所赤历册研究——以湖北地区为中心

赤历册是明清时期河泊所对所属渔户业甲的编排、具体办课水域以及承担的课额等内容进行记录的征税册籍,功能类似于里甲系统的黄册。在明清户籍赋役制度中,河泊所与渔户制度占据重要地位,就全国而言,渔户是除军、民户之外最大的职业役户,负责办理鱼课与鱼贡等职役。在湖北地区,承担管理渔户等任务的河泊所设置最早亦且最多,所属渔户数量最多,形成一套隶属于州县而又相对独立的管理体系,赤历册正是这一管理体系运行的核心所在。本文主要依据新发现的河泊所赤历册,从制度层面出发,以黄册与鱼鳞册为主要参照体系,厘清赤历册的内容与性质、攒造、演变及其与鱼课征收之间的关系等制度运转的情况,并进一步指出揭示赤历册中所反映的地方社会丰富的图景等方面,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元代河泊所与河泊课考述——从“金山台池印”谈起

河泊课是元代一项重要税收。较之于宋金两代,元代河泊课的征收更为普遍化、专门化。河泊所的设置以及部分河泊官的品官化是元廷重视河泊课的体现。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是元代重要河泊所设置最为密集的地区。元代河泊课的征收呈强化的趋势,河泊所对捕鱼船只和捕鱼人的管理日益严密。明前期的河泊政策大体上是对元朝旧制的继承和强化。

昆明市 探索滇池沿岸绿色发展新路径

在昆明市晋宁区小渔村感受农耕文化和艺术创作空间,在太史村打卡现实版的“绿野仙踪”,在河泊所村参观贝丘遗址感受考古文化……走进滇池沿岸,可以体验丰富多彩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自2023年2月起,昆明市启动滇池沿岸重点乡村改造提升工作,梳理沿岸183个重点乡村的资源禀赋,对46个村庄进行重点改造提升,滇池沿岸村庄基本实现一村一特色、一村一主题,以生态兴带来“产业金”。

云南滇池地区石寨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结构研究——以晋宁河泊所遗址植物遗存分析为例

河泊所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是一处重要的石寨山文化聚落遗址。2014年,考古人员对此进行了系统的采样和浮选工作。浮选发现了小麦、稻、粟、黍、大豆等炭化谷物和大量的稻基盘,以及丰富的杂草种子。在炭化谷物中,稻、小麦和粟的数量百分比和出土概率较高,应当是主要的农作物种类。黍、大豆和赤豆的数量百分比及出土概率较低,是辅助性的农作物种类。基于农作物加工废弃物及杂草种子的分析,我们认为河泊所遗址的稻为本地种植。此外,结合光坟头和学山遗址发现的植物遗存来看,石寨山文化时期滇池地区已开始了小麦、稻、粟、黍、大豆及大麦等多种农作物的种植,云南地区主要的作物结构在此时期已经形成。

云南晋宁河泊所和西王庙青铜时代贝丘遗址试掘简报

2014年和2016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美国芝加哥大学,分别对晋宁河泊所和西王庙遗址进行了试掘。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毗连石寨山墓地,是石寨山文化的核心居址。两次试掘发现了商周时期的灰坑、房址等遗迹,出土了陶片、石器、玉器等遗物,为认识石寨山文化提供了新的线索。

明代的渔政制度及其变迁——以机构设置沿革为例

明代对渔业非常重视 ,渔政制度十分严密 ,渔政设施颇为完备 ,但前后期的变迁较大。明代前期全国各地设有数量众多的河泊所 ,其中又以今两湖地区、九江地区、安庆地区及福建、广东沿海最为密集。洪武十四年以后 ,大多数河泊所均建有专门的办公公署 ,而且建置规制基本类同。各河泊所一般都配备有官员和吏员各一名 ,掌管征收解办渔税及管理渔户等事宜。官员即河泊官 ,吏员为攒典。河泊官又称河泊大使 ,为未入流之官。但充任河泊官者一般文化素质均较高 ,多有举人 ,甚至偶尔有由谪官之进士充任者。明中后期由于河湖淤浅、围湖圩垦而鱼利减少等原因大量裁并 。

明代中后期渔课征纳制度变革与闽粤海界圈占

明代河泊所设立之后,维系甚为困难,各地渔疍户纷纷逃亡,课额空悬,明中期之后福建广东沿海渔课的征收方式和征收对象因时因地而异,地方官员务在补足课额,不能或不再拘泥于河泊所或由渔疍户来完纳。这种变化实为各色民人以办纳渔课之名自行于濒海之处划定海界大开方便之门,而在海界圈占过程中,势豪之家占有绝对优势,围绕濒海滩涂海界的圈占和争夺在广东、福建沿海地方层出不穷。

明清时期安庆地区的渔业经济

本文对明清时期安庆地区的河湖水系形态及其演变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揭示了部分湖泊水体逐渐淤塞湮废的过程 ,并初步探讨了导致其迅速淤浅湮塞的原因 ;本文还从该地区的渔税征收机构河泊所的设置分布及裁革情况 ,渔课的数量、比重及变化等分析和探讨了明清时期这一区域的渔业经济状况及其变迁。

明清时期太平及池州地区的渔业

本文从明清时期安徽太平及池州地区的渔税征收机构河泊所的设置分布及裁革情况 ,渔课的数量、比重及变化 ,渔业从业人口的数量及变化等分析和探讨了该时期这一区域的渔业经济状况及其变迁。由于拥有较为丰富的河湖水域 ,太平和池州地区的渔业在区域经济结构中占有一定地位。太平地区的渔业主要分布于沿江的当涂、繁昌和芜湖三县 ,其中又以境内湖泊水域较广的当涂县最为兴盛。池州地区的渔业主要分布在沿江的贵池、东流和铜陵县 ,其中又以附郭贵池县之渔业最为兴盛。

论明代福建地区的渔业分布

本文通过考察河泊所、渔业课税征缴额、渔户户数及相应的渔民人口数量的空间分布,论述了明代福建地区渔业的空间分布。明代中后期渔民人户严重逃亡,而渔业课税则多维持原额而分摊于仍存之渔户,渔民不堪重负而逃亡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