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叙事对国家民族形象建构之比较——以《北上》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为例

中国与美国都有大量与河流有关的优秀文学作品。作为“历史之镜”,这些文学作品也一定程度上记录了中美两国的民族历史发展脉络和国家民族形象建立的过程。本研究意在运用“河流叙事”这一独特的叙事视角,以中国作家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和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河流三部曲之一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其以河流为主要叙事空间这一共同点,对河流叙事如何建构国家民族形象这一问题进行平行研究。研究得出国家民族形象可从三方面进行塑造,分别是民族景观、民族人格与民族文化。又因河流地理空间对于两国社会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作用,中美国家形象存在着各自鲜明而迥异的特点。可以承认,文学作品中的河流叙事的确对民族形象构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河流叙事”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经典性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经典性来自作者创造的"河流叙事"模式。在宏观的意识形态上,这个模式借密西西比河建构了具有文化共同体性质的"国家风景",回应了现代民族国家对文化共同体问题的关切;在人物塑造上,以哈克与河流之间的象征性互动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新生;在文学形式上,它借助河流对欧洲的古典时空形式和风景描写进行"创化",形成新变,呼应了现代国家对文化的要求。

流动的生命之美——迟子建和徐则臣的“河流”叙事

文学叙事的河流及作为叙事载体的河流,像一条永不干并鸣奏“虚实”的交响曲,探秘“水”如何育养万物生命,运载生命共同体,唱诵流动生命的“天人合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裹挟了绿野、森林,乃至万物生命的互动及那个民族盛衰百年的生命历程;徐则臣的《北上》以大运河几千年跌岩及未来性昭示,将生命及美与血脉、人脉、文脉融汇,将历史流动及文明行迹之脉共同疏通,在跨世纪时空交织的史诗般述录中,成就命运波澜的共同体叙事。我们从互文、合奏的视界深度体验两部作品,必然会彰显文学的广域、阔大、恢弘及深邃,从中可见历史性脉动借力河流生命叙事,内蕴着一种民族性的,且串接人类命运行程的“生生”之脉。

文明互鉴视角下的中美河流文学书写——马克·吐温《密西西比河上》与徐则臣《北上》比较研究

马克·吐温《密西西比河上》与徐则臣《北上》是中美河流文学书写中“全球本土化”的代表作品:两部作品都聚焦河上职业群体,借助具有差异性的叙事视角,完成本土身份的空间建构。而两部作品中方向相逆的河流航行表明,无论是美国外向型文化接触过程,抑或是中国内向型文化接受过程,作者都运用航行地图行迹再现了本土社会与世界文化关系的演化历程,传递出可视可听的现代化元素。两部作品同向异构的“全球本土化”叙事,不仅揭示了不同国别作家在面对“本土”与“全球”时的思维差异与价值选择,还揭示了超时空语境下他们思考河流历史、河流现实以及河流未来复合关系的重要性,折射出中美河流文学作品间的文明互鉴价值。

论莫言小说中的河流叙事

莫言小说中,河流是一个特别的叙事场景,他所讲述的故事中许多重要事件都发生在以河为中心兼及桥、堤、船、岸等河流场景中。对于莫言来说,河流不仅具有提供叙事空间与补白叙事的作用,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河流因其种种独特性而富含的象征意义和隐喻意义。莫言小说中的河流叙事源自童年记忆中河流带来的奇幻、神秘、富有故事性的深刻印象,基于丰沛的河流所馈赠的不竭文思,莫言的河流书写也以其神奇、瑰丽、独特的风貌汇入中国文学"河的史诗"的文学传统。

新时期四十年文学中的河流危机叙事及意义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生态环境遭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河流生态危机、文化危机愈加凸显。作家们承续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热切关注现实问题,纷纷将目光聚焦土地与河流,反复书写洪流滚滚中的苦难、抗争与新生,河流污染、改道、干涸等生态危机,以及那些因河而生而兴的传统生活方式、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的溃败消亡等河流文化危机,涌现出一批为大地立传、为乡土代言、为河流呐喊的史诗性作品。其中有追忆,有哀叹,有反思,有呐喊,表达了新时期文学丰富而深沉的河流生态忧患、乡土文化追怀与现代文明批判。这在当代文学生态意识觉醒、重返现实主义、文学审美追求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的旅行叙事

《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是伟大的美国小说家、幽默家马克·吐温最出色的作品之一,以往对这部小说中种族问题进行研究的专著很多,这既使得这部小说长期以来在美国被禁,同时又导致其突出的旅行叙事特点被人长期忽视。从旅行叙事角度对该小说进行分析,对重新认定和解读这部小说具有重要意义。

《河道导游之死》中的文化记忆与身份建构

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弗拉纳根的《河道导游之死》讲述了一个塔斯马尼亚古老家族的百年传奇故事,展现了少数族群追寻独特文化身份的艰苦历程。弗拉纳根借河流叙事的手法进入历史豁口,通过书写少数族群集体身份认同的演变,揭示个体想象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小说透过家族记忆、河流叙事与杂糅身份之间的辩证张力,彰显出弗拉纳根对澳大利亚文化记忆传承以及民族身份建构的深刻理解与艺术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