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20年青海河湟谷地植被NDVI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

[目的]为了解青海河湟谷地植被时空变化情况,明晰气候变化、土地开发利用及人类活动等因素对植被变化的影响。[方法]利用2000—2020年MODIS NDVI数据集表征植被变化,基于Theil-Sen Median趋势检验法、偏相关性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青海河湟谷地NDVI时空变化情况及其与气温、降水、坡度、土壤类型和人类活动等影响因素的关系。[结果](1)近20年河湟谷地植被NDVI呈波动增长趋势,显著增长区域面积为2.21×10^(4) km^(2)(p<0.05),占河湟谷地总面积的53.39%;植被NDVI显著下降区域面积为7.04×102 km^(2)(p<0.05),主要分布在湟水谷地中部,占总面积的1.69%;(2)自然因素上,NDVI与气温、降水呈正相关区域分别占总面积的50.32%,80.14%。植被显著上升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海拔2800~3100 m、坡度15°~20°、坡向为北向的区域。在高程小于3200 m范围内,植被NDVI变化随高程增加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显著上升区域占总面积的54.37%。人类活动因素上,NDVI与人口密度、夜间灯光呈正相关区域分别占总面积的50.52%,38.53%。植被NDVI在森林、灌木、草地及建设用地上呈显著向好趋势。(3)综合偏相关性分析与地理探测器对植被NDVI变化归因分析可知,不同土壤类型上植被变化差异明显,年降雨量和人类活动是河湟谷地植被NDVI变化主要影响因素,各影响因素间存在交互作用,呈现相互增强和非线性增强关系。[结论]研究结果揭示了河湟谷地植被NDVI时空变化特征,明确了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对植被NDVI变化的驱动机制,可为未来青海省河湟谷地生态保护、建设规划以及生态工程实施提供理论支撑。

论河湟李土司家谱中英雄始祖的文化建构

家谱是一个家族延续与变迁的缩影,而始祖作为家族记忆之根,历来受到家谱编纂者和家族百姓的重视。明清时期河湟地区李土司家谱中追溯的英雄始祖,实为李氏为表达对中央的认同、提升家族地位、获得更多权利、凝聚家族力量,与文化精英共同策划建构的产物。这种构建在与朝廷官员的互动中,成为忠君爱国家族的典范,在文字与口头的传播中,逐渐演化为族人的文化记忆。梳理明清时期李氏对英雄始祖的追溯,发现其始祖的建构随中央政权更替呈现动态变化的特点,展现了河湟李氏忠勇的传统。当代李氏始祖问题的再探讨,既凸显了溯源的复杂性,也体现了文化的进步性。

魏晋十六国经略河湟探赜

河湟地区作为政治、军事、经济和交通的战略要地,历来被各朝所重视。曹魏西晋在两汉经营基础上采取稳定河湟、安抚诸羌的政策,一方面承袭东汉的郡县体制,在河湟地区设置西平郡;另一方面以护羌校尉节制安抚河湟诸羌。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汉、鲜卑、氐、羌和卢水胡部族建立的前凉、前秦、后凉、后秦、南凉、西秦、北凉等诸政权相继深入河湟展开经营进行角逐,并随着河湟地区复杂的民族形势以及十六国各政权间的战和关系变化而不断调整改变经营策略和方式,各政权在河湟地区定都城、置郡县、设护军,发展经济和农业,传承传播中原政治文化制度,开发建设河湟,更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河湟地区传统聚落文化交融现象研究——以来路村为例

河湟地区位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过渡区域,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历史上也是多元文化交汇的重要地带。自古以来,河湟地区聚居了汉、藏、回、撒拉等多个民族,逐渐形成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本文基于汉藏文化融合的研究视野,以青海省湟中区群加乡来路村为研究对象,从聚落与建筑两个层面剖析其选址与空间结构、宗教建筑与民居建筑中的文化交融现象;进而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提出对其保护与更新的策略,从而为多民族传统聚落的保护与发展策略提供参考。

河湟陶韵黄河源头流淌的民族记忆

青海地处我国内陆西北腹地,与雄踞世界屋脊的西藏并称为青藏高原。因境内有全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而得名。孕育了中华灿烂文明的黄河、长江、澜沧江都发源于青海,故又被称为“江河之源”“中华水塔”。青海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三万年前这里就有古人类敲打石器的铿锵之声,进入新石器时代,生活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原始先民就用自己智慧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谱写了人类彩陶文明史上最华丽、最绚烂的篇章。

从赞普到王子:河湟吐蕃“王子”称号新探

宋金时期河湟吐蕃“王子”称号很受学界关注。关于“王子”是否为王号,国内外学者对此有不少探讨和争论。结合藏汉文献记载,进一步联系吐蕃赞普名号内涵的变化可以看出,“王子”称号是伴随赞普名号的衰弱而出现的,是河湟吐蕃根据当时社会形势为加强统治采取的一项措施。该称号兼具政教双重内涵,反映出当时藏族地区逐渐走向政教合一道路的历史趋势。

关联与共享:多民族地区传统手工艺的社会生命历程——基于青海省河湟刺绣的分析

传统手工艺是造物的文化,人类通过“造”的行为赋予物以意义,而物本身也能够反映出特定的社会情状,人与物构成了交互主体性关系。以阿帕杜莱的“物的社会生命”理论关照河湟刺绣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其在日常生活、非遗语境和市场领域中分别经历了针线活儿——传统技艺——文化商品的社会生命流转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因特定的社会情景而具有多种生命形态的河湟刺绣串联了不同的时间、空间和人群,成为一个意义丰富且多民族共享的物品。

探索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一部力作——评《河湟地区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

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玢教授、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张前编审合著的《河湟地区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一书,紧扣文化传承与文化发展主题,在努力进行相关学理性探讨的同时,从河湟地区传统文化艺术资源具象展演的空间态势考察,重点聚焦民族地域文化价值意涵之时代指向,并基于“五个认同”固本强基之意义彰显,从经济性和价值性双重维度提出了推动河湟地区传统文化艺术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应然路径,为民族地域文化的时代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和对策建议。

“家西番”:河湟走廊民族交融的一个文化缩影

河湟走廊作为我国多元文化交融、多元族群杂居的地带,是观察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最好视点之一。“家西番”主要分布于湟源、湟中地区,是藏族中以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用汉语交际的一支,兼具藏传佛教信仰和汉族风俗习惯,是历史上汉、藏、蒙古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家西番”这一文化个案的人类学解读,不仅是透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助益。

黄河上游流域河湟民居的文化与生态

本文以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战略和河湟谷地的人文地理为背景,聚焦时代语境下河湟地区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分析河湟谷地族群民居在气候资源、生业经济、族群文化、人居生态方面潜在的优势和特色。探究黄河上游流域,河湟地区乡村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事业高质量推进的工作思路和实践路径。

河湟谷地近20年耕地利用变化的土壤保持效应

为了探究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过渡带河湟谷地在生态修复和城市建设共同发展下土壤保持对土地利用的响应,以退耕及西部大开发蓬勃发展的近20 a为研究时段,采用USLE模型,分析该区域近20 a来耕地利用变化的土壤保持效益,识别维持土壤保持功能的关键区域,为当地国土空间规划及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1)2000-2018年,河湟谷地土地利用变化以耕地减少2145 km^(2)(6.08%)、林地和建设用地分别增多2846和511 km^(2)(8.06%和1.45%)为主,并伴随以耕地向草地、林地和建设用地转移为代表的多种地类转变方式;2)近20 a来土壤保持量持续增大,林地和草地共占研究区土壤保持总量的84%以上,耕地转移至草地和林地均引起土壤保持的正效益,2种转移模式以耕地转移至林地土壤保持价值更高,且脑山区耕地转移的土壤保持效益优于川水区和浅山区。未来应围绕耕地优化土地利用布局,以提高区域土壤保持功能。

河湟人家打仰尘

河湟地区过去流传着一句歇后语“猫鬼神钻到仰尘里——一脚一个窟窿”。很多人可能会问,仰尘是什么东西?如今知道仰尘、打过仰尘的人越来越少了,但在河湟谷地,打仰尘是过去腊月里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仰尘,又叫仰承、养尘、承尘、仰泥,说白了就是房子的顶棚。

河湟地区生态脆弱性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暴露度-敏感性-适应力生态脆弱性概念模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投影寻踪模型和遗传算法确定指标权重,计算了河湟地区生态脆弱性指数,采用时空扫描探究生态脆弱性空间聚集特征及时空变化规律,借助地理探测器研究生态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2020年河湟地区生态脆弱性以轻度脆弱与中度脆弱为主,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生态脆弱性存在明显的时间聚集性与局部的空间聚集特征,高值集聚与低值集聚共存,空间集聚主要分布于甘肃省境内。2000—2020年生态脆弱度整体呈降低趋势,53.36%的土地生态脆弱性有所降低。对生态脆弱性影响最大的因子是植被覆盖度,其次是沙漠化指数、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干旱指数、生境质量指数、海拔等。

青海河湟谷地地名文化的特征及当代价值

地名文化是地名的灵魂所在,背后隐藏着详实且珍贵的社会、军事、历史等信息,河湟地名沉淀了历史上民族融合、互动的文化。文章在挖掘河湟谷地地名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总结地名文化特征,从借鉴启发、德育教化、文化发展三个维度阐述了地名文化的当代价值,其结论主要如下:(1)地名文化内涵丰富,反映出区域的突出特征,蕴藏多民族融合发展的绚烂文化,并且随着社会变迁、时代进步而历久弥新;(2)地名文化具有鲜明的当代价值,借自然、历史来促进民族团结、启迪时代智慧,以丰富内涵来激发精神力量,增强民族自豪、提升家国情怀、树立文化自信,形成地方形象,助力区域发展。在发展迅速的新时代,应全方位、多角度地研究地名文化,传承、弘扬地名所富含的文化价值,促进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青海河湟谷地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

地名是群体共有的精神记忆,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脉的延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分类统计法、核密度分析法和标准差椭圆分析河湟谷地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显示:(1)河湟谷地地名可以分为自然景观类、人文景观类和其他类3个大类;(2)河湟谷地地名呈现以西宁市为中心,沿湟水、黄河和大通河等水系向周围辐散降低的方向性趋势;(3)自然景观类地名充分体现了河湟谷地先民们依山傍水、趋利避害的自然选择,折射出粗犷、朴直的自然环境;(4)人文景观类地名反映了河湟谷地多民族融合发展及地处边地要塞的特征。本文可为河湟谷地的多民族融合发展、历史人口迁移和文化传承等研究提供地名文化依据。

分异到融通:清代河湟地区土地垦殖变迁与民族融合

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河湟地区,历来是边地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虽然早在西汉时期就开始了官方的屯田活动,且历代也进行分官设治,可管辖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直到清代,河湟地区才“由边郡化内郡”。河湟内属的历史进程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尤其是土地垦殖的变迁促进了民族融合,少数民族主动开垦土地,发展农业,逐步打破了山脚河谷农业、山坡牧业的二分经济格局,同汉族形成了共通的生活习俗、生产模式和地域文化认同,呈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微观缩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功实践。

2000—2020年河湟谷地农业干旱研究

选取植被健康指数(Vegetation health index,VHI)为农业干旱程度衡量指标,利用Mann-Kendall(M-K)检验法和小波分析法对河湟谷地2000—2020年农作物生长季(3—11月)干旱程度进行逐年和逐季节研究(以3—5月为春季、6—8月为夏季、9—11月为秋季)。结果表明:(1)河湟谷地农业干旱区主要集中在大通河中游地区、湟水河干流区和黄河谷地。(2)河湟谷地农业干旱面积呈现明显的地域分异特点,由北到南农业干旱面积逐渐增大。(3)河湟谷地农业干旱面积在年际尺度上有在周期性波动中不断减小的趋势,2007—2008年是河湟谷地农业干旱面积发生突变的时间点,此后河湟谷地农业干旱面积开始急剧减少;春季是河湟谷地受农业干旱影响最严重的季节。研究结果对掌握河湟谷地农业干旱空间分布及变化趋势、促进青海省农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道路·文化·认同——河湟地区多民族服饰文化交流的空间分析

河湟地区,指位于黄河、湟水流域间之三角地带,今青海省东部,从古至今均是华夏版图上中西陆路交通的中心与枢纽,与周边地区皆有交通路线相连,其北达河西走廊、东接中原、西连西域、南下蜀藏,是古代东西方使者、商旅、僧侣往来的必经之地,在中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中担有重任。本文将多民族服饰文化交流置于河湟地区的历史进程中和地域性整体文化的语境中予以考量,以具体的服饰事项的移动与族群迁徙的路线作为多点的线索追踪,阐释服饰文化现象如何借助文化互动而最终完成了河湟地区文化空间中的共时性建构的,以探求不同质文化在区域空间互相交流与融合、创新和发展的规律。

中华文化认同视域下河湟花儿音乐交融性研究

河湟流域民族的历史更迭与交融共生奠定了河湟流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花儿作为河湟流域各民族共有的传统音乐文化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同时也成为联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文化形式。通过对河湟花儿音乐语意符号和语音符号的分析,可以发现其鲜明的多民族交融特点。这些交融特点不仅体现在河湟花儿曲令的共享、音乐特征的共通,以及对各民族其他音乐类型音乐元素的吸收等方面,而且花儿语意使用的“风搅雪”结构及其民族团结、传统文化精神等内容的表述上也体现了强烈的中华文化认同感。究其根源,正是由于河湟花儿音乐以精神追求为动力、以秩序规范为保障、以认知理智为核心的三种要素建立起来的独特文化模式为交融和认同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同时,随着新的需求的产生,河湟花儿特有的文化模式也具有可变性以及可塑性。在此过程中通过对文化主体和客体的不同建构,新的交融与认同逐渐形成,进一步深化中华文化认同。

“以诗证史,因史释诗”的实证研究——古代碑刻与诗文所见赵充国在河湟地区的事迹及影响

赵充国是河湟地区著名的历史人物,他的生平事迹不仅记载于《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中,还在河湟地区出土的珍贵汉文碑刻《三老赵掾之碑》及《西宁府新志》《西宁府续志》等方志中都有翔实的记载。这些历史文献,记载了关于赵充国的更多内容,反映了他在河湟地区平定羌乱、罢兵屯田的重大举措及影响,印证和填补了许多史实,这些史实是《史记》《汉书》《后汉书》所没有记载的。在处理西汉王朝与河湟地区羌人关系时,赵充国能够取得胜利,必然有其客观条件,如西汉王朝雄厚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朝廷的大力支持以及军民团结协作等,都是赵充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坚实基础。但在维护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过程中,赵充国与义渠安国等人在思想行为上形成鲜明对比,造成了不同结果,这必然还与其主观因素密切相关。赵充国常年征戍于边塞,了解羌人的习俗,作战经验丰富;坚持“贵谋贱战”、以全取胜的军事战略;怀有“明德除害”、举德于外的儒家仁政思想,而这些则是义渠安国所不及的。将文学与历史结合起来,以诗证史,因史释诗的治学方法为文学研究找到了新的生长点,扩展了学科发展的空间,也为历史研究找到了新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