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共有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以河湟民族走廊牡丹景观为例

河湟民族走廊是我国青藏高原游牧文化、中原农耕文化和蒙古高原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带。诸多民族在这里迁徙、交汇、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走廊”地带。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作为本地自然物种的牡丹得到各民族的共塑、共享、共赏,并被构建为一种“多民族共有符号”,提供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现实案例和参考路径。

明清时期河湟民族走廊文化治理的路径及影响

明清时期河湟民族走廊地区的文化治理不单指儒学教育,而是以社会教化为中心的综合文化治理,包括以官方正祀为引导对民间信仰的整合,以儒家伦理为指导对社会风俗的治理等。这一系列的文化治理加速了河湟民族走廊地区的“内地化”进程,使得多民族社会的国家文化认同增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促进了河湟民族走廊地区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亦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的一个缩影。

人类学视阈下的河湟民族走廊——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

河湟民族走廊地处中国地理几何的中心,是我国北方蒙古高原游牧文化、青藏高原游牧文化圈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集重叠地带。它丰富的多样性表现在生态、经济、民族、宗教、语言等方面,尤其多元民族与多元宗教文化共构了河湟民族走廊文化的表里结构,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嵌入式的区域文化特点,是我国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积淀最为深厚的一个独特的文化区,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

明清河湟民族走廊各民族的多元共生

明清时期河湟民族走廊各民族的共生不仅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体现,还是民族间合作竞争的表现,更是一种共适应、共进化、共发展关系,推动着民族间的交融互动。民族间的差异互补效应与地理生态的多样性,使其产生强烈的共生需求;和而不同的共生心理,又减少了民族交往中的争议与冲突。在不断磨合与调适中,形成各得其所、相对平衡的共生秩序。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构筑起了共有精神家园,产生了浓厚的共生情感,让共生积淀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状态和内心认同,形成稳固而持久的共生系统。相互激发、合作互惠的共生关系累积成共生能量场,将各个民族更加紧密地“吸附”在一起。历史上的民族共生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中华民族由多元凝聚为一体,也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历史基础,启示了重要路径。

河湟民族走廊与中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以明清时期为中心

作为“中心”与“边缘”的过渡地带,河湟民族走廊是将中原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等亚区域连接在一起的关键,而该走廊与中原的“一体化”成为其发挥连接作用、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作为“走廊”,河湟经济文化交流的繁盛和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成为推动其与中原“一体化”的重要力量,而河湟更具包容性的“性格”特征成为该走廊与中原“一体化”进程的催化剂。当我们看到中原王朝利用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对周边地区进行整合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周边地区通过制度、礼仪、传说、信仰等主动建构周边社会对国家的认同,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此同时,由于河湟民族走廊内部社会经济文化复杂而多元,又形成了其与中原“一体化”进程中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