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开封地区黄河水患与河神信仰

中国古代河神信仰由来已久,不但在民间极为盛行,亦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明清时期,开封地区频发的黄河水患给沿岸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同时也使当地河工不断。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频繁的河工使得开封地区河神信仰极为盛行。在官方和民间崇祀的众多河神中,以金龙四大王信仰最为盛行。河神信仰的盛行对开封地区黄河水患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祭拜河神成为官方治理黄河水患的重要手段,修建河神庙宇则成为河工告竣后酬神报功的重要举措。河神信仰在民间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修建河神庙宇成为官民情感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河患、信仰与社会:清代漳河下游地区河神信仰的历史考察

漳河是流经华北地区的一条重要河流,民间对漳河神的崇祀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清代漳河下游地区水灾频发,对沿岸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危害;而漳河每次漫溢之后,所遗留下来的淤泥又使得当地农田成为丰腴之地,故沿岸民众既希望能够避其害,又盼望能够得其利。这种复杂的情绪和感情共同导致了河神信仰的盛行。河神信仰在保有祈雨、治水等传统职能的同时,其职能亦有所拓展。由信仰而衍生出来的庙会和祭祀活动在凝聚人心、社会教化、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河神信仰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成为"河流共同体"理论的重要典范。

明清时期菏泽地区黄河水患与河神信仰

河神信仰由来已久,是根植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众多自然崇拜中的一种。明清时期菏泽地区频发的黄河水患给沿岸民众带来深重灾难,亦使得当地河工不断。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频繁的河工是导致明清时期菏泽地区河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河神庙宇的数量和分布与黄河流经、水患轻重有着密切关系。在官方和民间崇祀的众多河神中,以金龙四大王信仰最为盛行。祭拜河神成为官方治理黄河水患的重要手段,修建河神庙宇、颁赐匾额则成为河工告竣后酬神报功的重要举措。河神信仰在对治河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其功利性、地域性特征亦极为明显。

明清时期淮安地区河漕治理与河神信仰

明清时期淮安地区黄、淮、运交汇,既是漕运枢纽和河工重地,亦是河神信仰极为盛行的地区。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漕运、治河的现实需要是导致河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信仰种类的多样性以及强烈的正统性是河神信仰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河神信仰的盛行对明清国家的漕粮运输和河漕治理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河神的崇祀成为河漕官员面对河患及漕运险阻时的集体反应。河神信仰主要服务于明清国家漕运、治河的现实需要,官方的政策和态度成为影响其盛衰的重要因素。

从自然神到人格神:明代官方河神信仰之演变

有明一代,河神信仰是制约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必要环节。由于明代民间河神信仰的兴盛以及官方的赐封建祠,河神由民间自然神逐渐上升为官方人格神,民间河神信仰实现了向官方河神信仰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凸显了明代河神信仰的形态表征,而且反映了明代河神信仰的新走向。

明清时期国家祭祀视野下的河神信仰

祭祀制度在中国古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极为看重其在维护自身统治中所发挥的作用。明清统治者通过敕加封号、修建庙宇、颁发匾额、撰写祭文、隆重祭祀等手段,把金龙四大王、黄大王等河神列入国家祀典,借此达到强化皇权、社会教化的目的。河漕官员秉承人神交换的原则,在面临险工、漕运受阻时祈祷和祭祀神灵;而在河工告竣、漕运畅通之后,则通过奏加封号、奏请匾额、奏建庙宇等方式酬谢神功。对河神的崇祀彰显了明清国家对漕运、河工的重视,是统治集团与河漕官员群体表达河水安澜、漕运畅通等利益诉求的产物。

明代黄河下游的河道治理与河神信仰

由于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分离,明代江南地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须借助运河输送到北京,保证运河畅通便成为国家治理黄河的前提,因此黄河的分流、堵筑以及堤防修建并非按黄河自身的规律进行,这便酿成黄河下游的严重灾害。当治理难度超越了人们的能力极限,便引发治河河神信仰的产生。从景泰二年起,突破了明太祖神灵至上、不能加封的原则,首次加封河神为"朝宗顺正惠通灵显广济河伯之神",继而建祠;到弘治七年,由明孝宗赐额建"昭应"庙;到天启六年,第二次加封河神为"护国济运龙王通济元帅",河神遂演变为含有部分人格化因素的自然神形态。从本质上讲,明代的治河河神是民间神向国家神的上升和转换,具有极强的功利性,有别于传统、例行的河渎祭祀,同时河神封号的演变和祠庙的修建也是明代黄河严重灾害发生的时段坐标。

官民互动的典范:明清时期河神黄大王信仰的历史考察

"黄大王"是明清时期盛行于黄、运沿岸地区的河神。早期的黄大王信仰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曾遭到官方的禁止和压制。民间对其形象进行了改造,使其日益符合官方的需要,黄大王信仰也逐渐被官方所认可,并被纳入国家正祀,最终实现了由民间杂祀到国家正祀的转化,这种转化的背后是民间和官方的频繁互动。伴随着黄大王进入国家正祀,在官方的倡导和推动下,黄、运沿岸地区纷纷建立了祭祀黄大王的庙宇。河神信仰在为清代国家提供祭祀对象、表达利益诉求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沿岸民众的祭祀需求,在强化地域文化认同方面亦发挥了显著作用。从黄大王信仰的产生到民间士绅对其形象的改造,再到官员奏请、皇帝敕封,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明清时期河神信仰形成及演变的普遍规律。

漕运、商业与河患——明清时期临清河神信仰的历史考察

明清时期的临清既是繁荣的商业都会,亦是河神信仰较为盛行的地区。漕粮运输和水上航运的现实需要是导致当地河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漕运官员、漕军运丁与客籍商人成为神灵信仰的重要群体,河神信仰的运河属性在临清得到彰显和体现。频发的水旱灾害,使得河神信仰在地方社会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地方官员和民众赋予了其祈雨、祈晴等功能,崇祀河神逐渐演变为国家和地方社会共同的信仰行为。不同人群各取所需,最终实现对河神信仰这一文化资源的共享。河神信仰对明清国家漕粮运输活动和地方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盛衰变迁亦从侧面反映出临清在明清国家漕运体系以及民间水路运输中的重要地位。

漕运、治河与信仰:以明清时期张秋镇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的张秋镇不仅是漕河要冲和商业重镇,同时也是河神信仰较为盛行的地区。河神信仰的形成与发展与河漕治理密切相关,从时间上来看,河神信仰在明景泰年间、弘治年间以及晚清时期迎来三次高潮,呈现出明显的时段性,而这三个时间段也是当时河患最为严重、漕运最为艰难的三个时期。大多数河神庙宇均为明清国家所敕建,镇摄水患与酬神报功是明清官方修建河神庙宇的主要原因。河神信仰主要服务于漕粮运输和河漕治理的现实需要,带有强烈的正统性和浓厚的官方色彩。

“河神大王”:晚清黄运沿岸地区祀蛇风俗考述

晚清时期,黄运沿岸地区逐渐出现了祀蛇风俗,将黄、运险工中出现的各色水蛇视为河神"大王"的化身,加以隆重祭祀,以求襄助河工、保障漕运。这种风俗的出现和盛行与水患的危害、治河的需要密切相关,人们将各色水蛇视为精神寄托和心灵缓冲,以此缓解面临河患、险工时的焦虑和恐惧。祀蛇风俗是当时人们认识能力和水平的反映。我们在批判其落后性的同时,亦不能忽视其积极意义。

漕运与信仰:清代临清漳神庙的历史考察

明清时期的临清既是繁荣的商业都会,亦是河神信仰较为盛行的地区。在众多河神中,以漳河神最具有代表性。临清漳神庙的建立与康熙年间的"漳水入卫"密切相关。有清一代,漳神庙香火极盛,上至漕运总督,下至漕军、运丁,无不对其崇敬有加。漕运的重要性以及临清运道对漳水的依赖是漳河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随着河神信仰的盛行,其职能亦在不断扩展,地方官员和民众赋予了其治水、祈雨等功能,对漳河神的崇祀逐渐演变为国家和地方社会共同的信仰行为。

由河臣到河神:清代朱之锡信仰的建构与传播

朱之锡为清代顺治、康熙年间的河道总督,因其治河有功,再加上高尚的人格魅力,死后在享受赐葬、祠祭等待遇的同时,也备受官民的爱戴,民间私下里将其视为河神,竞相进行崇祀。虽然其信仰在民间极为盛行,但在百余年中统治者还是以河臣封神没有先例为由,拒绝了官民奏请敕封的请求。乾隆四十三年仪封河决,为其成神提供了重要契机。在河臣的奏请下,乾隆帝对其进行敕封,使得朱之锡最终完成了由河臣到河神的转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信仰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异,出现所谓的神灵"化身",对官方治河活动和民众社会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代国家通过敕加封号的方式最终将在民间极为盛行的朱之锡崇拜纳入国家正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与民间社会在文化资源上的互动和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