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长制对企业环境治理策略的影响

以2008—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政策试点扩散阶段所形成的天然处理组与控制组,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河长制对企业环境治理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河长制的实施能显著促进企业采取“末端治理”策略(短期导向),但尚不能有效引导企业采取“源头防控”策略(长期导向),该结论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仍然成立,这种促进效应对处于经济较发达、监管距离较近、河流下游、有省级政策文件出台及进行了河长制政策再生产地区的企业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加大地区污染治理投资、增强地区环境监管力度是河长制能对企业“末端治理”策略产生促进作用的重要渠道,公众环境诉求可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企业环境治理决策的短期导向。

水环境治理河长制实施机制探讨

河长制作为一项水环境治理制度业已定型。为进一步推动河长制从“有名”到“有实”,必须深入机制层面,强化河长制的实施机制,包括以属地负责制和目标责任制为主体的核心机制,以及以统筹协调、考核激励、公众参与、司法协作等为辅助的配套机制,实现其从制度到机制的转化。具体而言,应当进一步压实党政领导治水责任以贯彻属地负责制,科学设定治水目标并加强督察考核以落实目标责任制。同时,应充分发挥河长统筹协调的作用,全力整合“条”“块”资源,强化考核激励效用,加强公众参与同政府主导的有效联结,将司法协作升级为多元主体立体式网状协作。

河长制下“一湖一策”实践与探讨

为解决复杂水问题、保护河湖水环境水生态,如何在河长制的前提下更好的实施“一湖一策”,以改善流域水环境、弘扬民族特色水文化是河长制推行的难点与薄弱环节,以长江流域蓄滞洪区典型跨省湖泊—龙感湖为例,分析龙感湖水域岸线、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文化、执法监管现状存在问题,提出龙感湖流域管理保护对策建议,以期做好河长制与流域综合管理的协调统筹,提升湖泊水生态水环境整体性保护水平,实现安澜河湖。

农户资本禀赋、参与治理与河长制治水绩效研究

沿河农户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治水有助于弥补“官方河长”的治理效能不足。基于陕西和宁夏的560份农户调研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资本禀赋→参与治理→河长制治水绩效”的内在作用机理。结果显示:农户的自然资本和文化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参与行为,物质资本显著负向影响参与行为,经济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参与意愿,社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社会资本通过参与治理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正向影响治水绩效,且参与治理内部存在“参与意愿→参与行为”的显著正向影响;整体效应上,参与治理作为中介促进农户资本禀赋对治水绩效的影响,且治理效果存在“生态绩效→社会绩效→经济绩效”优先次序。基于结论,为提升河长制治水绩效,建议强化农村生态文明、社会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为农户参与治水资本赋权;完善农户为“民间河长”的参与制度规范,并构建农户可及的治水信息发布机制、多渠道信访窗口和对策采信投票栏。

地方环境治理创新如何进入国家政策议程——“二阶耦合”框架下对河长制的案例分析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理解中国环境政策议程是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基于修正多源流理论后所构建的“二阶耦合”分析框架,梳理河长制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环境政策从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行动的过程,有助于揭示中国环境政策议程设置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第一阶段,以无锡河长制为代表的政策创新暂时缓解了地方层面的水环境治理难题,但就全国而言,河长制所涉及的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只是达成了多元的局部耦合,因此其依旧停留在地方扩散和探索阶段。虽然如此,河长制的一阶局部耦合也赢得了中央政府部门的注意,驱动了国家议程设置。第二阶段,全国不同情境下的水治理问题依然突出,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流则发生了明显变化,持续的地方探索和央地互动促使政策流实现根本性重构,加之中央政策倡导者的积极行动,从而促使三流完全耦合,河长制上升为国家政策,并开始面向全国推广。由于中国国家治理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多元情境性的特征,河长制案例所示的“二阶耦合”体现了“松散耦合”的理论价值,为理解中国政策过程中的弹性和适应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完善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

河长制治理:政策工具、水利工程与系统治理效果

河长制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探索河长制治理系统机理是发展中国特色水资源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河长制治理系统分析框架,并利用2011—2020年江西省、安徽省、福建省、云南省4个省份的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水资源与河长制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政策工具、水利工程对水资源系统治理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河长制具有一定的水资源系统治理效果。系统治理效果是借助政策工具与水利工程“软”“硬”两类治理工具,通过间接改变水资源用户取/用/排水行为的方式,或直接改变水资源系统状态的方式来共同实现的。②政策工具之和会促使所有水资源用户产生节约用水行为,强制型政策工具会促使农户选择节约型灌溉行为,混合型政策工具则会促使企业选择产业结构升级型排污行为。③混合型政策工具会扩大水利工程的建设规模。④自愿型政策工具只有在水资源系统所受外界压力较小的情况下,才能通过公众参与治理的方式发挥系统治理效果。⑤水利工程建设规模与系统治理效果呈现倒“U”形关系,只有当水利工程建设规模处于适度范围内时,水利工程才具有提升系统治理效果的作用。随着水利技术水平的提高,倒“U”形曲线的顶点有所降低,水利工程建设的适度规模缩小。通过诊断复杂区域河长制治理系统的方法,认为河长制可从调整自愿型政策工具使用占比,掌握各地不同资源用户取/用/排水行为模式,支持水利技术发展,科学控制水利工程建设规模等方面进行优化。

跨界河流联合河长制形成机理与治理逻辑——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界水体联合治理为例

河长制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水环境治理机制且成效显著。然而,其以属地管理为组织运作逻辑,在跨域河湖治理中面临困境。本文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界水体联合治理为例,探讨了跨界河流联合河长制的形成机理与治理逻辑。跨界水体污染联防联控的整体性治理需求与碎片化执政之间构成一对张力,河长制难以应对跨行政区的利益纠纷、权力分割和组织跨域等治理难题,加之跨界河湖治理的多重复杂性以及跨界水危机频发等因素,不断推动跨界联合河长制的形成与发展。基于新区域主义视角,分析得出跨界联合河长制治理逻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突破固有的区域空间限制,通过信息公开、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等方式密切主体之间的互动;构建统一的区域身份,依托共同的文化价值体系,通过对话、协商和谈判等手段加深彼此之间的认同;推动区域整合和职能统一,建立多元共治的复杂网络,实现跨界河湖水污染治理力量的协调与整合,促进跨域河流一体化长期治理和制度创新。

当代河长制的制度史考察及其优化路径

当代河长制经过产生—完善—成熟—衍化4个阶段的嬗变,成为保障治水有效、管河有人的典型制度之一,在近20年内推广至全国取得巨大成效。但河长制在全国推行过程中,在跨界流域责任划定与公众参与度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河长制通过“人防+技防”双重保障,结合民间河长配合官方河长开展工作的新模式,突破邻近效应的时空限制,打破行政壁垒,与其他省份实现了联防联控。厘清河长制在跨界流域生态治理中的功能定位,展望未来国际发展趋势,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河长制的发展脉络与国际地位,从而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河长制提供国际视野。

基于熵权-逼近理想解排序法的河长制实施效果评价

为科学量化评价河长制实施效果,提升河湖管理效能,利用2012—2021年相关数据建立了包括1个目标层、6个准则层、17个评价指标的评价体系,利用熵权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采用逼近理想解排序法定量评价安庆市河长制实施效果,运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影响河长制实施效果的关键指标,2012—2021年安庆市河长制实施效果综合评价分值从0.21上升至0.78。结果表明河长制管理水平呈不断提高趋势,水域岸线管控及执法监管工作正面效果逐年凸显,水环境治理与水污染防治还需有针对性地加强。评价方法适用于安庆市河长制绩效考核研究,可为其他区域河长制考核评价提供借鉴。

区域性河长制工作问题探讨与建议

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水环境问题、明确河道水环境职责、完善水治理体系的重要制度保障。目前,关于河长制的研究,大多围绕具体河流实践案例,缺乏横向对比分析与问题梳理。文章系统总结了河长制的最新进展及特点,从“一河一策”编制方案、河湖健康评价及跨界河流协同治理3个方面,回顾了河长制的实施进展,总结了“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3项河长制的实行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面向全面强化、标本兼治、打造幸福河湖的河湖长制3.0版,指出河长制在今后执行过程中需要推进“一河一策”技术方案和指南编制,以及在治理体系上自上而下地推动跨界河湖区域河湖长协作,自下而上地赋能社区等,为河湖管理迭代升级提供借鉴与参考。

基层河长制运行中问题与对策研究——以临汾市汾西县为例

目前,我国河长制体系基本完善,各级河长及巡河员在河流治理、水环境保护、水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北方水系匮乏的基层地区,河长制的运行仍存在诸多问题,以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为例,分析河长制在考核评价、具体实施、跨部门协同、跨区域协同、多方参与治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为本地区及类似区域河长制问题提供借鉴。

河长制背景下提高沿岸居民参与河流生态修复意愿的策略探究——以从化流溪河为例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是完善水治理体系、保障国家水安全的制度创新,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明智之举。在河长制背景下,本研究以广州市流溪河为例,调查分析流溪河沿岸居民对河流生态环境的认知、对河流保护政策的了解、参与河流生态修复的意愿和河长制下的流溪河生态修护等相关内容,以期发现当前河流生态保护的不足之处,完善河流保护政策体系,更好地实现河流生态保护。

河南省河长制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及优化建议

河南省政府积极响应十八大精神,以保护河湖生态为重点工作任务,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河长制。然而,实施河长制的政策过程中遭遇不少困难,仍有若干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河南省河长制政策为核心,分别从理想化的政策、政策执行机构、政策目标群体、政策执行环境等四个维度分析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

河长制下水环境治理的阻滞因素与发展策略--基于公共价值视域的分析

河长制是中国完善水治理体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以公共价值理论为研究视角,基于穆尔价值战略三角模型构建分析框架,结合在湖北省荆门市的实地调研,对河长制下水环境治理问题进行探讨。从价值、支持、能力3个维度分析发现存在的几方面阻滞因素,即公共价值选择偏差与信任折损、制度性缺陷和“民间”能量缺失、资源整合与协同行动能力不足。要化解河长制下水环境治理中的实际问题,实现河长制的长效、稳定与存续,应坚持使命为上,追求公共价值集最大化;优化制度设计,扩大社会公众支持;数字赋能,整体性提升资源整合与协同治理能力,以实现“河长制”促“河长治”。

河长制助推流域治理的困境及出路

河长制是生态文明背景下为加强河流治理而探索出来的创新机制,党政领导担任河长统筹负责、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合作的治水模式与流域治理现代化的理念相契合。随着河长制的全面覆盖,流域治理正从“九龙治水”的分立式格局向高度统一的整体性格局转变。但立足于现阶段的国情水情,河长制的推行仍面临着法律缺位、组织架构不合理、运行条件滞后及考评标准不明确等难点堵点。为了肩负起新发展阶段推动流域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必须运用法治思维,从立法健全、组织协同、运行保障和考核评价四个方面对河长制进行制度变革,激发河长制在流域治理领域的效能,加快构建现代化治水格局,描绘“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

指向生态文明教育的高中跨学科主题学习实践探索——以“无锡河长制认知”为例

生态文明教育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理念,是一种基本素质教育。人地协调是地理学本质和核心。“无锡河长制认知”实践探究活动是以地理学科为主体,融合化学、生物学、思想政治学科,以学生考察、实验和调查为真实性学习经历的综合教育实践活动。学生在学科实践中,嵌入真实情境,产生真情实感,产生生态认知与体悟,在体验、探究中落实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并逐步掌握生态文明知识、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养成生态文明意识、落实生态文明行为,培育生态人格,实现高中地理课堂结构性变革。

某地区河长制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分析

文章从某地区河长制专项资金的基本情况入手,介绍该地区河长制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情况,针对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建议。研究表明:该地区河长制工作效率提升,水环境整治取得显著成效,但通过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发现一些问题,必须健全管理制度,加强过程监管,构建完善的绩效目标体系并加快信息化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专项资金的功能作用。

盘州市河长制实施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河流污染问题已成为重要的社会关注焦点。为治理水环境,各地实施河长制,以行政力量推进水污染治理。文章以盘州市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了河流概况和河长制实施情况,探讨了河长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研究发现,河长制作为一种新的水环境治理模式,在保护水环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顶层设计不完善、地方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改进对策。文章旨在通过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和建立长效工作机制,为提高河长制实施效果和促进我国水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决策依据。

数字化改革提升河长制工作效能的实践与启示

针对浙江省河长制信息化工作存在的基础数据获取和共享不足,河长制平台建设未能统一推进,河长制工作协同网络尚未完全建立等问题,以“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为引领,立足整体智治根本要求,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健全完善河长制体制机制,推进河长制向纵深迈进,构建起“党政统领、部门协同、社会参与”三位一体的河湖建管数字新模式。实践证明:数字化改革加速了浙江省河长制工作迭代升级,提升了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构建智慧河长制信息系统 实现水环境管护精准“智”治

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变革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赋能河长制管理,是提升河湖管护现代化水平的关键。成都市自2017年全面施行河长制以来,不断深化河湖管护体系建设,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积极探索智慧治理新模式,推动实现水系“一张图”总览全域、河长履职协同闭环、系统治理全面精准高效,助力成都打造全面强化、标本兼治的幸福河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