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河间儒学与《毛诗》

汉初《毛诗》学派的形成 ,除了受先秦儒家诗说的影响外 ,河间地域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毛诗》学由产生、发展到逐渐走向壮大 ,以献王刘德为代表的河间儒学对先秦儒家思想文化给予了较为全面的继承 ,特别是对《毛诗》从文献保存、经典阐释到传播都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实际上 ,献王恪守的“实事求是”、重视礼乐教化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毛诗》

西汉河间儒学与中央朝的关系

西汉景武之世,河间是一个儒者云集的儒学中心。其整理文献、发明绍述之功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然其主张封建周制与中央朝所主张的郡县有着严重的冲突。献王在冲突中结束了其悲剧性命运,儒学则在冲突中渐形成了河间与中央两大儒学系统,成为“今古文经学”的滥觞。

河间儒学中心对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影响

西汉前期 ,在河间地区形成了一个地方儒学中心。它对儒家经学典籍的传播、对汉代今文经学发展方向的确立和古文经典阐释方式的确定、对汉代独尊儒术局面的形成等 ,都起过重要作用。

论《周官》与西汉河间儒学

《周官》成书众说纷纭,将之成书移至载籍初见的河间则更为科学砥实,众多聚讼亦涣然冰释。《周官》标举周制,实为大汉立法,其封建是"大一统封建",其制度是六卿共治的文官制度,一方面尊礼君王,一方面又将王权牢牢地限制在制度秩序中,试图织构一个道德文化的精神秩序与行政法律秩序的二元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结构已有君主立宪的原始宪政精神。为强化制度权威,《周官》强调"天礼合一",甚至天地都要接受礼的规范。这在河间儒学的《春秋》左氏学、《毛诗》学等方面均有体现。本文称河间儒学这一构建为"天礼之学",与时中央儒学,强化皇权地位的"天人之学"形成了深刻的学术分野。

河间献王与景武之世的儒学

秦火之后,典籍残灭,河间献王刘德,聘求幽隐、搜求余烬,广纳贤士,在河间形成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儒学中心。由于其身处中国由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型时代,作为封建的信仰者和鼓吹者,他的学术活动与中央朝廷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构成了他悲剧性命运的必然性。儒学也在冲突中遂渐形成了河间与中央两大儒学系统,即后世所谓的"今古文经学"。

从河间到中央：董仲舒与景武之世儒学演构

董仲舒少受齐学影响,壮游河间,以"五行"对河间献王。后入朝为博士,下帷发愤,潜心大业,建元年间上《天人三策》。作为太中大夫,一名高级郎官,顾问应对、参与机枢,为汉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文教措施,构建了帝国意识形态的大厦。他的学术活动见证和推动了景武之世儒学从河间"天礼之学"向中央"天人之学"的演构。

三家诗说与汉帝国儒学构建——与《毛诗》说相比较

作为帝国儒学的三家诗,美刺为其诗说的中心,表面上看君王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实质上表明了君王是所有政教的中心,君王的善恶决定了国家的治乱兴衰,从而强化了君王在国家整个政教系统中的绝对中心地位。而三家诗说的"天人之学"则更神化了这一中心地位。此与尊礼虚君的《毛诗》"天礼之学"构成了泾渭分明的分野。但随着帝国政治形势的演进,三家诗说与《毛诗》说出现了缓慢地统构与融合,最终在郑玄那里得以完成。经郑玄的统合,《毛诗》几乎含融了天人、天礼、人伦秩序等所有方面,已然消解了原帝国儒学与王国儒学的分野,成为一个新的完整的帝国儒学系统。这就使得三家诗不复有帝国儒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郑玄出三家微,并相继而亡。

論《周官》成書西漢河間的可能

《周官》一書成于何時,古來就紛如聚訟,不可縷舉。撮其要,不外乎成于西周、成于戰國、劉歆僞造和其他褚説。詳考而論之,皆無科學可靠之依據,都有諸多難以解决之問題。然將《周官》成書放之于載籍初現之西漢河間,則所據更爲科學砥實,衆多矛盾問題亦涣然冰釋。同時,亦深見其在中國歷史從封建向郡縣轉型中學術思想的偉大重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