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探究

“中国之治”是实践、理论、制度、文化的有机统一,包含中国之“治”、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三层意义,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资源。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一定的国家治理功能,是一种意识形态“软治理”。将“中国之治”的价值理念、制度逻辑、生动实践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内涵式发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增进国家治理共识和培育国民政治素养。“中国之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结合大思政课的价值观教育、历史教育、法治教育、时政教育进行,并从理念创新、队伍建设、内容拓展、载体选择等方面调整优化教育教学范式。

“下病上治”整脊法治疗腰骶后关节病的效果

目的 评价“下病上治”整脊法治疗腰骶后关节病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2020年10月至2022年5月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首都医科大学电力教学医院、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门诊治疗160例腰骶部后关节疾病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80例。对照组采用推拿手法治疗,治疗组采用“下病上治”整脊法治疗,两组均治疗2个疗程。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与腰椎活动度。结果 治疗后,两组VAS评分较治疗前降低,且治疗组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两组腰椎前屈、后伸、左侧屈、右侧屈、左旋转、右旋转均大于治疗前,且治疗组大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下病上治”整脊法治疗腰骶后关节病效果优于推拿手法治疗。

“三治”融合的边界弹性与机制创新研究

乡村治理有效需要自治、法治和德治的有机融合,“三治”融合是塑造良好乡村政治生态的关键。当前乡村治理的痛点突破口亟需厘清自治、法治与德治的边界弹性空间,推动乡村治理创新在人本边界、制度边界和情感边界允许的范围内运行。基于福建省晋江市大埔村“三治”融合的个案考察,对其运用边界弹性促进乡村治理有效的模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三治”融合的机制创新在于,以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建立创新边界机制、优化乡村政治生态、持续推进深度融合的路径,推动高质量的“三治”融合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

部分嵌套式设计在中医药“同病异治”疗效评价中的应用及方法学探索

目的本研究针对中医学同病异治、辨证论治的特征,引入部分嵌套式设计。方法部分嵌套式设计以复杂干预对照标准化治疗,中医组按“证型-治法-方药”分割为多个子集(存在嵌套结构),对照组采用标准化西医治疗(无嵌套结构);并以一项溃疡性结肠炎“同病异治”数据为例,套用该设计类型并采用多水平模型分析。结果部分嵌套式设计符合“同病异治”诊疗特征并满足循证评价的设计要求,通过多水平模型可实现类似数据结构的分析。结论利用部分嵌套式设计能实现对“同病异治”整体效果的评价,可为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提供方法学参考。

迈向“共治”: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评述

城市社区作为中国社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不仅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空间载体,而且是多元主体紧密互动的枢纽平台。受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以及社区建设相关政策的影响,中国社区治理的主体、模式及结构近年来经历较大转变,基于多元主体协商的“共治”模式成为社区治理的新趋势。通过梳理国内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相关文献,从内涵演变、主体关系、模式演变、制度结构等4个维度,识别了社区治理在中国语境的概念化特征。21世纪以来,中国社区治理各行动主体间关系体现了从“一元结构”向“多元共治”的转变,相关研究内容与近20年中国社区发展政策及制度体系的变迁紧密相关,体现为政府统筹建设、多元主体分化、数智精细治理3个发展阶段。最后,在本土化理论创新、跨学科视角转向、技术化综合应用等方面提出研究展望。

“肝为气之治”理论论治肝癌的思路

刘华宝教授是全国名中医,从医30余年,长期从事中医治疗肝胆病临床和基础研究,积累了丰富的临证经验。刘华宝教授认为伏邪疫毒、酒毒、先天不足是导致癌毒初生的主要原因。癌毒长成时耗损阴阳,母病及子,子盗母气,相侮肺金,并提出“肝脾两脏一体”“肝为气之治”理论阐述肝癌的致病特点,临证以燮理体用、清解癌毒、和络逐瘀为中医治则,体现出整体辨证,局部辨病,精准辨药的特点。

基于“五水共治”的浙江省水安全评价研究

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管理(DPSIRM)模型,结合浙江省“五水共治”工作实践,建立了包括6个准则层、42个评价指标的浙江省水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障碍度诊断模型,对2006—2020年浙江省水安全的障碍因子进行了诊断分析。结果表明:(1)浙江省的水安全状况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2)除驱动力子系统外,各子系统水安全指数基本呈波动上升趋势;(3)不同时段的主要障碍度因子各不相同,2006—2013年,压力和响应子系统是水安全的主要制约因素。2016年起,状态和驱动力子系统成为制约水安全的主要障碍。

超大城市空间重构中的“村政城治”

超大城市的规模扩张意味着广域范围的城市乡村的联动发展。在这一空间重构过程中,城乡关系的分野被忽视了,超大城市借助于交通、项目甚至新城建设“侵入”乡村,从而模糊了城乡边界。随着新城直接面向乡村治理,超大城市实现了“乡政村治”向“村政城治”的逻辑转换。在这一过程中,超大城市通过织密权力网络、集中居住等政策强化城市在地性公共服务对于乡村治理的引领,但是这一思路又强化了村庄对于超大城市的依附。超大城市的乡村振兴需要承认城乡关系的历时性特征,系统反思新城建设、乡村发展中的空间、产业与人口关系联动,通过政策均衡实现超大城市生态、生产、生活功能的内在契合。

“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中国之治”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之治、法治之治,其坚实根基在于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加强党的建设、始终坚持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只有牢牢把握这三个始终坚持,才能不断夯实“中国之治”的道路选择,才能矢志遵循“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如期实现,不断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构筑起“中国之治”的道路根基、价值根基和战略根基。

“治”:气候,洪水与中国法文化

“治”是中国法律文化中较少研究的一个重要符号。近年以来“气候—文化”影响模式的研究不断深化,多学科共同探讨法律文化成为可能,扩展了法律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对全新世海平面的研究,可以解释构成中国古代信仰和集体经历的传说。传说中的人类治水的活动造就国家和法律文化,也造就了“治”与卡里斯玛权威的联系。汤武革命破坏了卡里斯玛权威,也使得“治”摆脱了神秘,成为了人为的事宜。在诸多“治”中,“治”与“法”结合,形成了对今日影响最大的“法治”这个符号。这个研究也提醒我们,在全球变暖的气候大变局下,“治”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孙光荣“气血为先,杂合以治”学术经验管窥

国医大师孙光荣教授,曾担任北京中医药大学远程教育学院副院长,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院院长,是我国著名中医临床学家、文献学家和教育家,至今执业中医临床60余年。孙老融合丹溪、东垣两家之长,旁参百家,强调“调气血、平升降、衡出入”,首倡“中和”学术思想。“中和”贯穿于孙老的临证观、未病观与养生观。孙老常以调气血为先导,结合患者具体病情,配合外治法,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笔者作为第五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学员,拜师学习,兹总结孙老“气血为先,杂合以治”学术经验,介绍如下。

理解“中国之治”的三个向度

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之治”的韧性与张力也日益凸显。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中国之治”发展道路。从历史脉络看,“中国之治”在党的接续奋斗中先后经历了“初步探索”、“曲折前进”、“开拓发展”和“全面推进”四个阶段。从逻辑理路看,“中国之治”的实践进程呈现“守正与创新的统一”、“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和“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等鲜明特征。站在历史与逻辑的双重架构下,锚准“中国之治”的实然历史样态与应然发展逻辑的内在耦合性,能够总结出“百年之治”的经验启示,这是对新时代推进“中国之治”的现实关照。从历史的厚度、逻辑的深度与现实的高度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之治”的伟大实践,不仅是应对世界的百年变局与人类社会时代拷问的现实举措,而且是助力“中国之治”行稳致远、引领与推动“全球之治”的应有之义。

“三治”融合背景下推进乡村法治教育的价值探究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采用并实施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其中,乡村法治近年来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乡村地区推进和开展法治教育活动,既是乡村治理的要求,又进一步深化了乡村法治建设工作。因此,在“三治”融合背景下推进乡村法治教育具有极大的价值。通过对“三治”融合与乡村法治教育之间关系的深入剖析和研究,发现推进法治教育在乡村地区的开展具有促进理论构建的深入和精进,发展完善成熟理论体系的理论价值;进一步落实乡村思想政治工作,聚焦村民培育的教育价值;促进乡村良治善治,打造和谐乡村社会的治理价值;着眼长远建设发展,激发乡村振兴活力的发展价值。

共同缔造理念下“五治”融合的宜昌基层治理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作为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之一的湖北省宜昌市,围绕“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运用共同缔造理念,大胆探索,走出了一条“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治支持”的“五治”融合、一体推进的基层治理新路子,构建了一个党建引领、多主体参与、多要素支撑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为宜昌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三端共治”模式下滥用深度伪造技术的刑法规制

作为一种音视频欺骗技术,深度伪造技术的高度仿真性、操作便捷性、高速进化性以及人身关联性使其与个人信息保护密不可分,且存在极大的异化风险,如导致科技向善理念失守、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引发公众信任危机、妨害司法公正、危害公共安全。由于当前我国刑法对该行为的规制仍存在个人信息保护缺弱、打击非法使用行为疲软等不足,故应当根据深度伪造技术运用的流程构建“三端共治”模式,即前端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进行提级保护、中端治理非法使用行为、末端准确认定下游犯罪,从而有效治理滥用深度伪造技术的犯罪行为,引导科技向善。未来还应当基于“三端共治”模式细化相关规定、增强公民的信息素养,并提高深度伪造检测技术,实现技术与法律的综合治理。

基于“态靶辨治”理论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临证诊疗思路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是内分泌系统常见病,其临床表现复杂多变,发病率较高。单纯依靠传统中医学的辨证论治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往往只能改善症状。仝小林院士提出“态靶辨治”理论,此方略对于本病的治疗亦大有可为。通过中医思维四诊合参,借助临床指标对疾病进行诊断,“郁、火、虚”三态定位疾病阶段,病靶、症靶、标靶合参精准辨证论治,并通过归纳核心病因病机,审查甲状腺功能亢进症“郁态”之“因态”,兼顾“虚态”之“果态”,以确定理法方药量,病证合参,态靶结合,不仅能够改善临床症状,同时兼顾疾病本身的治疗,以达到扶正固本、标本同治的效果。

“中国之治”的制度创新逻辑及其效能转化

“中国之治”取得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制度优势,“中国之制”成就“中国之治”。本文从六个方面诠释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创新逻辑,即:“中国之治”制度创新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创新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制度创新的现实基础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制度创新的终极主体是人民群众;制度创新的效率标准是人民满意不满意;制度创新的奋斗目标是民族复兴。这一制度创新逻辑是“中国之治”制度创新的成功“密钥”。其治理效能转化的路径为:厘定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目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升治理效率;加强治理评价,凸显“人民至上”的治理价值追求。

基于“肝为气之治”理论探讨肝硬化全病程中医防治机理及实践

本文围绕全国名中医刘华宝教授提出的“肝为气之治”探讨肝硬化的病因病机,从防重于治的前瞻谋划、多维度布局的用药特点,探讨肝硬化失代偿诊疗难点,提出肝硬化需重视风险评估及“多学科协作”构建慢性肝病管理模式等观点。以期提高中医对肝硬化的认识,并部分指导中西医结合精准治疗。

“大思政”格局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共治”管理模式探析

新时代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大思政”格局逐步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模式也在摸索中不断创新。本文以此为背景,分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取得的成效和存在问题,以及在新时代突显的新特点,创新性地提出构建“大思政”格局下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共治”管理创新模式,从搭建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创新内容载体和形式方法和提升管理育人功能三个角度,提出新模式实现路径,旨在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基于“辨病论治”五步探讨胰腺癌前病变辨治思路

中医“治未病”思想在辨治癌前病变方面具有优势,但目前胰腺癌前病变面临着诊断、治疗均不足的局面。胰腺癌前病变的辨治方法尚不完善,值得进一步探索。面对临床无症状患者时,辨病论治模式较辨证论治更具有优势。总结中医药对胰腺癌前病变的研究进展,进一步明确辨病论治模式对胰腺癌前病变的意义,提出“辨病位在肝在脾、辨病性在常在变、辨病证为积为聚、辨病机邪正盛衰、辨病势为进为退”的五步辨治思路。以期为临床防治胰腺癌前病变提供新思路,为构建胰腺癌前病变精准辨治体系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