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的治世之道

先秦时期诸侯相争,诸子百家对于如何治理国家,管理民众都提出了各自独到的见解,为使君主、诸侯接受、采纳自己的学说,他们不断地进行攻击、辩说,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诸子百家所提出的治世之道,各执一词,虽论说有理,但仍有不少缺陷。然而纵观诸子各家的学说,即使他们提出的治理方式不同,但其理想一样,都是希望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在他们的学说中也可以看到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相互促进。

张锳的治家之术与治世之道

世人认知张,多是源于他作为张之洞父亲的身份。的确,与后者的显赫声名相比,张的影响力似乎要小得多。问题是,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张自身在治家之术与治世之道方面的独到之处。如许同莘先生的《张文襄公年谱》胡钧先生的《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便是此类作品的代表。当然,从贵州的地方学报、旅游类刊物中,读者也能找到零星记载,只是不成体系。因此,史料匮乏,成为研究张及其生平事迹的最大栓桔,也意味着我们很难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梳理出有价值的信息。

秩序的伦理维度——试论先秦儒家治世之道的内在逻辑理路

关于秩序的思考是贯穿于先秦儒家治世之道中的一条内在逻辑理路。以孔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意识到等级秩序的破坏是社会动乱的根源所在,秩序构建是治世中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正是以秩序建构为逻辑起点,儒家设计了其治世之道。以礼义为核心的伦理价值系统是儒家治世之道中的重要内容,关于秩序的思考既是其逻辑起点,又是其最终的价值归依。人伦关系协调是儒家治世之道中的重要问题,无论是对"人"还是"伦"的思考,秩序构建始终是贯穿于儒家人伦思想中的核心问题。

“诚信”为“立人、交往、治世”之道——读《论语》有感

《论语》中多处记载了孔子关于诚信方面的话语,说明孔子非常重视诚信这一道德品质。诚信是人之根本,是人之为人所具备的最基本的品质;人类由于相互需要而进行交往活动,而诚信是人类交往得以正常进行的基点,只有诚实守信才可获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诚信能够维持社会存在并且促进社会发展,统治者若要很好地治理国家,稳定社会,必须先＂取信于民＂。本文从立身之道、交往之道和治世之道三方面来说明诚信的重要作用。

从狐形象看纪昀的治世思想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狐形象并不是民俗宗教态下的单一形象。作者纪昀在塑造形象各异的狐的同时,也将世间万象、各色人物融入其小说故事之中,意图借助狐来表现当时社会的世风、民风,进而反映出其鲜明的思想倾向。作者以狐设教,透过狐深刻、蕴涵哲理的语言和具有惩戒意义的行为,揭示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应该持有的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和思想理念。

《道德经》“小国寡民”新释

《道德经》中的“小国寡民”思想,是老子作为“思想圣者”以民为重治国理念的重要表达,是其“以有为修无为,以无为成大为”的治世追求,亦是其实现“大有大无,大无大有”的“以道治国”平天下的至善境界。然而,历代注疏对老子“小国寡民”的解释多有失偏颇,甚而误将“小国寡民”作为一种消极遁世之说。“小国寡民”思想应从时代变局、圣人之治、无为而治、治世之道等方面进行考量。

以儒学为轴心的中国传统哲学对文学的渗透

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特征之一就是鲜明的政治伦理意识,即积极关心现实政治,力争为统治者提供必要的"治世之道"。而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不仅深刻地渗透进中国文学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传统,而且持久地影响到中国文人的性格生成和文学品格。即便是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深厚的文化渊薮在当代人文环境中依然没有消失,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形式。中国现当代文学必须有勇气直面这种传统与现代碰撞交融的现实,以图有效解决"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化"的历史性课题。

承其先志 让屈原文化走向世界——读郑承志研究员新著《魂兮归来——六十二问话屈原》

屈原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诗人,他精通历史、文学与神话,洞悉各国形势和治世之道,具有高尚的情操和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千百年来受世人敬仰。作为屈原故里湖北秭归人的郑承志研究员,承其先志,倾力研究秭归文化和屈原文化,让屈原文化走向世界。

商鞅礼学思想研究

商鞅为变法而“观”礼。在商鞅看来 ,礼发生于变乱为治、为政天下的政治需要 ,不具有普遍或永恒价值 ;三代之礼不同 ,三代时期各个君王所用的礼亦不同 ,即是说 ,夏、商、周之礼一直在“变” ,也不具有普遍或永恒价值。对于儒家之礼 ,商鞅批判之为乱世之源。不过 ,由三代之礼反“观”商鞅之法 ,则可以看出商鞅之法有礼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