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大《治书生活》之七

(五)流亡校中决定在罗定复课。所有公共建筑物,为各院分配一空。余乃与文学院长驱车赴罗镜踏勘,借城隍庙为馆址。即雇工修理,焕然一新。布署就绪,乃迎同人往焉。罗定与罗镜间,余曾往返数次,接洽一切,本馆内同仁经济公开,集体行动,雇船雇车,颇为顺利。且命令贯彻,守约准时。这种集体生活,在流亡途中,有无上的便利。罗镜为一二八抗日英雄蔡廷楷之故乡。当地人士待余等至为优厚。其时,图书尚未运到。按本馆战时组织,有宣传抗战及推广社教等任务(这是其他大学图书馆所没有的)。

我与中大——(《治书生活》之七)

杜定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著述甚丰。其遗稿《自传》中《治书生活》一章,经钱亚新先生整编,拟在《江苏图书馆学报》等刊发表,本刊负责刊登其中的一段《我与中大》(《治书生活》之七),计划在今年第一期和第二期载完。

我与图书馆学教育(《治书生活》之三)

(一)当1921年我毕业回国的时候,别说社会一般人士,就算是教育界和学术中人,也有很多不知道图书馆学是一门专门科学,在大学没有图书馆学系的。那时国内虽有几个图书馆,但是和以前的藏书楼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全国图书馆专家,初期只有沈祖荣、胡庆生二人(1916年回国),在武昌主办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其后,胡氏改业银行,始终其事的,惟沈氏一人而已。我回粤的时候,当局只以为我是教育界的一名“职员”,而对于我的图书馆学并没有十分注意,但是我抓到了机会。

学人治书——略论沈曾植书法艺术特征

作为清末民初的大儒,沈曾植以其精深宽博的文化修养、自觉思辨的哲学方法、兼容并蓄的学书态度,承继传统,竭力创新,成为当代书法先驱。其学人治书的精神对当代书法的启示是显而易见的。

治书·治学之功

魏治功,字尚远,1960年出生于河南省巩义市,法学硕士,现任中共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区委书记。他还是河南省十大杰出青年,全国“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协常务理事。

论《群书治要》所引《说苑》之校勘功能及其“治要”意义

刘向编撰《说苑》,目的在于言政事得失,并以旧事为戒。全书有二十篇,首两篇分别题为“君道”与“臣术”,则全书乃与治国相关明矣。卢文弨《新校〈说苑〉序》:“此书之言治术略备矣,人主得此亦足以为治矣。”其书主题与唐人魏征等所编《群书治要》之昭德治国,盖亦有所相合。《说苑》全书可分845章,《治要》援引其中38章,占全书4.5%。文章以《群书治要》引用《说苑》为主题,先从文献学讨论如何利用诸本《治要》校勘今本《说苑》,复就《治要》援引之文分析其选录《说苑》之原委,讨论《治要》摘取《说苑》篇章与“治要”之关系。

精神意蕴与当代价值:《群书治要》中的齐鲁文化

《群书治要》作为唐朝初年为安定国家社稷所编写之治政精华,包含着隋唐前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优秀思想。齐鲁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孕育了儒家、法家等诸多学派的区域文化之一,内含着治国理政、修身养性等重要的文化内容,成为《群书治要》选编之重点。挖掘《群书治要》中的齐鲁文化,其中内含的仁民爱物、守诚抱真、厚德载物等精神文化,不仅引领中华文化“更上一层楼”,而且对中国社会发展各方面都影响深远。齐鲁文化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深刻引领力,值得传承与弘扬。

金泽本《群书治要》所引《荀子》与刻本、今本《荀子》校订丛札

唐代魏徵等人奉敕编写《群书治要》一书,原书共五十卷,其中卷三十八载有《荀子》之文。从校勘学的角度对金泽本《群书治要》所引《荀子》进行分析,运用对校、他校、本校的方法,以金泽本《群书治要》所引《荀子》对今本《荀子》和天明本《群书治要》所引《荀子》进行校勘,提出校释意见八条,希望有益于《荀子》之后的校勘工作。

《群书治要》史鉴意识的政治叙事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盛世时代,其重要的治理理念即“以史为鉴”。《群书治要》是贞观君臣重要的资政参考文献,对大唐盛世的出现发挥了理论引领作用。通过对《群书治要》的文献分析,可得出贞观君臣史鉴意识的二重内涵:一是根植深厚中华文明,在宏观层面把握历史文化整体的基础上探讨天下治理问题,体现出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合理主义结合的自觉,表现出组建学习型乃至学者型执政团队的意识,彰显出重建重视学术传统的大一统政权的雄心;二是基于对内在人性认知,以及外在大一统政治特质,在具体层面聚焦帝王群体,勾勒古代帝王群像之“事”以明治乱兴衰之所由,探究古代帝王为政之“理”以明君臣职事之所涉,体现了“尊天命”与“重人事”并重的进步史观。

《群书治要》编撰人物考——兼论“贞观之治”的理论溯源

《群书治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佚存文献,其编撰人物涉及“贞观之治”政治理论溯源问题。目前,《群书治要》编撰者的著录情况较为混乱,有待统一;在清代学者阮元的影响下,学界亦流布着“《群书治要》实成于萧德言之手”的说法,亟待澄清。考察和梳理《群书治要》在古籍中的记载情况,结合相关唐史史料,辨析编撰者信息表述差异的原因,考证确切的编撰者角色,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群书治要》的核心编撰人物为魏徵,编撰团队构成及其前后次序可确定为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高规格的编撰团队保证了《群书治要》思想的系统性、取材的精要性以及应用的实效性。《群书治要》集中体现了贞观时期以儒学为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精神,呈现出唐初政治史、思想史相关问题的具体样貌,是初唐时代精神的结晶。

《群书治要》引《盐铁论》异文研究

将中华书局版《群书治要》第四十二卷与《盐铁论》相互比勘,参考《盐铁论》明嘉靖三十二年序刻本及相关古籍,共校勘异文十五则。通过校勘,订正现版《群书治要》与《盐铁论》对古籍的误改、误解之处,使古籍更接近原貌,以利于读者准确理解《群书治要》引《盐铁论》的异文。

正义即和谐：晚明西方政治哲学的东渐--以“西学治平四书”为主要文献依据的考察

晚明西方政治哲学东渐之最主要的汉语文献,是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撰写的《西学治平》《民治西学》《王宜温和》《王政须臣》四部著作,可合称为"西学治平四书"。这四本书融汇了自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政治哲学关于政治权力之合法性来源的理论,关于三种合乎正义的政体形式及希腊哲人关于民选君主制和世袭君主制的论说,关于"议部"议政、君主应服从议部的论述,关于权力制衡和法治的学说,关于如何解决统治者畏惧民众的问题、解决贫富冲突和官民矛盾问题以及如何在税收政策中体现正义原则的理论,其中包含了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之间的契约、衡量政体形式是否合乎正义应看其是否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法律的权威高于一切、税收应当得到人民的同意等精彩观点,颇能体现西方政治哲学"正义即和谐"的理论特色。这一切,向明清之际的中国哲人展现了一个既陌生而又极富吸引力的新的政治哲学慧境。研究"西学治平四书"等文献,既有助于深化目前的西学东渐研究,也有助于理解明清之际中国哲人的新的理论创造。

《群书治要》的观人之道

《群书治要》的观人之道体现在观言、观事、观行、观友、观德、观佞、观心、观诚八个方面。观言,就是要观察一个人的言语;观事,就是要看一个人所做的具体事情以及如何去做;观行,就是要明察一个人的正邪;观友,就是要观一个人结交的朋友;观德,就是要观一个人的德行;观佞,就是要辨别出哪些是奸佞小人,以便远离这些人;观心,就是要观察一个人是否有仁爱、恻隐、同情之心;观诚,就是要依照事物所呈现的面目进行全面观察。

试论《群书治要》中官吏清廉的生成机制

成书于唐朝贞观年间的《群书治要》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官吏清廉思想,从中可以看出古圣先王试图通过兴教、举孝、正德、崇俭、厚禄、考绩等多元的治理手段来构筑育廉、选廉、化廉、尚廉、养廉、赏廉的全方位的官吏清廉生成机制,这对于我国建设为民、务实、清廉的公务员队伍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群书治要》的得人之道

自古谓千金易得,人才难求。识别并求得自己所希冀的人才,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而言,都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群书治要》一书的得人之道可以概括为以善感人、以礼敬人、以富安人、以公待人、以诚动人、以德教人、以道成人等七个方面。这为我们在得人方面提供了诸多宝贵的方法和原则,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

《黄石公三略》西夏译本注释来源初探——以与《群书治要》本注释的比较为中心

本文首次对《黄石公三略》西夏译本中一部分注释的来源进行了考察,将其与初唐的《群书治要》中所保留的《三略》古注作了逐一对比,结果证实了西夏本注释多袭引古注,但在文字上又常加以扩充,还在以前未见有注文的正文后新加注释,这使得注文的篇幅较之古注大大增加。

民贵君轻 富而后教——《群书治要》民本思想研究

民贵君轻、以民为本思想是我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内容。《群书治要》作为一部治世要典,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义。本文从贵民重民、爱民恤民、富民利民和恕民教民四个方面,对《群书治要》中的民本思想的内涵进行挖掘与分析,旨在为在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当中,更好地处理干群关系、有效地解决民生问题提供理论借鉴和施政参考。

《群书治要》的治道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群书治要》是一部中国古代治道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从天人合一,效法天道;修身为本,修己安民;为政以德,正己正人;仁者爱人,义者循理;安上治民,移风易俗;德治为主,刑法为辅;民贵君轻,以民为本;治民之道,务笃于教八个方面系统梳理全书的治道内容,解说其丰富的思想蕴含,为当今国家治道难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启示,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群书治要》论用人大忌

用人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用人得当与否,直接攸关国家的兴衰成败和社会民心的和谐安定。借鉴《群书治要》用人七忌:即用贤而疑、求全责备、能不当官、德不当位功不当禄、偏信壅塞、妒贤畏能、已树而择,无疑对当今领导者知晓用人大忌,留住人才,避免失误,可提供宝贵经验。

在历史镜鉴中追寻治理之道——《群书治要》及其现代价值

《群书治要》是成书于唐代贞观年间的一部匡政巨著。编纂者以"务乎政术,存乎劝诫"为宗旨,从14000多部、89000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计65部约50余万言。《群书治要》作为唐代之前中国历代典籍的选萃本,不仅汇集和保存了中国文化诸多重要典籍之精要,具有独特的文献学价值,而且包含着中国古人立德修身、读书治学、识人用人、官德建设、治国理政的丰富智慧,迄今仍具有不可忽略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