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路径研究——基于对海宁市“众管微治”模式的调查

中央多次强调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以“共建”为基础,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建设;以“共治”为核心,形成治理合力;以“共享”为目的,让社会成员共享社会治理成效。海宁市全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形成“众管微治”新模式。这一模式以“微网格”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以基层党组织为引领,统筹运用基层自治力量,具体以道德治、众筹治等“十治一图”为脉络展开,取得较好的治理成效,为其他地方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多层次整合、可控的韧性治理、打造“平台驱动的全科网格”等方面启示。

论顾炎武的“众治”思想

本文通过对顾炎武政治思想中“治人”与“治国”概念的辨析 ,揭示了顾氏关于政治主体与伦理主体分职合作的思想 ;进而剖析了其“众治”思想 ,认为其中内含着“分天子之权”和“宗子辅人君之治”两个方面 ,前者意指政治主体内部实行分工合作以共治其国 ,后者意指伦理主体通过其伦理活动来辅助政治主体治理好国家 ;最后通过对顾氏政治思想逻辑进程的考察 ,指出了他最终把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归结到宗法制度的重建上。

富强甚或自由:严复“众治”思想中的硬核

严复的"众治"思想,即宪政民主思想。从议会民主思想、地方自治思想、宪法治理思想等宪政民主思想的三个组成部分来层层考问,揭示其间不但包含对富强"硬核"的关怀,也包括对自由"硬核"的关注,两者有层次差异,分别独立,又交互作用、相互辅助、共同整合,互为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两者都是严复内心深刻关注的,严复从未真正偏向过哪一方面。

顾炎武“分权众治”政治思想研究

明清时期,社会动荡推动儒学转型,顾炎武是这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提出了众多具有启示意义的政治观点。顾炎武认为国家权力集中于君主给社会带来了诸多弊端,主张在经济、政治方面将国家权力适度下放给地方,推动地方政治的运行与发展,即“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这是顾炎武“分权众治”政治思想的核心,它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主思想的萌发。

依法治国论

新中国“法治”走过一段曲折之路，依法治国是党对新中国成立后治国历史经验的总结。

论计划生育中的从众与从众现象

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从众是一种普遍现象,什么是从众,人们为什么要从众,如何认识从众的心理现象以及如何运用人们的从众心理去做计划生育工作,正确地认识这些问题,对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具有积极意义。 心理学所说的从众,是指个人在群体中由于受到某种压力,而在判断和行为上表现出与群体中大多数人的意见一致。从众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实际存在或头脑中想象的社会或群体的压力,如舆论、群体气氛等。

区块链思维视角下基层新特征和治理新路径

区块链不仅是一种技术,更代表一种理念,被称作“互联网思维升级版”的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共识、智能合约、众治共赢、可追溯性等思维方式,契合了当前基层的新特征,可以助推基层结构由单一行政化向多元扁平化转变,基层空间由物理中心向虚拟现实双重中心转变,基层生活由静止封闭向流动开放转变。区块链思维可以助力创新基层治理新路径,去中心化思维促使基层从单一行政管理向多元协商治理转变,共识思维引导基层各主体达成治理共同体,智能合约思维提升基层政府公信力,众治共赢思维构建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可追溯思维再造基层治理监督体系。

顾炎武社会治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顾炎武作为清初实学的三大家之一,在明末清初的时代大背景下,针对"王学"末流的弊端,提出经世致用的理念。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亟须社会的大治理、大调整。儒学的经世致用集中体现在如何实现明末清初社会秩序的规范和社会力量的整合,也就是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历史上的儒学传统一直有"内圣""外王"两个维度。"外王"就是要倡导追求社会事业的进步,追求良好的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一般而言,传统儒学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以"礼法兼用"为手段,以"王道政治"为终极目标。在社会治理方面,顾炎武一方面继承了儒学的传统,提倡民本思想、王道政治、礼法兼用的社会治理方式。另一方面顾炎武对时代的问题也有所回应,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产生了以"机户"为代表的新型社会阶层,手工业与农业逐步分离,原本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儒家思想,已无法完全适应当时的社会状况。因此,顾炎武对传统的社会治理提出了自己的创新之处,如"分权众治"的社会治理理念、"才足而化行"的社会治理过程以及最终达到"天下治"的社会治理目标。这些继承和创新,对今天的改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比如党中央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在为人民谋福祉的问题上,可以借鉴顾炎武的"民本"思想;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顾炎武所开出的模式也具有参考价值;在加强社会领导方面,顾炎武也做出了合理化建议,等等。

顾炎武的社会治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顾炎武作为清初实学的三大家之一,在明末清初的时代大背景下,针对"王学"末流的弊端,提出经世致用的理念。在社会治理方面,顾炎武一方面继承了儒学的传统,提倡民本思想、王道政治、礼法兼用的社会治理方式;另一方面,顾炎武面对时代的问题,对传统的社会治理提出自己的创新之处,如"分权众治"的社会治理理念、"才足而化行"的社会治理过程以及最终达到"天下治"的社会治理目标。这些继承和创新,对今天的改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路径探索——关于浙江省海宁市“众管微治”模式的调查研究与思考

党中央多次强调构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浙江省海宁市全力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构建,形成“众管微治”新模式。这一模式以“微网格”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以基层党组织为引领,统筹运用基层自治力量,具体以道德治、众筹治等“十治一图”为脉络展开,现已取得较好的治理成效,为其他地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参考。

“五要领”与企业管理

古代兵书《吴子·论将第四》中要求将帅必须谨慎把握而遵行五项要领,即“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吴起虽然著此书于战国时期,但这五项要领对提高当今企业管理水平仍具有现实意义。 所谓“理”,即治众如治寡。

施政“一定三会”说

面对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工作，领导者怎样才能很好地开篇布局呢？笔者以为，一个成功的领导，最重要的要做到“一定三会”。一定：是指定“计”。治国要有治国之策，治家要有治家之道，那么，治理一个单位或部门，当然也需要有“计”，这个“计”就是领导者的计谋、策略...

我国的封建糟粕与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渊源

林彪、“四人帮”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集团,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的全部反动活动,完全以主观、任意的唯我主义为指导,以有用、有效的实用主义为准则,以害人、害党的利己主义为目的。他们摭拾地主阶级的糟粕,资产阶级的牙慧,修正主义的唾余,法西斯主义的伎俩,拼凑成为一套封、资、修大杂烩的反动思想。本文只就他们思想言论中的封建糟粕,追本溯源,谈几个主要问题。

《人物志》的伦理思想

《人物志》一书,魏刘劭著,汤用彤先生认为“读此书,于当世思想之内容,学问之变迁,颇可知其崖略,亦可贵矣。”(《读〈人物志〉》)阮逸在《人物志·序》中也说:“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质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贯于道,若度之长短,权之轻重,无铢发蔽也。大抵考诸行事,而约人于中庸之域,诚一家之善志也。”又说:此书“王者得之为知人之龟鉴,士君子得之为治性修身之檠括”。这都说明《人物志》一书,对从汉末到魏晋时代思想的变迁。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结合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访苏州大学周可真教授

2016年12月9日,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管理哲学学科带头人周可真教授参观调研中盐金坛公司,接受了公司内刊《中盐人》的专访。访谈中,周可真教授通过梳理顾炎武修己治人思想中关于'众治'和'教化'问题的独到论述,分析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结合的可能性在于其主体都是人、结合的现实性在于创造使传统之人向现代之人转变的条件、结合的切入点在于开展中西方组织关系史研究。周可真教授还对中国管理学的性质和是否可成为一门科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形名为为政:论尹文形名思想的实质及其对儒、法、道三家的接受

尹文思想是在儒、法、道三家思想的影响下,在将邓析聚焦于法律的政治斗争上升到治国平天下之高度的基础上,私淑自洽于邓析的“刑名之术”,而形成了独有的“与众共治”的治道理念。尹文接受了圣人制作礼法的本意和“正名”的治道思路,所以主张“正形名”就是“正名分”就是指向“圣人之治”,但同时又认为儒家的“尚贤”依赖的是自“己”出的“人治”,不如自“理”出的“圣法之治”好。尹文接受了“法”“术”“势”相结合的为政手段,但将指向“圣法”的“正形名”逻辑地放在“法”之前,认为“仁”“礼”“义”等皆是“治世之术”,由此否定了法家的森严等级。尹文从象征意义的角度接受了老子“以道治国”的理念,反思并接受了黄老道家“合儒墨,兼名法”的思路,但本身并不是黄老道家。

先秦名家思想的起源及其发展成熟的两条内在线索

由于起源和来源的混淆、讨论标准和侧重点的不同,以及皆试图总结出一个不变的更加根本之起源的思维定势,学术界对名家思想的起源众说纷纭。事实上,这些说法皆忽略了先秦名家并非像儒家那般是一个严谨学脉的事实,即:代表先秦名家的邓析、尹文、惠施、公孙龙四人之间没有直接的师承而往往是私淑自洽。正因为四人皆本有其他师承,名家思想的阶段性和跳跃性才非常明显,故此思想的起源不可能只是最初的那一个。换言之,只有依于先秦名家的现实学术历程去分阶段地具体探索其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才能明了其真正的思想起源,才能厘清名家思想发展的两条内在线索,也才能把握名家学脉之整体与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