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出于二”与中国知识谱系的创建

经-史-子的知识谱系是中国文明的创建,这一创建最早可以追溯到《庄子·天下》。《天下》从古之道术分化的视角理解中国知识谱系的起源,其核心是,从“治出于一”到“治出于二”的秩序转型导致了知识谱系从三代以上的浑然未分到三代以下经、史、子的分殊。古之道术的担纲主体是“治出于一”的帝王,他们是同时掌握精神(教化)和权力(政治)的神圣化统治者;但“治出于二”则意味着治教两大领域的分化,两大领域各有担纲主体。而在教化领域中出现的经史的分化以及子学(百家学或诸子学)的兴起,标志着经-史-子知识谱系的形成。经学或六艺学被视为古之道术的正宗嫡传,而子学作为方术,既是对道术的偏离,又可以上通道术。以经学为主体、以史学与子学为羽翼的中国知识谱系,既以经的主干性保证了中国学术精神的深层统一性,又向子、史开放而补充经学,从而形成经、史、子三者既分离又互补、既相异又相成的知识整体。

“治出于二”与先秦儒学的理路

三代礼法秩序以尊王为核心确立了王者的双重代表身份,这种代表身份赋予了天子"通天"的特权。三代礼法秩序通过强化通天权而达到尊王的目的。一切个人与天相通都必须经过礼法秩序的中介,因而也必须与尊王关联起来。上述"治出于一"的秩序图景在春秋战国被"治出于二"的结构性变化所取代。仁的思想之出现为人体小宇宙直接与天相通,而不必经过礼法秩序的中介提供了可能性。圣人形象作为人伦的最高体现,构成了教统领域的最高代表,而且被视为世俗权力无法予夺的"天爵",从而开启了教统独立于治统的意义。与此相应,治统的王者不再是治教合一的主体,而只能是"人爵"意义上的君主,不可与天同尊,也不独占通天的权力。

秩序与浑沌的居间性平衡:论庄子的秩序形上学

秩序之思的一个合理出发点是原初秩序经验,其核心是人与宇宙的相参互构、浑然一体,它在《庄子》哲学中被符号化为“浑沌”。浑沌之死是原初秩序经验分化的符号化表达,包括两个层次:其一,“浑沌1”(原初秩序经验)分化为“秩序”与“浑沌2”,其含义是人类通过语言及其逻辑对万物命名、分类、编码从而创建秩序,凡是不能被语言编码的存在就被视为浑沌2,后者意味着杂乱、混杂与失序。浑沌2与秩序相对待,而作为原初秩序经验的浑沌1则超越了这种对待,并且是对待双方的共同本源。其二,秩序的根据与秩序的开端的分离,“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核心是秩序的创建仅仅着眼于根据而遗忘了开端,失去了与原初秩序背景(浑沌)的关联,由此而带来了深层的失序问题。克服之道在于回归浑沌,如果说老聃之学的本质是回归于浑然未分的浑沌1,但却加剧了浑沌1与秩序的结构性紧张,那么,庄子的秩序哲学则立足于秩序的现实分化,在分化前提下达成秩序与浑沌2之间的动态平衡,并将这一平衡确立在与作为背景的原初秩序经验(浑沌1)的连接上。这一秩序形上学以安性命之情为依归,在“治出于二”的秩序格局下,构建指向“全人”的秩序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