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贞观时期的治国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唐朝贞观时期是中国古代的大治时期之一。这一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得到恢复,人口持续增加,社会治安好转,一切向好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的治国思想。唐太宗与其侍臣在对话、诤议、奏疏中,阐述了各自的治国思想,逐渐形成共识,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对那时的治国产生了积极影响。今天,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不要忽略贞观时期的治国思想,而要寻找其中的可借鉴之处,使其发挥当代价值,丰富治国理政的内涵,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添砖加瓦。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赓续我们党百余年法治和深刻传承中华法治几千年恢宏壮丽法治史中的精华,深刻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文化自信,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奉法强国”的信念、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探寻强化法治生命力的路径。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异常激烈,国际法治遭遇强烈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和国际治理的实践中,坚持知古鉴今,弘扬中华法治智慧、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精华;资政育人,“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中国智慧”既充分彰显国际法治的正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增进国际社会民生福祉,又更加增强中华法治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法治中国建设的不竭动力,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强劲动力源,是打破“西方中心论”长期遏制中国法治理论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新课题,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其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政党政治学不是政党社会学——论其作为政党治国研究的学科性质

自20世纪初俄国学者奥斯特罗果尔斯基出版有关政党的专著以来,学界一般认为政党政治学就此而正式产生。然而这门学问发展至今仍然是碎片化的,没有一个中心主题,学科性质和身份不明,其研究意义也让人十分困惑。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在于,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把对政党的社会学研究(政党社会学)误认为是对政党的政治学研究(政党政治学),而忘却了政治学这个本源。大多数政党研究都遵循社会学即社会科学的研究套路,以寻求所谓的社会规律为研究目的,而忘记了比社会学历史悠久得多的政治学,其根本目的在于找到使政治共同体所有成员都过上幸福生活或者说实现良治的途径。政党政治学本应是对政党的政治学研究,所以应当回归政治学的本源以如何实现良治为研究目标。由于政党本来就是追求执政和治国的一种组织,在政党广为普及且普遍掌握国家政权的时代,对政党的政治学研究应该是去搞清楚政党给国家治理带来了什么变化,国家治理到底是如何进行的,结果如何,原因何在,由此才能找到在这个时代实现国家良治的出路。总之,政党政治学应该是政党治国研究。在明确了研究主题之后,政党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也应该重新设计,有必要从政党治国的体系、能力、成效和改进几个方面来开展研究。至此,政党政治学作为一门学问就首次具有了突出的中心主题、明确的学科身份和重要的研究意义。在提倡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形势下,如此厘定政党政治学的学科性质,应当算是做出了一份实际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路向探索及其现代学阐释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所致力探索的国家治理的善治路向与政党自身治理的合理路径,蕴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治国理政现代化的理论智慧和实践结晶,集中赋能现代化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与中国精神。切入现代学的视域,在革命型治国理政的现代化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实践中展开局部和全面的治理图式,融入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以及工业化模式等现代性元素;在改革型治国理政的现代化结构中,完成思想革命、注入市场要素、确立共同富裕目标,赋予社会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转向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型现代化中,坚持发展中国道路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其表征为一般现代化发展共性与自身发展的特质,实现了现代化发展范式的转型与中国式现代学的建构,并在不断自我革命中趋于治国理政的臻美。

伍子胥治国理政思想述论

伍子胥不仅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包括顺应天道、和谐自然,德政为首、刑罚为辅,爱民安民、关爱民生,举贤与能、强调官德,发展经济、轻赋缓征,“从近制远”、破楚服越六个方面,并在吴国进行了具体实践,给社会、经济、军事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为吴国参与争霸战争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陵墓若都邑”视角下的唐陵石刻与治国策略

唐陵的设计遵循“陵墓若都邑”的丧葬观念,其设计明显模拟了唐都长安。在这一理念下,唐陵石刻同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前期帝陵石刻的变化与唐文化的渊源、唐王朝对边疆经略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它们对于认识唐王朝的边疆经略重心从南向西及其西北转变有重要价值。

治国大法的古老传承——《尚书·洪范》的早期书写研究

《尚书·洪范》号称中国古代的“治国大法”,据说最初是由上天赐给大禹的,夏商两代世世传承,在周初由箕子口述记载下来。近代以来学者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是战国以后所作,由此解构了它的经典价值。但是通过考古发现,近年来学界已经重新认识到传统说法的可靠,无论是《洪范》本身的内容,还是“五行”“五纪”“稽疑”“庶征”等观念的产生,都证明它与夏商两代文化思想紧密相关。从《洪范》一文简洁的表述、明晰的文本形态来看,它经过了商周史官的精炼加工,具有中华文明早期书写的鲜明特点。这说明以“尊天”“敬人”“道德垂范”为核心思想的“洪范九畴”,的确是自夏商两代以来先民们总结出来的治国要义,也是后世君王必须遵守的治国准则。而古人之所以将其说成是天赐大禹,它体现了中华先民对王权国家得以成立的文化思考,代表了国家得到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美满幸福的殷切期望,因此具有至高无上地位,也是其成为“治国大法”的根本所在。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深刻领悟“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治水工作,深刻指出“治水即治国,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这为我们认识治水与治国的关系提供了遵循和指导。我国历史上就是治水大国,文明起源、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兴盛,都与治水有着密切联系;进入新时代,治水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有机结合,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文章基于我国悠久治水史和新时代治水的伟大实践,从哲学内涵、历史经验、当代实践等多个角度,深刻领悟“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之内涵要义。

英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关键术语的社会认知建构研究——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专题为例

自人类社会之初,我们的先哲们就开始思考如何有效治理社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在这一持续治理过程中,话语发挥了关键作用:人们通过语言的社会表征即话语实践建构了政治发展史,政治术语建构了人类政治生活现实。与此同时,语言作为复杂社会适应系统,在其发展中,与社会一道也在发生演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英文版)共计21个专题,本文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专题收录的五篇文章的英文术语为例,系统探析其社会认知机制,洞悉政治现实的语言建构。

“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突出优势的内涵、实践和效能

“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鲜明特点,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贡献。从理论内涵而言,“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是大国治理和大党治理更加协同高效的最佳途径,也是大国治理和大党治理在保障价值目标实现方面的最佳方式,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从实践体现而言,“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主要体现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治国理政顶层设计、统筹党政机构等方面,并为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更好发挥其突出优势提供了重要保障。充分发挥“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突出优势的治理效能,必须把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根本政治保证,把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作为主要抓手,把统筹推进执法执规体系建设作为基础工程。

依法治国视域下地方高校临床医学研究生法治教育研究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日益健全的医疗法律法规对医疗行业的执业规范提出了更多的新要求,也要求临床医学生能够熟知法律知识和应用法治思维分析和处理问题。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的高校,对临床医学生开展法治教育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剖析当前临床医学研究生法治教育面临的困境,阐述开展临床医学研究生法治教育的意义,探讨临床医学研究生法治教育的路径,为临床医学研究生法治教育提供理论基础,提高未来医务工作者的法治意识,防范医疗纠纷的发生,遏制医疗腐败,保障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坚持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四川实践研究》书评

“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内容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由胡业勋教授主编的《新时代坚持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四川实践研究》,吸纳融汇了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四川省委党校、西南财经大学、西南石油大学等多家单位法学研究者的理论与实务经验,出版后收获了学界肯定性评价和社会良好反响。

我国古代社会转型期的治国理念

从春秋战国开始,完成于秦汉(汉武帝)的古代社会转型期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身处该转型期的统治者与学者们通过积极探索适应时代发展的治理模式,一举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本文通过梳理儒、法、道等古代重要思想学术流派的治国理念及其演变,深入分析各学派的治国理念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实践和成效,进而从“关注社会均衡”“追求教育公平”“维护法治公正”“推动创新变革”四个方面来展开探讨,以期为现代社会的治理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叙事建构视角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英译研究

近年来,蒙娜·贝克的叙事理论在新闻和政治文本翻译中的应用越来越引起关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英译本是政治文本翻译的典范。文章结合叙事理论,从时空建构、标示式建构、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人物事件的再定位四个方面详细探讨了叙事建构策略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翻译过程中的应用和体现。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隐喻类型及其日译策略

有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语言风格与修辞策略的研究正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但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日文版中的隐喻类型及其翻译策略的研究尚不多见。通过运用概念隐喻理论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中文版中的隐喻表达及隐喻类型进行梳理和总结,并探讨这些隐喻表达在被日译时采用的主要翻译策略发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隐喻类型以常规隐喻和意象隐喻为主,且不少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受语言和文化双重因素影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日文版所采用的隐喻翻译策略主要有译入相同概念隐喻、取消概念隐喻、译入明喻、以注释的形式译出目标域4种类型。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公安院校人才培养路径探析

当前国内外环境日趋复杂,各类风险和深层次矛盾交织出现,给公安院校人才培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性越发凸显。我国公安院校人才培养重视复合型人才培养、寻求多元化主体合作、采用信息化手段教学,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公安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检视法治育人实效,仍存在法治理念教育有待加强、法治课程体系有待完善、师资队伍质量有待提升、合作共享机制有待优化等问题。鉴于此,公安院校的人才培养应优化教育资源、重视法治思维、加强外部合作、贯彻民主法治。

生态翻译学“四生论”下的中国特色词翻译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交篇为例

中国生态翻译学“四生论”立足于东方生态智慧,分为“尚生”“转生”“摄生”“化生”四种不同方法,是中国新时代翻译的代表理论。在数据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交篇(以下简称“外交篇”)4个主题的中国特色词翻译,发现“四生论”与中国特色词翻译的契合性:外交篇的翻译基调为“尚生”,并大量结合“摄生”以达到传递原语生态,“转生”和“化生”译出中国特色词的闪光点,升华文本生命。“四生论”能与中国特色词翻译相契合,传递源语生命,破除读者理解障碍,有利于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进大学日语课程的路径研究——“产出导向法”视域下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进高校、进教材、进课堂,不仅能为课程提供丰富的思政素材,还能加强学生的国情认知,有助于培养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人才。大学日语是面向高校学生开设的初级外语课程,课程中融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具有重要意义。在明确了“三进”工作的意义和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探究“产出导向法”视域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进大学日语课程的有效路径,以期为初级外语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从新时代治党治国高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对于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动向,要及时掌握、动态分析、科学研判,及时制定应对措施,做到判断准确、反应及时、处置有效。要因势利导,加大投入,加强阵地建设,进行“开放性”教育,改进以往就事论事、照本宣科的“封闭式”教育模式,着力实现教育的“网络化”、“互动化”,提升工作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