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贞观时期的治国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唐朝贞观时期是中国古代的大治时期之一。这一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得到恢复,人口持续增加,社会治安好转,一切向好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的治国思想。唐太宗与其侍臣在对话、诤议、奏疏中,阐述了各自的治国思想,逐渐形成共识,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对那时的治国产生了积极影响。今天,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不要忽略贞观时期的治国思想,而要寻找其中的可借鉴之处,使其发挥当代价值,丰富治国理政的内涵,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添砖加瓦。

明代大臣王德完治国思想蠡测——以其奏疏为中心

王德完为明万历时期大臣,历任兵科、户科、工科给事中,仕途虽短,但所上奏疏较多,涉及面广,且多能针砭时弊,从中即可一窥其治国思想。内政方面,因议立太子而被卷入国本之争,仕途几乎断送;面对朝廷沉重的财政压力与军费开支,所秉持的理财理念仅限于开源与节流;对日“封贡”及平“奢安之乱”上,能够提出正确的对策,显示出在边防战略上的前瞻性;而救民奏疏数量尤多,体现出他对民间疾苦的高度关注。究其奏疏之多的原因,在于万历时期暴露出的种种危机及言官地位的提升。王德完频繁上疏直言,亦是明代中后期君臣冲突的政治缩影。

论先秦儒家治国思想的整体性特质及当代启示

中华民族在创造恢弘的历史文明进程中形成了经久不衰的历史文化遗产先秦儒家的治国思想。整体性是先秦儒家治国思想的基本特征,探究其继承发展的历史和内涵体系的整体性特质,从中挖掘天下归仁、民为邦本以及德治和法治并施的治国手段等,以实现治理现代化并充分彰显其整体性特质,必将对当下推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清華簡《治政之道》《治邦之道》與先秦儒墨道法的治國思想

清華簡《治政之道》《治邦之道》主要從施行教化、舉用賢才、君臣關係、治邦不在命等方面闡述其政治思想:在施行教化方面,《治政之道》認爲教化的手段之一就是《詩》教,并且施行教化需要君主修身以起道德表率作用,這與先秦儒家的論述是完全一致的;在舉用賢才方面,《治政之道》《治邦之道》主張不分高低貴賤地舉用賢才以及多方面考核賢才,與孔孟有所差異,與荀子、墨家、黄老學是一致的,但與法家差别較大;在君臣關係方面,《治政之道》認爲君臣關係是對等的,與儒家、墨家、黄老學均存在相似之處,而與法家截然不同,又認爲維繫君臣關係的是“利”,與墨家、黄老、法家是一致的,但與儒家有根本不同,總體説來,《治政之道》的君臣觀更近於墨家與黄老學;《治邦之道》認爲治邦之道不在命,而取決於君主的爲政措施,與墨家、黄老學、法家、荀子都有相似之處,而與孔孟有一定距離。《治政之道》《治邦之道》是一篇融合諸子思想的政論文獻,没有明確的學派意識,也并非“以儒家學説爲主”,而更多的是與黄老學的治政理念相似,這可能與楚國“兼收并蓄”的開放精神有關。

孔子孟子的治国思想研究

孔孟儒学的治国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治国思想理论,在人贵论基础上确立了人是国家社会的主体和根本的民本论。以"民本·仁政·德治"为治国指导思想,"德治为先,礼刑并用"为治国基本方针,"庶·富·教"为立国三大要素,要求治国者必须具备"政者,正也"的素质,采用"修己安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领导管理机制。孔孟儒家的治国思想,对当今中国的德治与法治仍有借鉴意义。

论诸葛亮的治国思想

诸葛亮作为刘备去世之后蜀汉政权的实际执政者,在其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治国思想体系。在用人上,诸葛亮合理利用人才,蜀汉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在经济上,诸葛亮大力发展农工商业,蜀汉财政日益充盈;在军队治理方面,诸葛亮进行多方面的军事力量建设,蜀汉军队转弱为强;在依法治国上,诸葛亮制定、执行法令以及推进法治建设,一改刘璋统治益州时期律法松弛的状态,蜀汉社会秩序井然;在少数民族问题上,诸葛亮妥善处理民族关系,蜀汉后方的南中地区得到安定;在外交方面,诸葛亮与孙吴交好,以利北伐。

论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历史底蕴与时代特色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历史底蕴源于应然的法治,即以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良法善治",强调法律至上、民主政治、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它是一套蕴含原则、价值、制度和行动等多要素的理论和实践系统;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时代特色则是以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核心,坚持党对法治的全面领导,实现宪法之治,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有机结合、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之治,倡导社会自治和善用统筹综治,从而让权力依法运行,有效释放社会活力,保障我国现行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中国梦"均得以实现的富民强国之治。它是实然的法治,是对近、现代法治理论的重大发展。

习近平依法治国思想研究综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依法治国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新部署,理论研究者给予了高度关注,出现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本文对现有关于习近平依法治国思想生成条件、内容体系、鲜明特色、历史定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对于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习近平依法治国思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淮南子·主术训》的治国思想

许抗生认为,《淮南子》十分重视"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无为"进行了界定,明确区分了"无为"与"有为",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学说。刘康德认为,《淮南子》的治国理论强调天、人、器物三要素的作用,只有做到顺应自然、因循法度、发扬人的优良品性,才能治理好国家。金春峰认为,《淮南子.主术训》吸收了韩非的"法"、"术"、"势"的思想,发挥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继承。陈广忠认为,《淮南子》阐述了纳"异"而国治、谀"同"而败亡的道理,提出了"同"、"异"互补的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以“势”为中心的制度设计——韩非治国思想的现代解读

韩非为“中人政治”设计了一套相关的治国制度。在这套制度中 ,君主的“势”始终一贯地被当作最高价值和核心目标 ,“法”是公示于众的制度之外在框架或刚性结构 ,“术”则是君主独享的隐伏于制度之中的机变手段和阴柔方法 ,“法、术相济” ,“法、势、术合一”

古代礼法结合的治国思想及启示

儒家坚持以“礼”的基本精神——“亲亲”、“尊尊”为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法家提倡法治,强调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公正的准则,强调法的权威性和约束力。经过历代儒家学者与统治阶层的不断补充和发展,礼法结合成为西汉以降历代王朝的治国之道,这种独具特色的治国理念,为我们今天正确处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走出道德全能主义和法治万能主义的误区,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可资借鉴的资源。

论明朝士大夫对《管子》治国思想的评述

管子学派的代表作《管子》,既有管仲治国思想的记录和发挥,又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运用,本身带有明显的经世致用之效,对治国理政有很大裨益,这奠定了《管子》备受后人关注的基础。明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重要的承前启后时代,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也存在激烈的矛盾和严重的困境。明代政治家和学者纷纷关注《管子》的治国思想,以期找到解决问题、促进社会有序发展的途径和方法。

李光耀和朴正熙的治国思想比较

李光耀和朴正熙的治国思想都包括:重视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用国家的政策支持,促进经济发展;让人民分享发展成果;逐渐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推迟到经济发展以后。而在具体做法上,由于新加坡和韩国的国情不同,二者有一些不同的政策。如新加坡的打开国门引进跨国公司和组屋制度,韩国的发展本国工业和推进新农村运动,等。李光耀和朴正熙的治国思想的成功,和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分不开的:冷战时代的国家生存危机的压力,世界制造业繁荣时代的资本支持,儒家文化圈进入全球经济的第一代人的进取精神,当时的以电台、报纸、有线通信为主的媒体时代。但历史是不可重复的,今天的时代,有今天不同的要求和使命。唯有他们的理想主义、责任性和对民意的沟通和了解,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中永存。

“法治浙江”: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前期探索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高屋建瓴的布局谋篇,这个大手笔与习近平的法治思想是分不开的。习近平的法治思想可以从他推动"法治浙江"建设进程中找到清晰的脉络;习近平"法治浙江"思想的根本特征是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法治建设工作都围绕这个宗旨展开;在"法治浙江"建设中,高度重视基层法治建设、高度重视用法治方法推动市场经济稳健发展、以法治护航"美丽浙江"建设的理念以及"平安浙江"建设战略与实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体现。

普京教育治国思想解读

普京在教育领域制定优先发展教育战略,促进俄罗斯教育现代化发展,提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俄罗斯教育新思想。

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探析

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依法治国思想可概括为:治国安邦,要实现从个人到制度、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建设法治,要处理好民主与法制、执政党与法、权力与法三对关系;厉行法治,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些思想解决了为什么要实施法治,如何建设法治,如何推行法治等重要理论问题。坚持邓小平的依法治国思想,对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先秦道家治国思想的历史透视

先秦道家包含有许多积极进取因素的治国思想,诸如无为而治、修身养性、崇俭戒奢、返朴归真、以退为进、以弱胜强等。其最大特色是顺从自然的文化价值取向,而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则是先秦道家诸子构建和论证其治国方略的哲学基础。先秦道家的治国思想,对现代社会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唐代贞观朝君臣治国思想略论

唐人吴兢撰写的《贞观政要》,总结了贞观君臣以亡隋为鉴的历史经验 ,被誉为“济世经邦的宝典”,其中“民足君足”论、“民水君舟”论、“创业守成”论、“明君暗君”论等 ,反映了唐代贞观朝君臣治国安民思想的核心与精髓 。

论张俞的治国思想

北宋时期四川郫县人张俞的治国思想,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事实上,他的关注民生、任用贤人、文武并重、先内后外、不满过分专制、追寻圣人之道等治国思想,不仅在当时有影响,而且对后世也有启迪意义。

习近平依法治国思想对行政文化建设的意义

习近平同志依法治国思想为当代中国行政文化建设确立了法治的基本原则,有力地推动着中国政府建成全面意义的法治型行政文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进行了全面部署。法治原则可以借助行政文化的培育和传播扩散到整个社会,推动整个社会的法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