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路向探索及其现代学阐释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所致力探索的国家治理的善治路向与政党自身治理的合理路径,蕴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治国理政现代化的理论智慧和实践结晶,集中赋能现代化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与中国精神。切入现代学的视域,在革命型治国理政的现代化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实践中展开局部和全面的治理图式,融入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以及工业化模式等现代性元素;在改革型治国理政的现代化结构中,完成思想革命、注入市场要素、确立共同富裕目标,赋予社会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转向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型现代化中,坚持发展中国道路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其表征为一般现代化发展共性与自身发展的特质,实现了现代化发展范式的转型与中国式现代学的建构,并在不断自我革命中趋于治国理政的臻美。

伍子胥治国理政思想述论

伍子胥不仅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包括顺应天道、和谐自然,德政为首、刑罚为辅,爱民安民、关爱民生,举贤与能、强调官德,发展经济、轻赋缓征,“从近制远”、破楚服越六个方面,并在吴国进行了具体实践,给社会、经济、军事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为吴国参与争霸战争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英译与中国形象自塑

长久以来,中国形象的塑造者是西方人而非中国人,中国形象的自塑存在欠缺,因此研究该问题意义重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英译本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形象进行自塑,本文对其进行研读,寻找典型文本案例,分析翻译文本实现中国形象自塑的方式,得出总结:1.重视细节性的词语选择;2.把握文章的整体结构和语境;3.使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辩证的叙述方式。该研究能助力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与对外传播。

《天人三策》和董仲舒的治国理政思想

《天人三策》是董仲舒对汉武帝寻求治国方略所做策问的答复,它集中体现了董仲舒以公羊学之法为汉代更化改制,并为其提出的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董仲舒基于汉代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将儒家王道思想与天道联系起来,要求天子从“正己”出发,借助于“德主刑辅”“王道教化”等治理手段,帮助汉代加强了以天子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式的政治统治,实现了“大一统”的理想目标。董仲舒提出的治国方略也帮助儒家确立了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正统地位,对中国近两千年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

目的论视角下政治性文本中诗词典故的日译策略——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为例

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为例,基于目的论三原则的理论框架,借助语言模糊性相关理论,对诗词典故中所涉及的词语、句法、篇章,从数字模糊、意象模糊、句法模糊、主题模糊四个类别进行探讨。经分析发现,诗词典故中语用模糊的日文翻译策略主要有汉文训读法、汉文训读加解释性翻译法、解释性翻译法三种,均符合目的论原则。另外,在具体翻译时要结合发言者意图,译出切合观点的译文。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诗词用典翻译与中华文化思想国际传播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英文版海内外发行以来,影响深远,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绝佳途径。用典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文章的一大特色,从古诗词到经史子集经典名句,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鲜活的当代价值,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生动实践。特别是文学用典,为政治话语增添文质兼美的文学文化气息,有助于提升国际传播与接受的效果,其英译特别值得深入探讨。本文重点梳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诗词类文学用典,基于英文版考察其翻译策略,探析译者如何在多维语境中捕捉所引古诗词思想要义并在翻译中兼顾政治性与文学性,采用灵活翻译策略,“自塑”新时代中国国际形象、柔性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译者的“抉择”与“摇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译副文本索引研究

副文本是翻译研究的重要领域。在中华文化走出去背景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副文本研究有助于推进其翻译与国际传播。本文在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韩译本索引副文本进行分类和描写基础之上,结合社会心理学的角色理论,探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和三大身份扮演。研究表明:借助副文本理论,通过分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索引中的中国特色话语韩译,译者行为和话语建构得到了多维阐释,在实现中国特色话语有效译和精准译中译者发挥的作用也得以被揭示。

翻译写作学视域下政治文献中国特色词汇英译探析——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为例

汉英两种语言的巨大差异,加上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使得如何正确英译政治文献中的中国特色词汇成为无法避免的难题之一。以“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为代表的翻译方法与策略未能在翻译实践中将语言层面的操作与文化层面的取向统一起来。翻译写作学将翻译原则与方法进行梳理,提出“直译、意译、归译”三分法,并修正长期以来对“意译”的误解,将翻译中语言与文化的操作进行统一,既简化了翻译原则,又为同一原文衍生出多种不同译文提供了合理解释的依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翻译效果,从而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级差资源“更”的重构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日译本为例

在中央文献翻译过程中,如何实现级差资源的评价意义重构,集中彰显了译者的翻译立场。本研究基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至第三卷)中日对译文本,从译者主体性视角探析级差资源“更”在中央文献日译过程中的重构方式及其背后的成因。研究发现:级差资源的跨语际重构在三卷中呈现出一定的历时一致性,当“更”用于提升后文评价意义的“强度”时,译者更倾向于采用零翻译,以合译、扩大语言单位等方式重构级差资源;而当“更”用于提升后文评价意义“量度”时,译者通常选择对应翻译,保留原文的级差资源。同时,译者在不同语势功能下,受语言单位、句式等客观受动性制约,适时调整翻译方式;在维护国家形象、增强意识形态意义表征等社会语境下,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重构级差资源的评价意义,以此增进目标读者的理解与接受度,提升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国家形象构建——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为例

本研究从《?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的高频动词、关键词、关键短语等角度切入,分析《?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并分析国家形象构建过程中所采取的修辞策略。研究表明,《?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中合理运用互惠认同、对立认同和无意识认同这三种修辞策略,塑造了一个奋发进取、以民为本、崇尚和平、追求创新、倡导合作的中国形象。研究表明,这一形象的塑造有利于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衔接与连贯在政治文本英译中的运用——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英译本为例

新时代背景下,随着我国各方面事业不断发展,影响力不断提升,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对政治类文本的翻译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长期以来,对于部分政治类中文文本中出现的文字堆砌、形式单调的情况,外译工作者为求忠实性原则,不得不牺牲文章的可读性和连贯性。为更好展现我国形象,提高政治文本外宣水平,该文采取案例分析法,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英译本中的衔接与连贯现象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该类翻译实践需要做到显性和隐性的双重连贯,要考虑到思维差异、文化传统、国家利益和政治局势,并采取指称、省略、同现、复现等翻译技巧进行处理。

基于语料库的维译本惯用语翻译分析——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为例

惯用语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生活习俗沉淀的结晶,是熟语的一种,它是一种习用的固定词组,形式上既有以三音节为主的固定格式,又有三音节以上的格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以下简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阐述了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领导人、国家主席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治理方面所遵循的理念与方针,对我国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书中出现了不少惯用语,该文通过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出现的惯用语汉维译本展开分析,对书中出现的惯用语进行分类、收集和整理,分析其翻译方法和技巧,旨在学习和研究政治文献及译本,为政治文献的翻译提供一些参考。

优秀维译文本的用典翻译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为例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而对维译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典故翻译的研究,正是响应十八大文化强国建设的号召。该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为文本,搜集整理了其中的诗歌典故,以诗歌典故的维吾尔语翻译语料为研究对象,概括分析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的用典概况、用典特色及典故的维译,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的典故在维译过程中运用到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进行详细探讨,分析其维译本是如何通过翻译来传递文化内涵和文化思想精华的,以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古诗词维译本翻译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维译本为例

诗词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也是中华传统语言文化之精华。用典生动深刻又恰到好处,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文章中的一大特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引用了较多古诗词,深入理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的用典,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的深刻蕴意,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维译本中,对所引用的古诗词做了很好的翻译处理,该文节选引用中的部分古诗词,分析其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不仅可以加深对维吾尔语言特性的了解,帮助人们认识语言间的区别和联系,也能更好地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在各族群众中的传承弘扬与赋能发展。

目的论视域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翻译与国家形象构建研究

以目的论为研究视角,探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的翻译方法对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影响。研究发现译者以传达政治思想、树立中国大国形象为首要目的,拥有强烈的读者意识,在翻译过程中灵活使用意译、增译、省译等各种翻译方法,以提高译文的语内连贯性,帮助译文读者了解和接受原著的政治思想,感知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大国形象。

文化翻译观视角下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为例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是我国外宣翻译工作的代表性作品,为国际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优秀文化的窗口。本文基于文化翻译观,探讨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研究发现,译者采用文化保留、文化适应、文化替换、文化注释、文化创新等策略,成功地将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达给了全世界,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理解,展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智慧。

评价理论视域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的翻译策略

以评价理论为研究路径,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运用UAM语料库工具,自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汉英双语语料库,探讨政治文献中评价资源的翻译方法。研究发现:译者一方面尽量忠实于原文,多采用直译法,另一方面尊重目的语词法、句法等语言特征,灵活使用增译、省译、转译等多种翻译方法,适当增减和调整评价资源,虽与原文存在不对等,但能保证译文的准确性,并迎合目标读者阅读习惯。这说明译者始终遵循准确性这一首要翻译原则,政治立场坚定,又竭力满足国外受众需求,有利于提升译文的对外传播效果。

政治等效视角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隐喻认知翻译策略研究

文章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为语料,以政治等效理论为研究框架,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书中出现的隐喻进行分类研究,总结出11种概念隐喻类型,包括运动隐喻、道路隐喻、旅行隐喻、旗帜隐喻、圆圈隐喻、动物隐喻、战争隐喻、人体隐喻、植物隐喻、建筑隐喻、自然隐喻和其他类型的概念隐喻。第一卷英译本采用了保留概念隐喻、具体化、意义替换三种翻译策略,实现了政治等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平行语料库在大学英语课程思政中的应用探究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也是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重要内容。教材是开展育人工作的载体,然而,大多数大学英语教材内容以西方语言文化居多,鲜有中国文化和价值的相关内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商务、教育等方面。其多语种版本更深刻影响外语教学与改革,丰富了外语教学的教育性和人文性。研究基于“产出导向法”,探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多语种平行语料库在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多元应用,有效提高育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