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上郡龟兹县治城位置新探

两汉时期,上郡龟兹县具有重要的军政地位。但由于史书记载简略,其治城位于今天何处,学界观点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榆林市榆阳区古城滩古城、榆阳区镇川镇上盐湾附近、乌审旗嘎鲁图镇(原名达布察克镇)附近。依据《水经注》关于"帝原水"、"黑水"、"交兰水"、"诸次水"及《后汉书》"龟兹盐池"的相关记载,参照文物考古、野外考察的资料,判定乌审旗嘎鲁图镇北部敖柏淖尔古城即汉代龟兹县故城所在。

再论唐代前期“六胡州”治城位置——与王乃昂、黄银洲、何彤慧三同志商榷

针对唐前期＂六胡州＂及其后继管理机构治城位置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学术认识的分歧,有必要再次进行学术讨论。透过对《定位问题》所举论据的剖析,可以看出窨子梁出土的唐人墓志及其他资料并无法证明唐前期鲁州城即今兴武营故城,与＂六胡州＂相关城址的＂考定＂纯属画蛇添足,对什贲故城、兰池都督府城的推断也是误判。因目前关于唐前期＂六胡州＂治城的证据欠缺,其治城位置研究尚无定论,仍需同行继续向前推进。剖析相关论文出现诸多舛误的根源乃在于失当的研究方法、浮躁的学风。学术界须提倡审慎严谨、求真求实、淡泊名利、稳步推进的健康学风。

西汉北地郡属县治城考

西汉北地郡建制承袭秦北地郡,其辖区几经盈缩,元鼎三年(前114)后趋于稳定,最迟至汉平帝元始二年(2),北地郡辖有19个县。结合文献资料、文物考古资料和实地考察资料,推知这19个属县的治城位置,进而复原西汉北地郡属县的地理空间分布格局。

再论唐代前期“六胡州”治城位置——与王乃昂、黄银洲、何彤慧三同志商榷

针对唐前期"六胡州"及其后继管理机构治城位置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学术认识的分歧,有必要再次进行学术讨论。透过对《定位问题》所举论据的剖析,可以看出窨子梁出土的唐人墓志及其他资料并无法证明唐前期鲁州城即今兴武营故城,与"六胡州"相关城址的"考定"纯属画蛇添足,对什贲故城、兰池都督府城的推断也是误判。因目前关于唐前期"六胡州"治城的证据欠缺,其治城位置研究尚无定论,仍需同行继续向前推进。剖析相关论文出现诸多舛误的根源乃在于失当的研究方法、浮躁的学风。学术界须提倡审慎严谨、求真求实、淡泊名利、稳步推进的健康学风。

西汉朔方郡属县治城考

西汉朔方郡地处"河南地"北端,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据《水经注》等文献资料、参稽此地域的文物考古发现和田野调查,可推知朔方郡所辖10县的治城位置。

鄂尔多斯高原西汉时期西河郡属县治城位置新考

鉴于大河套地区西汉时期西河郡诸县治城位置迄今尚未完全探察清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作继续探索。依靠文物考古资料、田野调查资料、地理背景和当代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拟分成关于《水经注》记载的汉代西河郡5个县城、西河郡太守府及都尉府驻地的4县治城、《水经注》缺载的汉代西河郡其余20县治城三部分,探讨各县城的地理位置。此专题研究对于复原鄂尔多斯高原汉代政区地理格局具有重大价值,同时对于本地域其他历史地理专题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释明代陕西军城分布——兼论其与治城关系及联系的地理因素

陕西军城分布治城之外的特点,是明朝效法西汉在河西走廊设置河西四郡,以图隔绝陕西北面的蒙古与南面番部的联系。而军城保护治城与治城往军城输送粮秣的互动关系,则是为解决边疆军马所需粮秣之多与这里所产之少的矛盾。这是影响农业生产的降水量,由陕西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减的地带性决定的。

清代中前期重庆地区治城空间结构初探

空间结构上,现重庆所辖县区的县城在清代时已实现初步的功能分区,表现为内部诸性质相同元素在空间上的集聚。行政区多集聚于县城中央或者西北方,文教区多分布于东南向或是与官署相连,县城外围的宗教、信仰场所的分布也多有规律。通过对县城内部空间结构的探讨,可以发现其背后原因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既有政府制度因素,也有时人风水思想指导,同样也体现了古人对当地地理环境的利用。因此,应更多地从本土文化中各个要素去分析它们在塑造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中所起的作用,以此来进一步拓展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深度。

西汉时期西河郡河东属县治城位置再考证

西河郡为汉代著名边郡,设立于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辖境地跨山陕蒙交界黄河两岸,下辖36个县。为便于研究,一般将其属县分为河东属县与河西属县。史学界历来对其河东属县治城位置研究颇多。《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将其位置全部定位。然而,新的考古材料证明,所谓"河东8县"之说其实并不准确。

西汉安定郡属县治城新探

战国时期秦设北地郡,至汉武帝时析北地郡而设安定郡,辖21县。结合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田野调查等资料对阴槃、安武、安定、抚夷、爰得、乌氏、月氏道、安俾、复累9县,提出新的治城位置判断,依次为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窑店镇峪头村附近、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武亭城址、甘肃省平凉市安定故城、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乱山梁城址、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付家沟城址、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北后街、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潘园古城、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南山堡城址、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单家集城址;对学界达成共识的卤、临泾、彭阳、阴密、泾阳、朝那、鹑阴7县治所予以陈述。对高平、参■、眴卷3县,在前人确定大致区域的基础上进行精确的定位依次为宁夏固原市原州区文化西路与中山街交汇的十字区域、宁夏吴忠市同心县杨河湾城址、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古城村古城。一些学者对三水、祖厉2县故城提出新的见解,基于在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更为系统的论述和补证。

西汉云中郡属县治城位置新考

自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后设立云中郡,经长时期的发展而至西汉时期,云中郡已辖11个县,分别是云中、桢陵、沙陵、阳寿、咸阳、陶林、犊和、沙南、原阳、北舆、武泉。文章以《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相关原始文献的记载为主,结合现代考古资料、田野调查资料,再度论证它们的具体地理位置。

超大城市空间重构中的“村政城治”

超大城市的规模扩张意味着广域范围的城市乡村的联动发展。在这一空间重构过程中,城乡关系的分野被忽视了,超大城市借助于交通、项目甚至新城建设“侵入”乡村,从而模糊了城乡边界。随着新城直接面向乡村治理,超大城市实现了“乡政村治”向“村政城治”的逻辑转换。在这一过程中,超大城市通过织密权力网络、集中居住等政策强化城市在地性公共服务对于乡村治理的引领,但是这一思路又强化了村庄对于超大城市的依附。超大城市的乡村振兴需要承认城乡关系的历时性特征,系统反思新城建设、乡村发展中的空间、产业与人口关系联动,通过政策均衡实现超大城市生态、生产、生活功能的内在契合。

灵州治城的变迁新探

灵州城曾是中国北部边疆的重要城市。灵州治城有过四次移建,出现过五座治城。北魏孝昌二年废薄骨律镇改置灵州,初治胡城。西魏大统六年灵州首度自胡城迁至薄骨律镇旧城。明洪武十七年,灵州二度北移至灵州新城。明永乐中,灵州三度北移十余里,另筑新的治城。宣德三年,灵州四度迁至新的治城。

从“军城”到“治城”:北边民族交错带城镇发展的一个轨迹——以明清时期陕北榆林为例

陕北榆林是晚近成长起来的边疆城市。明初那里还只是一个小村庄,蒙古和明王朝之间的军事战争为其提供了发展契机。榆林由军事驻所到三边雄镇,进而成长为地方行政中心,并由此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最终形成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在中国北边民族交错地带城镇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典型意义。

唐前期河曲地域粟特人“六胡州”治城新探

唐代'河曲'是一个多民族散居杂处的地域[1]。其中,以粟特人(昭武九姓胡)移民为主体的'六胡州'位于'河曲'地域的中部偏西[2]。粟特人'六胡州'及其后继行政单位经历多次嬗替,情况较为复杂,因而各个时段行政单位的治城位置就显得扑朔迷离,长期以来难得其实[3]。探明这个问题,对于古代民族关系史、鄂尔多斯地区历史地理、区域自然环境演变和唐代历史诸研究工作,均具重要的学术意义。作者试对粟特人'六胡州'及其后继行政单位的治城所在作初步探索,以期抛砖引玉,再现历史真相。

北朝至隋唐时期灵州治城的移徙及其军政地位的变化

灵州的历史可追溯至西汉惠帝四年(前191)始置的北地郡属县——灵州县。从西汉至隋唐,灵州作为地方行政建制在一千年间经历了由县—州—都督府—节度使的发展历程。在相当长时间里,灵州治城是今宁夏北部地区的军事、政治、交通和民族文化交流的中心。

《城之国治:城市政治的中国叙事》

'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对城市有着美好的期待。城市化也是过去40年中国变革的一个重要篇章,不仅扮演着经济发展的引擎角色,也推动了社会变革。随着城市扩张,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居住,新的社会关系在城市中产生。

法治之源

法治的理论和制度形态均可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政治。而城邦政治孕育是在多里安人入侵后特定历史情景中制度、观念、经济、组织形态变异成形 ,并经过系列的改革才得以确立起来的。作者通过对多安人入侵后“黑暗时代”历史的追踪 ,对形成城邦政治的条件过程进行了梳理 ,并对其法治形态和精神作了描述 。

孟浩然卒于“冶城”辨——与袁行霈先生商榷

本文辨析了袁行霈先生编著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纲(二)》中关于孟浩然生平注解的错误及成因。进一步考证了“冶城南园”即襄阳城南的孟氏故里涧南园;同时还提出:宋代以后所以出现的不同版本的唐王士源《孟浩然集序》,根本原因是由于将“治城”误为“冶城”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