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北宋神宗时文彦博所云“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今学界一般认为其指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也有认为此语当解释作“(天子)是替士大夫治理天下”者。通过详细引证比勘诸史料,可知文彦博语远绍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语,而自汉宣帝言“与我共此(治天下)者,其惟二千石乎”以来,“共治天下”说为包括宋朝的历代君臣所普遍接受,只是文彦博代之以“士大夫”而已。故文彦博所说之“治天下”及其他宋人所云之“共天下”“同治天下”,大抵皆为“共治天下”之意。

文彦博所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并非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熙宁四年三月,宋神宗与文彦博、王安石等大臣进行了一场非常著名的对话。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目前,学界一般都认为文彦博所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是指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甚至认为宋朝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之说即始于此。从文字释义和对话语境来看,文彦博的原意实际上是:天子“是替(为,wèi)士大夫治理天下,而不是替(为,wèi)百姓治理天下”。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说源于汉宣帝所说:“与我共此(按‘此’即‘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东晋孝武帝朝的冀州刺史刘波、宋真宗朝的龙图阁待制张知白、宋仁宗朝的知谏院包拯也都是这样认为的。

宋代后妃参政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后妃参与政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由此导致外戚干政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有宋一代不闻外戚把权,更未因此而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相反,宋代后妃持政多有善举,政绩突出。宋代后妃参与政治基本成功,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解析宋代后妃与政的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一基本国策。

论晚唐“内外大臣共治天下”格局的形成

宦官专权是安史之乱后唐代重要的政治特征,学界虽然多有讨论,但是对其在晚唐时期的时代特质仍然缺乏较为清晰的认识。事实上,经过长期的演变,晚唐时期逐步形成了内外大臣同为一体的政治格局,其特点是,宦官独掌军事,宦官、朝官分掌经济、朝政,并形成内廷和外朝两套行政系统。外朝以宰相为首,下置三省六部诸省司;内廷以中尉、枢密使等"四贵"为首,下置二十四内诸使司。在内外大臣共治天下的格局中,唐朝的统治得以延续了数十年。

略论宋代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范仲淹等人的政治活动为中心

自汉高祖刘邦倡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后，其说多为汉、唐以来许多帝王所继承。他们所谓的“共治”，只是将士大夫作自己的统治工具而已，因此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到了宋代，士大夫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才空前高涨，使“共治”走出了以往“牧民”的范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以范仲俺为首，包括姚坦、吕端、包拯、韩琦、文天祥等人在内的一大批士大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范仲淹为官清正，志向远大，自他踏上仕途的一天起，无论身处朝廷或地方，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可谓敢说敢做，奋不顾身。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言辞，就是“共治”思想的最好体现。宋代封建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做得较好，从统治者方面来说，由于推行“重文抑武”的国策和实施十分严密的统治手段，他们不仅重视士大夫的作用，而且也敢于放手让士大夫参与政治，实现“共治”。从士大夫方面来说，一是不讲门第的宋代科举制度，使大批才能卓越的贫困士人脱颖而出，极大地笼络了士心；二是宋代士人深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熏陶，增强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三是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士大夫参与“共治”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一身与天下:论早期道家“治身”与“治天下”关系的演变

对于早期道家的政治思想,学界目前大多集中在黄老一系。对于老庄一系的政治思想则关注较少。其实,从现有资料来看,老庄一系的道家对于政治也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想法。就"治身"与"治天下"的关系来看,老庄一系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杨朱、庄子有着明显的不同。老子强调"治天下"要建立在"贵身"的基础之上,只有知道"贵身"的人才能把天下治理好,反之那些不懂得"贵身"的人则是没有资格治理天下的。杨朱把老子的"贵身"思想发挥到极致,使得道家思想呈现出注重生命的一面,而这也反映了杨朱的政治思想。在杨朱看来,每个人都把自己管理好了,那么天下也就治理了。庄子则对"治天下"有所轻视,认为"治天下"是"治身"的附属品,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实在不值得有意为之。

重探“与士大夫治天下”--对宋代政治文化的再考察

宋代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常被视为知识分子以儒学教化皇权的典范。然而细览宋代政治的诸多端环,所谓"与士大夫治天下"乃是皇权把士大夫官僚作为它的倚重基础,社会的各种角色也重新在官僚制度中重新定位,"官"与"民"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两个基本阶层,皇权镂空了宗法社会,而启动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官僚社会,而科举考试是打造"皇权基础"的关键环节,皇权意愿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价值取向,以弥散的文化形态重塑社会。

“道治天下”:明太祖《御注道德经》治道思想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经》蕴含了明太祖"道治天下"的治道思想与政治理想。明太祖"道治天下"的治道思想,在本体论意义上,注重昭示道统合法性,强调治国理政要顺应人的天性,从三纲五常构建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在工夫论意义上,主张从学道、守道与道治天下三个方面运用精细的工夫,使统治者成为圣人,施行三皇五帝之道;在政治统治的过程中,利济万物、政权延续与国家昌盛是其目标,敬天命与重人命是其准则,禁贪婪与行节俭是其底线,在发用上呈现出一种周备的特点。

也谈半部论语治天下

文中从对《论语》的认识和“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由来人手，尝试运用其经典思想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精髓进行现代管理。

治天下而不能治左右——西汉霍光的两副面孔

霍光善于治理天下,功业赫赫,但其死后家族迅速败落,究其根本,与他的不善治家有关。霍家家风败坏至极,使霍家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如果经营不好自身,管理不好身边的人,尤其是家人,那么他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和贡献也是可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领导干部的家风,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表现。

从“共治天下”看宋代政治运行的转变——以南宋官僚抑制宦官为视角

宦官作为皇权附庸的"变态群体",对历史的影响几乎乏善可陈,他们恃恩擅权,影响政府运行。然而,在专制集权进一步发展的宋代,却没有出现严重宦官乱政现象,究其原因,宋代"共治天下"的治国之策对宦官干政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从"共治天下"这个角度探索南宋官僚群体对宦官干政的抑制情况,利于了解宋代"共治天下"的政治选择及官僚群体主体地位的显现,把握政治运行的转变和治理思路的不同。

庆历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破裂

庆历新政是宋朝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一次可贵实践。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保守派势力强大,或由于党争,而是由于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与宋仁宗“共治天下”的破裂。具体表现在宋仁宗认为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是朋党,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认为范仲淹“密请建立皇太弟侄”,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欲谋废立”,企图废黜仁宗,另立皇帝;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勾结契丹和登、莱金坑无赖凶恶数万人,起兵叛乱,直接对仁宗的皇位和专制独裁统治构成极大威胁。如此,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必然破裂,宋仁宗不再支持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实施庆历新政,庆历新政必然失败。

宋朝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时代背景

宋朝出现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局面。这一政治现象的出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都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在宋朝,“君权神授”观念淡薄,儒学复兴、政治文化回向“三代”,庞大的科举出身士大夫群体崛起,政治文化政策宽松与“以天下为己任”士风盛行,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政治制度架构基本形成。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宋朝不但兴起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而且出现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局面。

天下共治与两汉政论的直言

刘邦立汉时所宣称的"天下共治",是两汉选贤机制的重要来源。汉王室每逢灾异而选拔直言极谏,主动以朝野对话来纾缓民间积怨,以此作为调整行政措施的参考。但在具体的行政实践中,直言极谏的作用却日渐弱化。两汉文人秉持共治而形成的直言传统并没有因此削弱,遂使得两汉政论散文以直接批评为基调。当东汉皇权与士人关系相疏离,士人遂从行政的参与者转化为政权的旁观者,潜隐著述,指陈时弊。

台谏:共治天下的平衡器

科举制虽兴于隋朝大业年间,但迟到北宋,当“文人治国”成为立国之根基大计之时,经过科举大量选拔而来的士大夫,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创了与君王共治天下的新政治气象。早在科举制创建之前,以相权为核心的文官体制从秦汉开始运行,但缺陷有二:其一是朝廷政治与宗族亲缘关系长期纠缠不清,社会功能分化进程迟缓。

略论孔子政治理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孔子的政治理想大致经历了“以礼救时”、“以仁匡世”、“以无为治天下”三个发展阶段。其中,“以无为治天下”的政治理想是孔子政治理想不断发展、不断扬弃的结果,是在更高起点上对于“礼”和“仁”的复归。

明清时期儒家政治制度改革的理想

明末到清中叶,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袁枚等为代表的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政治制度改革的理想。顾炎武在肯定“人性自私”道德哲学的前提下,提出了“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命题,明确提出了多种“分权”形式以削弱皇帝权力对于各级政府的影响。黄宗羲猛烈批评了秦始皇以降皇权专制的政治,认为这种政治的本质是剥夺人民的利益,满足统治集团少数人的欲望。他希望通过重新设置宰相、改造旧式学校的功能,以实现对皇权的限制。王夫之在“公天下”的政治理念下,提出了“君、相、谏官三者环相为治”的权力制约理想,更有“虚君”的设想。袁枚则通过讴歌西周封建制下士人自由来往,普通百姓可以自由寻找职业的方式,批评后期郡县制下皇权专制的弊病。这些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所表达出来的对皇权专制的批判,集中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内部要求政治改革,实现民主政治的新思想倾向。

简析“北宋四子”的政治理想——以《近思录·卷八》为中心

"回向三代"美好政治秩序是孔子以来的儒学士人的长久梦想,到了北宋,由于政治相对清明,士人的政治主体意识高涨,使得这一梦想在士人的心中变得更加强烈。在"北宋四子"看来,"回向三代"理想政治的根本在于君主,但他们也承认君主并不是天生完美,而是有种种"不仁不义"的非心,于是正本清源、格君心之非势在必行,而格君心之非的人则自身须是贤人。所以理想的政治是君明臣贤的政治,然而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北宋四子"所期待的"回向三代"的理想政治尚未完全成真。

《东坡书传》《尚书新义》《书解》三书异同论——以政治观念为中心

王安石、程颐、苏轼均有尚书学著作存世,它们的撰成年代,以王安石《尚书新义》最早,在熙宁八年,其次是程颐《书解》,在元丰年间,苏轼《东坡书传》最晚,在元符年间。三书的关系复杂,苏轼《东坡书传》在批判王安石《尚书新义》的同时,也大量吸收其注解成果;同时,苏轼也受到程颐《书解》的影响,但对其解说的道德色彩深致不满。在政治观念上,程颐、苏轼与文彦博等旧党保持一致,均强调天子应“与士大夫治天下”,即君臣协作才能治理好天下,反对在有损士大夫阶层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新政。这与王安石和宋神宗主张新法应以百姓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产生矛盾。这是新旧两党的根本冲突之一。

论“文景之治”在宋朝的实际功用

宋廷贯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资治、劝诫渐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其中尤为重要的便是历代治乱兴衰之迹。据学者粗略计算,现存宋朝史料中,汉文帝、汉景帝与“文景之治”的治世理想出现频率最高。笔者从这一现象入手,以内政外交为切入点,以期探讨其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