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的顶峰——钱钟书《谈艺录》的历史地位和治学启示

钱钟书的《谈艺录》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思维模式 ,站在中西文化、中西诗学的交汇点上来探讨普天下共有的“诗眼”、“文心”。这种“打通”式的研究使得《谈艺录》不仅在内容上 ,更在方法论上成为中国诗话史上难以逾越的顶峰。钱氏渊雅浩博的学力和洞微烛隐、老吏断狱的眼力为他从事“打通”式研究提供了可能。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敢向历代名家论短长的学术魄力 ,更体现了钱学独有的魅力。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颇有启示。

融通古今,弘扬传统——樊星先生“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对话研究及启示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樊星教授治学20余年来,不断致力于古、今文学与文化的对话及融通,多年来笔耕不辍,成就斐然,实绩可嘉。其研究历程总体上经历了90年代初"当代小说与传统文化"研究、世纪之交的"当代文学处境及民族性问题"研究、近五年的"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关系"研究三个主要阶段。其治学精神、学术意识及研究方法等均能给后人很强的启示,值得当代学者思索与借鉴。

视野 气度 方法——论梁启超的治学特点

梁启超在治学上对后学有诸多启示。在研究视野上,梁启超以历史为轴,涉猎的学科范围非常广泛;在研究气度上,梁启超以国学为轮,中西会通的理念贯彻得非常到位;在研究方法上,梁启超以考证为基,多样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得非常融合。这些学术特色共同成就了梁启超的学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