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名达的治学道路和在近代学术史上的贡献

姚名达治学道路可分为三个时期:清华研究院时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上海时期,主要从事目录学研究;江西泰和国立中正大学时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在目录学研究中,他初步建立近代目录学知识框架和学术体系。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全面开展章学诚史学研究,撰写了中国史学家系列年谱丛书,开创了史理学新学科,成就颇著。

我的治学道路与当代学术的发展

本次丽娃沙龙邀请两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陈思和先生、吴俊先生，讨论“知识分子治学道路与当代学术的发展”和“建国初《人民文学》的整风”两个话题。关注此话题的研究者请登录丽娃沙龙网站http：//www．cul—studies．com／bbs，参与讨论。

王鸿祯教授的治学道路和学术思想

作为著名的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王鸿祯先生在近70年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求学问道,厚积薄发,潜心治学,领悟科学的真谛,其治学道路和学术思想的形成,表现了一位献身科学事业的学者所走过的令人感悟的人生轨迹。

悠悠青山不老松——《中国社会史研究导论》与何兹全先生的治学道路

何兹全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2007年秋，笔者求学北京，有幸得以忝列先生门下。三年来，恩师不以愚钝弃我，耳提面命，毫无保留地传授治学、做人心得。从先生身上，我不仅逐渐找到问学的路径，更深刻感受到先生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人格魅力。

范文澜先生的治学道路与方法

一范文澜先生,字仲澐,1893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世代读书的家庭。祖父范城,曾为州县幕僚。父范寿钟,未仕。叔父范寿铭,在河南做过知县、道尹。范先生上学依靠叔父供给学费。1913年,范先生考进北京大学文预科,次年入文本科国学门。1917年毕业后,曾任蔡元培的秘书。1922年以后,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

服务桑梓 继往开来 李澍田教授的治学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文献学园地出现了百花齐放,争奇斗妍的可喜局面.而区域文献的发掘和整理更是借助于八十年代编修方志的热潮勃然而兴.吉林师院的李澎田教授是在这个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近年来,他以开创东北文献学和主编《长白丛书》而蜚声海内外学术界.李澎田先生生于1934年,吉林省怀德人,1955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留校工作,现任吉林师范学院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兼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文献学会、中国辽金史学会、中国清史学会会员,东北三省中国经济史学会常务理事,吉林省方志学会常务理事,吉林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吉林市史学会理事长,吉林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吉林省属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协作组组长,《长白丛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兼主编.

地质学家的治学道路

本文试图对我国一些取得重要学术成就的著名地质学家的治学道路做简要介绍和评述,特别是他们在处理理想与奋斗、实践与探索、继承与开拓、敬业与奉献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感受,以期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管理工作者和青年学生有所启迪。

孟广均先生治学道路述略

孟广均先生治学道路述略一、引言１９９４年２月，孟广均先生在春节即将来临的祥和喜庆的氛围中，度过了他六十岁的生日。一个冬日的夜晚，我拜访了他：一间不大的居室里，在落地灯有些昏黄的灯光下，孟先生斜靠在沙发上，灯光照在他平静的脸上使他看起来有些疲惫；一时间...

图书馆工作造就的一流人才——浅析向达教授的治学道路

向达教授、字觉明(1900-1966)湖南省溆浦县土家族人,为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翻译家.他一生主要精力从事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对敦煌学、目录学、版本学及少数民族史等方面也具有精深的造诣,先后任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其在中西交通史与敦煌学方面的论著,至今犹为研究该学科屈指可数的重要文献.日本著名东南亚史学者山本达郎说过:“小生从大学时代起,就已拜读向先生的著作,受益非浅,虽未能见面,但一直十分仰慕先生”.向达教授的研究成果,早已引起国际史学界的瞩目,在国外受到的重视远远甚于国内.一九五七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史无前例的动乱年代,

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学道路

白寿彝先生从1929年起踏上治学的道路，至今已经整整60年了。今年，又恰是寿彝先生在高校执教50周年、来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职务40周年纪念和他的80华诞。我们是寿彝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培养的两代学生，深感对于老师的最好的庆贺之情，莫过于学习老师的治学精神，总结和发扬老师的学术思想。本文是我们在这方面的一点认识，也是我们对老师的一点奉献。

吴晗的治学道路

一、深受胡适治学之道的影响吴晗一开始迈入史学的大门,是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当时中国公学的校长是胡适。吴晗选听了胡适开的“中国文化史”课,对胡适十分崇拜。胡适提倡“科学救国”,他的治学之道,如埋头读古书,搞考证采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等等,对吴晗都产生了影响。吴晗治明史的起端,就是按照胡适的路子从考证入手的。一九三○年夏秋之间,吴晗来到北平,经顾颉刚介绍,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作馆员,他利用工作之便“读了半年线装书”。一九三一年二、三月间,吴晗看到吴之器撰写的《胡应麟传》。

择善而固执 上下而求索——何兹全先生的治学道路和学术成就

80年代中期，我写过两篇关于何兹全先生教学和治史的小文章。一篇是《记何兹全先生讲〈三国志〉》，发表在《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又一篇是《评〈读史集〉评论历史人物的方法》，刊载于《历史教学》1985年第9期。有几位同行告诉我，前一篇文章，为他们讲授史学名著提供了一点思想上和方法上的借鉴，其中有两位同行由此也开设了《三国志》这门课。

吴晗大学生时代的作品和治学道路

苏双碧、王宏志二位同志所写《吴晗传》初稿这部分分析了吴晗同志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的作品和治学道路。吴晗同志的治学道路和方法,现在也有可资借鉴的地方。吴晗同志这时作品中反映了他正直、爱国的思想品德。这说明后来他奋不顾身积极参加反蒋、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以至最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都不是偶然的。吴晗同志走过的道路,对今天的知识分子是有教益的。现选登《吴晗传》(初稿)这一部分,以缨读者,并供征求意见之用。

尹达的治学道路和学术贡献

今年7月1日尹达同志逝世三同年,10月17日是他的八十诞辰。笔者自1978年秋至尹达同志逝世,在将近整五年的时间内,由于学习和研究工作的关系,同尹达同志接触的机会较多,对他的治学道路、学术思想有一定了解。现借尹达同志母校河南大学的《学报》作一介绍,以为纪念。

试论马坚先生的治学道路

马坚先生是一位我始终十分敬仰的老师。他教授过的学生,分布在教育、科研、外事、文化、经贸等各条战线,其中年纪最轻的,恐怕也已年届半百,他们大都身负重任,为社会主义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中阿间的友好交往作出杰出成绩的佼佼者,为数甚多。我作为同一师门中的小师弟,能在母校召开的纪念马坚先生90诞辰的学术会议上发言,深感荣幸,但又不无惶恐,深怕表达不全弟子们对马坚先生的钦佩、怀念之情,怕阐述不清马坚先生学术上的成就与建树。这里,只能结合自己离开母校以来,在自己的教学、科研实践中逐步积累起来的一些感受,描绘一下对马坚先生治学道路的认识。请各位师长、同行指正。 马坚先生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阿拉伯语教学、科研事业,他的学习道路,比我们坎坷,他的教师生涯,比我们艰难。他当过小学、中学老师,抗战胜利后才到北大执教。他终其一生,不改书生本色,目不窥园,矢志不移,潜心钻研学习,不断地教书、翻译、写作,乐于把所学所得奉献给祖国人民,乐于对同行学生给予帮助提携。就中国的阿拉伯语教学界而言,他无疑是本世纪的一代师表。他这种忠于人民教育事业的精神,直至今日仍值得我们学习。 马坚先生治学,严谨踏实,一丝不苟。我曾在大学三年级时请他审校过一部译稿。

走博约结合的治学道路

治学之道,首先应该博约结合。简单地说,应该是先博后约,由博而约,再由约返博这样一个互相交替的辩证发展过程。所谓博,就是渊博,就是在开始研究工作之前,先有个博览群书,广泛吸收各种知识的阶段。所谓约,就是集中,精专,在一个方面进行深入的钻研和细致的探讨,以求有所突破,这是治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过程可能时间相当长,甚至要十几年,等到在这个方面已有很大收获或者已把这方面的问题研究透彻时,然后就得继续向前推进,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范围和领域。如果说前一个阶段的主攻方向是重点突破,那么这时就应该从点向面发展。这就是再由约返博,但这个博是更高一级的博,应该在一个或几个专业领域内都成为专家。

向达先生的治学道路及其学术成就

1900年,二十世纪刚刚揭开了序幕,向达先生出生于湖南省溆浦县土家族一个小官吏家庭里。他一生饱经忧患,遭际非常,艰难地度完了六十六个春秋,最后被摧折于十年浩劫之中。先生是一位正直的爱国的学者,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翻译家。他一生所走的道路是崎岖而曲折的。他的勤奋,他的博学,他的甘苦,他的高尚品德乃至他的悲惨结局,常常引起人们的怀念和崇敬。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探讨他一生的治学道路及其学术成就是不无意义的。

郑樵治学道路试探

南宋史学家福建莆田人郑樵,是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博学多能者。他一生的著作有八、九十种之多,尽管他的著作大部分湮没无存,完整留传至今的只有《通志》一部,但仅凭此一部通史体的史学巨著,就足于确立郑樵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当代史学家吕振羽曾赋诗称赞郑樵与《通志》: 史通莆郑著新编,门类略析脉络全。食货艺文颠主次,古今通变叙禅缘。

辛勤的耕耘 丰硕的成果——记蒋孔阳先生的治学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段时间是我学术研究的最佳时期。”谈起他的治学道路,蒋孔阳先生十分感慨地讲出了这句发自内心的话。的确,近年来是蒋先生学术研究上的丰收时期。集中阐述他的美学基本观点的论文集《美和美的创造》、研究西方美学史的力作《德国古典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的论文集《形象与典型》等著作相继问世,他还撰写了大量很有价值的美学和文艺理论方面的论文。蒋孔阳先生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有着深厚的功底。尤其对于中国和西方的文学、美学和文艺理论有很深的造诣,早在五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