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精神政治学批判

在理论谱系上,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思想承接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生命政治学是表达工业资本主义治理的概念,精神政治学则是当前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治理技术。精神政治学发明了“情感工业”“功绩社会”“自我剥削”三大治理手段,使资本主义实现更深层的社会控制与剥削。但韩炳哲对精神政治学的批判,没有为走出资本主义提供现实性的方案,他反倒认为革命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借助于詹明信的“认知测绘”视角,可见韩炳哲的革命悲观意识缘于其“批判”缺少严格的认识论维度,致使其深陷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迷雾,无法划定出重建主体性及其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正确方向。而鉴于“认知测绘”被詹明信归结为一种美学批判或文化政治的策略,其理论仍然具有乌托邦性质。为此,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范式,以“认知测绘”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反思精神政治学批判的局限性,不失为一条可以尝试的道路。

田野—历史—国家: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逻辑——以“家户制”概念为例

概念建构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田野政治学是推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积极探索,并以一系列原创性概念建构为路径。以“家户制”概念为例,田野政治学概念建构内含三重逻辑:一是基于田野调查的概念建构,注重从丰富的田野事实中提炼概念;二是基于历史根基的概念建构,强调从深厚的历史传统中生成概念;三是基于国家治理的概念建构,侧重于从国家的微观基础视角产生概念。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以立足中国场景为前提,其既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路径,也是一个需要持续努力的渐进发展过程。未来,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还需在发展概念家族、强化现实取向、构建理论体系方面继续深化和拓展。

盖房先烧砖: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的概念体系

概念不仅是人类思维、思想活动及交流沟通的基础,而且是研究者构建和发展理论和思想的基石,甚至是学术思想精华的最集中体现和反映;概念分析则是和规范、实证分析相并列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因此,在提出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后,需对其概念体系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在讨论提出概念体系必要性、讨论概念定义基础上,依照文明“从哪里来”“是什么”“到哪里去”的基本逻辑,发展了包含“文明本源”“文明本身”“文明发展”为核心的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文明概念体系分析最基本框架。之后,在对概念体系具体阐释基础上,发展了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的核心概念体系,并讨论了概念体系发展的关键任务。研究不仅为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提供简明扼要的路线图,也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新基础。

以深入调研推动应用型大学建设——基于潘懋元先生的治学实践

教育转型背景下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建设,是高等学校分类发展与自量定位的必然路径之一。潘懋元先生以调研推动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将调研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应用于工作实践,深刻影响并促进了北京联合大学应用型办学之路的建设和发展。潘懋元先生通过调整教学理念、改革教学方法、实践促进教学等措施,以办学定位“三分法”、调研检验理论、理论指导调研的模式,不断推进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建设。

政治教育与政治知识生产: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另一起源——以抗日军政大学为中心

中西遭遇之后,中国政治学的组织建构有政治学院与政治学系两条路径,其中根据地依托旨在教育训练干部的政治学校,通过教学与训练,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转化为中国革命的政治知识。以抗日军政大学为例,其教员结构、讲义教材构成的政治知识生产,以及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知识党员化与党员知识化”的知识传播,为探寻中国政治学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线索。考虑到1949年前后政权变更背后的现代中国政治知识的延续性,抗日军政大学以政治教育为形式的知识生产与组织建制,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的另一起源。

历史政治学视域下中国古代国号的意义诠释

中国古代国号兼具历史特征与政治属性,是时间脉络与政治权力互动交织的产物。其既在历史演进中彰显延续性与多样性、因袭性与稳定性、指代性与功能性等特征,又呈现政权发展消亡历程、深受政治权力影响、蕴含丰富政治意义,体现政治权力逻辑。在政治合法性建构中,国号反映出统治者攀附血缘和地缘制造正统身份、依托谶纬和宗教隐喻天命转移、承接礼制和德性宣示王道赓续。在维护政治统治时,国号可以被用于整合族际关系缓和民族矛盾、统合集团关系化解权力离散。此外,国号能够寄寓政治理想、传递政治理念,为推动政治秩序演进提供方向引导和价值支撑。

政党政治学不是政党社会学——论其作为政党治国研究的学科性质

自20世纪初俄国学者奥斯特罗果尔斯基出版有关政党的专著以来,学界一般认为政党政治学就此而正式产生。然而这门学问发展至今仍然是碎片化的,没有一个中心主题,学科性质和身份不明,其研究意义也让人十分困惑。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在于,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把对政党的社会学研究(政党社会学)误认为是对政党的政治学研究(政党政治学),而忘却了政治学这个本源。大多数政党研究都遵循社会学即社会科学的研究套路,以寻求所谓的社会规律为研究目的,而忘记了比社会学历史悠久得多的政治学,其根本目的在于找到使政治共同体所有成员都过上幸福生活或者说实现良治的途径。政党政治学本应是对政党的政治学研究,所以应当回归政治学的本源以如何实现良治为研究目标。由于政党本来就是追求执政和治国的一种组织,在政党广为普及且普遍掌握国家政权的时代,对政党的政治学研究应该是去搞清楚政党给国家治理带来了什么变化,国家治理到底是如何进行的,结果如何,原因何在,由此才能找到在这个时代实现国家良治的出路。总之,政党政治学应该是政党治国研究。在明确了研究主题之后,政党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也应该重新设计,有必要从政党治国的体系、能力、成效和改进几个方面来开展研究。至此,政党政治学作为一门学问就首次具有了突出的中心主题、明确的学科身份和重要的研究意义。在提倡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形势下,如此厘定政党政治学的学科性质,应当算是做出了一份实际的贡献。

探寻历史政治学的过程追踪之道

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主体性和把握中国治理现实,需要重视历史。历史政治学的提出回应了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并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相适应。不同于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史研究,历史政治学既能发掘一般性理论,又尊重历史的时间与情境。然而,尽管历史政治学一直尝试发掘时间性因果机制和重大现实问题的历史渊源,但历史政治学在当前研究中却呈现出时间性因果机制缺位的问题。该问题进一步导致历史政治学知识累积的进度与理想状态存在距离。因此,基于过程追踪方法在历史政治学研究中贡献知识增量、转化知识存量和追溯重大现实问题历史渊源方面的价值,本文提出将过程追踪法带入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同时,本文对于方法论的探索并未仅停留于价值的探讨,而是围绕“情境”“时间”“行动者”三要素,探寻体现历史政治学本体论和认识论关怀的过程追踪之道,进而推动历史政治学方法论的完善。

比较政治研究中的因果机制探寻——基于过程追踪法的分析

过程追踪法是比较政治学领域一种解释和分析案例因果机制的新的研究方法。运用类型学分析过程追踪法,有助于澄清过程追踪法的应用分歧,增强过程追踪法对比较政治学因果机制的解释力。过程追踪法可分为理论检验型、理论建构型和解释结果型三种类型。通过选取比较政治学运用过程追踪法分析因果机制的多案例作为研究载体,从因果机制构建、搜集部件证据和贝叶斯检验三个维度,总结过程追踪法在比较政治学因果机制的适用场景和解释逻辑等方法论层面的应用启示,有助于比较政治学因果机制研究方法的理论化发展。

无治理不成共同体:政治学的视角

共同体是19世纪以来现代社会科学中使用的一个高频词汇,它反映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及变化。共同体是由共同的客观条件、主观意识并通过治理形成的稳定的人群结合。人类社会沿着社会分工和社会组织两条路径演化。社会分工、社会差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寓于社会组织之中,并内在地要求通过治理加以调整和处理,因此,只有通过治理才能形成稳定的共同体。传统的共同体更多受客观条件制约,治理旨在强化整体和抑制个体。现代社会以个体为基础,更多受主观意识的影响,需要通过有效治理将个体化、单体化的“你、我、他”联结为共同性的“我们”,实现活力与秩序的有机统一,因而对治理的要求更高。人生而属于共同体,但又无不需要治理。

亚里士多德论法治与人治

亚里士多德在早期著作《修辞术》中首先关注了法治与人治的问题。在这部作品里,他先是从人治转向法治,进而又从法治走向人治,两种治理方式构成了辩证的交互关系。后来的《政治学》继续这一思路,通过它来考察各种政体形式,最终提出了平衡法治与人治的中间政体。而实际上,《修辞术》早已暗示了相似的适度平民制。凭借哲学式修辞术,亚里士多德规划了与《修辞术》相应的、理想的精英平民制。

地理政治学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

本文主要探讨地理政治学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的内在联系。本文认为,造成地理政治学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间相互脱节的原因有二,一是地理政治学往往被认为是纳粹德国扩张政策背后的思想渊源,二是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的科学化转型。地理政治学的现实主义内核是由当代学者用以界定现实主义思想或理论的三个核心标准决定的,即对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主要行为体及国际政治本质的认识。本文指出,地理政治学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的内核都是以均势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理论,但两种均势论之间却存在本质区别,而这正是地理政治学的独具特色之处。地理政治学是一种介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两大分支(均势现实主义和霸权现实主义)之间的现实主义思想体系,它有着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截然不同的两个分析特征,即整体性和动态性,这两个特征同样也昭示着地理政治学持久的生命力。

历史经验与科学方法之间:历史政治学如何走向未来?

如何处理中国的历史经验与一般的社会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历史政治学研究的质量乃至未来,也是所有“历史转向”的社会科学学科都需要解决的普遍难题。根据是否运用历史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可以尝试对目前所有以历史为导向的政治学研究路径进行归类和分析。而未来处理好历史经验与科学方法关系的历史政治学,需要在逻辑基础、文献积累、问题意识、史料运用和比较方法五个层面做出改变。这一“宽视野,窄标准”的进路,既有利于借助和运用国内外学界积累的丰厚资源,也有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历史上积累的实践经验,最终发展出普遍而坚实的理论。

交易费用政治学的反思与发展:交易价值理论的阐述

交易费用理论试图用单一的经济指标“成本”来解释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现象,这一思路本身就具有局限性。对于更加复杂的公共领域而言,试图仅仅应用成本最小化的单一经济价值目标来解释说明,不仅片面、狭隘,甚至根本无法逻辑自洽,更谈不上能够指引公共领域的实践。公共领域的政治和行政问题需要回归到价值理性层面,应该适用公共价值的解释体系。交易价值理论认为公共领域交易行为应该是公共价值调和、公共价值排序、公共价值认同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与交易行为相适配的最优公共价值。公共治理其实是一个公共价值交易与达成的过程。

司法的政治属性:欧美法律思想史的审视

司法活动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一直是西方思想史上讨论的话题。司法活动与政治权力保持距离,还是政治权力决定了司法活动的性质,欧美法律思想家们一直争论不休。历史上看,司法权历来是国家治权的一个部分,政治从来不缺席司法活动。以欧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看,古代学者认为,司法活动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现代学者则确信,司法活动的理想状态是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反对政治干涉司法。进入20世纪之后,欧美的法律社会学、法律现实主义和法律政治学对法律的自由主义理论提出质疑,分别从法律与社会、法律与法官个性、法律与权力动力学的角度批判司法中立的虚构和幻想,认定即使在现代社会,司法的政治属性仍以隐形的方式存在。他们揭示出司法活动中的政治逐力与意识形态较量。

海德格尔的元政治学和被隐蔽的“内在的真理”

近年研究证实海德格尔原始手稿中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真理”这样的表达。但这个发现并不能证明海德格尔哲学是纳粹政治学。“内在的真理”这个概念跟海德格尔这一时期构建元政治学的设想有关。作为区域的元存在论,元政治学要将存有的真理落实到存在者层面的政治活动中。而存在的真理则通过荷尔德林的诗显现为“亲密性”这一比希腊的■更为源初的概念。从海德格尔的元政治学理论构想来看,他是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真理”之名来构思他所认为的理想政治之基础,而非为任何现成的纳粹运动提供思想基础。他所谓的“精神的国家社会主义”指的并非现实政治中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元政治学用来称呼它要促成的涉及民族和此在本质的运动的名称。元政治学的构想没有成功,并不表明海德格尔思想的失败。

竺可桢的治学之道

作为中国第一代现代自然科学家的杰出代表,竺可桢在填补中国自然科学领域众多空白与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同时,还展示了独特的科学风范:怀国系民,自由探索;敏于国需,先导研究;严谨务实,执着求是;文理相融,交叉创新;至老犹创,耄耊造极。上述风范凝聚了高尚的价值、治学的方法、研究的方略、科学的精神,中西兼得、古今相融、科哲并用,为中国科学界树立了不朽的治学风范。

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视域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西方生态政治学是特定西方语境下政治社会变革和学术话语塑造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破解了西方生态政治学对生态政治现象的意识形态遮蔽,是一种兼具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知识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充分彰显出构建中国自主生态政治学理论的自信与自觉。其原创性贡献表现为:在社会主义原则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刻揭示了生态政治的本质规定;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了生态政治的根本保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准确界定了生态政治的实践主体;始终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之大者”,科学谋划了生态政治的战略布局;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拓宽了生态政治的全球视野。从学术史层面梳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的原创性贡献,可以为当下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政治品格提供学理支撑,并推动生态政治学“从西方到东方”的研究转向。

情景模拟教学法在《政治学概论》教学中的运用

“政治学概论”是一门理论性和抽象性较强的课程,传统教学方式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而“情景模拟法”具有传统教学方式无法比拟的优势,不仅能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促进学生自主生产知识,而且有助于学生实际政治能力的培养。情景模拟法在《政治学概论》课程教学中的实施流程包括情景设计、模拟演绎、点评及知识生产环节,本文以“民主的实现形式”教学内容为例,具体呈现情景模拟法的实施过程。

1978年:我的无问南北——袁济喜谈治学

袁济喜教授1978年参加高考,之所以报考中国人民大学主要有三个原因。当时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非常艰苦,但挡不住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这些学子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理想与信念。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期间,袁济喜教授养成了独立思考、不傍他人的学术价值观,特别是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他的学术探索影响至深,也是他的学术志趣所在。老师们的传道授业也为他后来的研究和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治学态度上,袁济喜教授认为学术贵在勇气,贵在创新,他的《六朝美学》就是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