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中的日伪宣传活动述评

华北"治安强化"运动期间,日伪侵略势力对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动宣传。从事宣传的日伪军队、伪政权、新民会组成了"三位一体"的反动宣传体系,日军是其中的筹划者和实施者,伪政权、伪军是具体的组织者和推行者,新民会则是另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其宣传的主要内容是,粉饰沦陷区形势、污蔑解放区政令、奴化民众思想等。常用的媒介分为口头、图文和电影、电台等多种方式。利用这些媒介,日伪各机构采取了"因人而异"、利用民众落后思想、"宣抚结合"及"地毯轰炸式"等多种手段进行宣传。这些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的抗战信心,破坏了华北的抗日活动。但由于日伪众所周知的侵略本质及共产党反宣传活动的成功,故其宣传只是在有限范围内起到了恶劣的影响。

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与华中“清乡运动”比较研究

1941年,日本在中国华北和华中地区分别发动了“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两者都是在日本对华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背景下,为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综合运用军事战、政治战、经济战、思想战所采取的措施,但在具体政策、手段上有所差异,“治安强化运动”将华北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未治安区”,分区施策;“清乡运动”则是逐步展开,一个区域成功以后,再向其他区域扩展。这种差别主要是华北和华中地理环境不同、运动发动者不同及针对对象不同所致,而所产生的效果也有微妙区别。

周袁氏户口簿背后的“治安强化运动”

1941年3月至1942年底,侵华日军为把华北建成侵略战争的兵源与物资补给基地,强化华北殖民统治秩序,指挥操纵华北伪政权在占领区实施了五次规模巨大的“治安强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日伪政权清查户口,推行保甲连坐制,构筑军事据点,封锁抗日根据地,掠夺战争资源,奴役广大民众,对华北实施了残酷的保甲殖民统治与反共奴化宣传。在邯郸学院太行山文书中心有一件名为“周袁氏户口簿”的文书,就是这场运动的直接历史产物。该户口簿除了极其严密的人口控制信息外,尚有大量反共殖民奴化宣传内容。通过对该户口簿研读分析,管中窥豹,可以洞悉这场运动血腥残酷的反共殖民本质,以及日伪政权对华北民众犯下的累累历史罪行,尤其是该户口簿的所在地——邢台日伪政权所实施的残酷保甲殖民统治与反共奴化宣传,为我们反思日本侵华殖民史,认清其对中华民族犯下的历史罪恶,提供了直接历史见证。

“治安强化运动”时期日伪在冀津地区的碉堡(1941—1942)

1937年底到1940年,日军在迅速攻陷冀津地区后曾不断修筑碉堡,这些坚固工事很快成为日军之一大攻防利器,并以囚笼之“锁”的角色疯狂封锁中共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尤其在1941年“治安强化运动”开始后,冀津地区的日军对碉堡建设更为重视,也因此,不断修筑新碉堡,健全碉堡功能,扩充碉堡群迅速成为冀津地区各地、各级伪政权的日常工作。也正是在此一时期,日伪以碉堡为基础,配合着接连不断的“扫荡”,给冀津地区的敌后抗日带来了巨大破坏,根据地不断缩小。不过冀津地区的日伪碉堡并非铁板一块,日军本身的兵力不足,伪军的不可靠,筑堡给民众带来的沉重苦难,抗日军民日益灵活的军事博弈、巧妙的政治攻心,种种“隐患”在昭示冀津地区的碉堡并非坚不可摧的同时,也暗示着日军碉堡政策的必然失败。

日本占领期间山西人口资源受损状况分析(下)

四人力资源受损程度人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特殊资源,是人类社会财富生产之源泉。在人类社会进化和发展过程中,正是人力与物力的结合才创造了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食粮。因而,有人称之为人类社会'第一资源'。人力资源存在于人的自然生命肌体中,以人口为自然基础,其量与质由人口总量与质量决定,即人口是人力资源的基础和前提。战时山西人口受损严重,人力资源损耗也自然与之呈正比状态。(一)

日寇“三光作战”及其暴行之真相——以晋察冀边区为例

日本侵华暴行，以其“三光作战”最为残酷。就中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而言，日军的 “三光作战”分为四个阶段，即初步发展阶段，系统化和组织化阶段，极端化阶段以及末路 阶段。日军侵华暴行，事实俱在，不容抵赖。

抗战史研究中新的扛鼎力作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谢忠厚老师的新作《河北抗日战争史》问世。阅读此书,我有以下三点体会。第一,清晰梳理日军侵占河北省以及伪政权的建立,力求知彼。该书以新的视角,客观探讨评析在河北抗战中“敌、我、友”三种力量的消长。通过日本侵略河北地区的早期活动、日本加紧向关内侵略扩张、山海关抗战与热河沦陷、日军进犯山海关、长城抗战与《塘沽协定》、日军占领长城各隘口、日本分离华北和内蒙古的政策、七七事变与河北沦陷、日军进攻重点转向敌后、日军进攻重点转向敌后华北、日军的“蚕食”政策和“治安强化”运动等章节,清晰梳理出日军侵占河北的态势。

敌占区的“配给制度”

为把华北变成扩张战争的主要后方基地,进一步展开“以战养战”政策,日本侵略军于1941年在华北地区强力推进了“治安强化”运动。11月1日,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始实施,其重心在经济方面,对占领区则实行“配给制度”,强力统制物资与控制人民生活必需品。

日寇扫荡沙区暴行

一九四○年秋冬两季,我军在华北进行了百团大战。日寇受到严重打击后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便集中百分之七十五的侵华日军对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敌人在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中,对我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以断绝我军民的生存条件。日寇在沙区的暴行就是在这时发生的。沙区是我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部分,地处濮阳以西,内黄以南,滑县以北,卫河以东,方圆六十余里的地区,因这里大部分是沙丘,因名沙区。一九四一年春,我沙区军民对日、伪、顽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封锁斗争。

打仗“要动一动脑筋”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日军先后两次在山东野蛮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鲁南、鲁中、清河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秋天,日伪军将＂扫荡＂的重点转向沂蒙山区。9、10月间,父亲和陈光率师部经四天强行军,到达临沂青驼寺。父亲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研究了115师和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并对秋季反＂扫荡＂进行了部署。

刘少奇穿越103道封锁线回延安

1939年9月15日,刘少奇奉中共中央之命由延安出发,奔赴战斗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各部队驻地。他在华中工作了两年零四个月之后,又奉命从苏北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因为当时日军的进攻重点尚未完全转到敌后战场,火车、汽车基本畅通,仅十几天时间,刘少奇一行就到达了河南省确山县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竹沟留守处。而此时要返回延安,情形与两年多前就大不一样了。日军从1941年春开始,在华北全面推行更加野蛮的“治安强化”运动。

东北青年救亡总会情报工作揭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地区,扶植汉奸愧儡建立了伪满洲国,妄图以此为战略后方,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在东北,日本侵唣者残酷镇压抗日活动,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和奴化教育,一时之间,日寇在长城一线建立的所谓“国防线”,成为阻遏抗日志士的鬼门关。但是,党在东北地区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斗争从没有停歇,所谓“国防线”也没能阻挡住党的情报工作者,党的情报工作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取得了长足发展。其中,东北青年救亡总会这一情报组织表现最为突出,1944年初,毛泽东在延安收到关于他们的情况报告,欣喜地说:“东北并非铁板一块,国防线是可以突破的,满洲工作大有可为。”

一枚没刻名字的图章——记革命英烈任霄

今年初春,我调到县委党史研究室从事党史工作。对于这里的一切感到生疏而新奇。一排排古今中外的历史书籍,一卷卷党史资料摆放得井然有序,我似乎步入了历史的隧道;一张张奖状,一面面锦旗熠熠生辉。

略论1939年9月——1941年12月的日本对华政策

1938年10月日军攻陷广州、武汉。以此为标志,旷日持久的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粉碎了日军妄想在短期内灭亡中国的野心,日本统治者被迫放弃主要以军事手段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开始注重采用政治手段。从1939年9月德军悍然发动二战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际形势急剧动荡,日本对华政策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并与国际政治风云的变幻紧密相连。本文拟对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作一些简单的剖析。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把这一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从1939年9月二战爆发到德军闪击北欧和征服西欧为第一阶段;从德军闪击北欧和征服西欧到太平洋战争的开始为第二阶段。

视野

川岛芳子等232名日本重要战犯名单首次公布 9月2日,江苏省档案馆首次公布馆藏日本重要战犯名单。其中包括元帅3人、大将23人、中将167人、少将11人、文职28人,共232人,人员涉及政治、军事、工农业、金融商贸、情报新闻宣传等多方面。当时作为天津特务机关的谋略班长的川岛芳子,负责搜集侵华情报,其罪行包括＂九一八＂事变时期,曾经游说马占山,企图不用一枪,就将东北占领;失败后跑到上海勾结流氓土匪布置间谍网,刺探我国各地情报;捕杀爱国志士,及我中央地下工作人员等。（据《北京日报》）

满铁调查部《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及其根据地认识

满铁调查部创建于1907年4月,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解散,在其存在的近四十年间,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政策服务,在中国进行了十分广泛的调查、积累了大量的资料。由于其同军部和政府联系密切、“在进行十五年战争的巨大侵略机构中,作为东亚的‘经济参谋本部’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称为“国策公司”。它“一直活跃在战场的第一线为军方的活动和调查而献身”。《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是其战中的一次重要调查。研究这一调查过程和报告内容,对于了解日本侵华政策内幕具有重要作用。

身份之锢——战时沦陷区的良民证探赜

良民证虽是战时日伪政权推行的一种身份控制手段,但相关概念在战前乃至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即已有之,国民党亦在"剿匪"区颁发过良民证。其区别除形式之外,主要是历史语境和概念指称的不同。战时沦陷区的良民证不是唯一的格式化制证,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的形式。日伪政权推行的良民证制度,带给民众的无疑是难以挥去的梦魇。饱受凌辱的民众奋起抗争势所必然,中共也通过各种斗争方式予以应对,其中破坏和利用良民证,是其重要的应对方式。伴随着日本的投降,束缚民众身份自由的良民证制度最终被废止。

抗日战争中的敌后武装工作队

一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是1941年以后,在抗日战争处于空前困难时期,由共产党领导的活跃在敌占区、游击区的一种组织高度集中、斗争方式十分机动的政治武装组织。武工队的建立和积极活动为扭转敌后抗日斗争的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自百团大战后,日军集中了其侵华兵力(不含关东军)的75%和伪军的全部对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蚕食”“扫荡”。特别是在华北,敌人兵力达到11个师团又12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一个骑兵旅团。

“社会群体视角下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7月27-28日,由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和《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主办,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和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科协办的＂社会群体视角下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来自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不同社会群体的战时经历与体验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