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行为论——兼论治安秩序结构

治安行为是治安学的基本概念,是治安主体为维护良好的治安秩序依据治安规范对社会生产生活的控制和调节。治安行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一方面可以重构了治安秩序结构,丰富治安学概念体系;另一方面可以为实践中治安行为的方式和手段提供理论依据。治安行为是治安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治安主体、治安客体和治安规范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是治安关系产生,维护治安秩序动态平衡不可或缺的因素。理解治安行为不能从宏观层面出发,要重视实践中的具体行为。治安行为的构成包括四个要素,即行为主体、行为对象、行为尺度和行为手段,这四个因素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主观方面探析

明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主观方面的内容,对于完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构成体系具有积极意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时的心理态度,包括故意和过失。《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主观方面的规定限于对“故意”的直接规定,对于过失行为及其可罚性并无明确指引。可结合现行《行政处罚法》对于主观方面“过错推定”的证明方式,立足于当下执法实践需要,同时参考域外国家和地区相关立法经验,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主观方面及其证明方式的确立提供合理、可行的模式。

治安处罚中防卫行为认定标准的剖析与完善——以《行政处罚法》为视角

公民的个人防卫是《宪法》人权保障原则赋予的合法权利,《刑法》《民法典》等法律都有具体的规定,而治安管理处罚中防卫行为的应用因法规范的缺漏以及实践标准的偏离,导致正确认定的情形极少,不当限制了治安防卫行为的实施,无法妥善地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在2021年7月,《行政处罚法》实施的大背景下,系统梳理《行政处罚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法律规范,从实体和程序上,借助过错责任推定规范和听证程序,进一步完善治安防卫行为的认定标准,力图在规范的层面上达成两部法律的有机衔接,希冀在实践上指导治安防卫行为的适用。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刑事犯罪之衔接解析

公安机关在办理治安案件的过程中,需要对案件进行甄别,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依照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刑事犯罪的界限模糊,难以有效区分。对此,可以参照德国、日本两国的行政刑法理论,从实际情况出发,在不同维度分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刑事犯罪的衔接关系,并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典范法律,初步探索我国行政刑法建构的重点内容和方向,为下一步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提供依据。

犯罪与治安违法行为的“但书”界分——以“法规竞合”现象为中心

犯罪与治安违法行为的界分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难题,特别是在《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相关违法行为的规定出现"竞合"的情况下,一般只能运用《刑法》第13条中的"但书"对其进行合理界分。但是,在"但书"的适用上,学界的认识却并不统一,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较为混乱。由此,必须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但书"的适用不能脱离犯罪构成,也不应综合考察各种主客观因素,只能在犯罪构成体系之下进行客观判断。在实践中,应当明确"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规范构造与实质内涵,并采取有序的逻辑步骤,将其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判断。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理解与认定

认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律的直接任务和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已发布实施，这是第三部实施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这部法律有关认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规定，会愈加丰富和完善。

治安违法行为犯罪化的理论解析与立法前瞻——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视角

2014年10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同年11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草案全文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的条文共计47条,其中涉及减少现行刑法中的死刑罪名﹑加大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犯罪的惩治力度、完善惩处网络犯罪的法律规定、加强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惩处力度、惩治失信背信行为以及加强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秩序等众多内容,基本上涵盖了近年来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为深化对草案内容的了解并对其进一步的完善有所裨益,本刊特刊发三篇文章,对草案中涉及的治安违法行为的犯罪化、死刑废止、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犯罪规定的完善等重要问题予以集中研讨。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指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类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产生治安行政法律义务(责任)的行为。其违法主体与责任承担主体并非一致,责任承担方式也非仅行政处罚。行政处理方式的多样性可以促进治安行政执法理念由惩罚性治理向综合性治理转变。

论毒品治安违法行为的认定

毒品治安违法行为的认定必须基于严格秩序罚的行政目的,而不能过多地拘泥于要件分析。毒品治安违法行为和毒品犯罪行为在法律规范语言中的关联性恰恰能为毒品治安违法行为的类型化提供某种标准,据此,毒品治安违法行为的具体认定是建立在有数量型、独立型和竞合型之分基础之上的。

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有之义

治安管理外延的不确定性,警察职权的广泛性,治安管理范围的复杂性和公安机关刑事、行政执法功能的交叉性,导致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概念存在外延扩大化。应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基础,赋予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明确的定义,对于贯彻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基本原则十分重要。

对侵犯公私财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若干问题的探讨

本文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侵犯公私财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规定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加以探讨,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完善治安立法,指导治安的办案实践。

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的“治安”概念——兼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命名问题

解决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界域问题,应从“治安”概念着手研究;“治安”的内涵虽然可以确定,但“治安”的外延却是无法穷尽的。依据治安内涵来审视现有警察行政管理任务,它们都是为达到维护治安秩序的目的而服务的。换言之,现有违反警察行政管理的行为均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界域。因此,应将“治安管理处罚法”命名为“警察行政处罚法”。

论单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单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指在单位意志支配下,单位负责人或其他人员为了单位利益,以单位名义实施的依法应负治安违法责任的行为。单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主体是单位本身,单位负责人或其他人员不应成为与单位并列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主体。单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多种形式,其涵盖范围较大。对单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可分为两种:一是采"单罚制",只处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二是采"两罚制",既处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处罚单位本身。

新时代治安学研究对象新论

面对新的治理形势,治安学需要建立新的知识体系以满足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本文在分析了公安学、治安学关于研究对象的研究现状之后,提出了治安学新的研究对象。治安学的研究对象应该为治安行为。治安行为就是公安民警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依照法律法规采取的各种活动的总称。治安行为具有目的性、规范性、时代性、社会性等特征,可以划分出多种行动类型。我们可以根据治安学新的研究对象,建立新时代治安学的知识体系。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犯罪行为衔接问题的立法完善

一直以来,我国存在着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犯罪行为竞合的问题。2017年1月16日公安部公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并没有着力解决这一重要问题,且新增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反而使固有的竞合问题愈发严重。导致竞合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对二元治理模式的选择以及"质的区别说"与"量的区别说"的混合运用。只有解决竞合问题,才能在此基础上实现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惩罚机制的协调与衔接。坚持和改造现有的二元制裁体系,并在其框架内正确运用"质量区别说"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犯罪行为重新归类,配置符合各自制裁体系特点的处罚措施,方可有效消解竞合,实现二者的协调与衔接。

另一种“医患关系”——警察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关系的转变

《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设定、实施治安管理处罚的具体规定中,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态度有了重大的变化,即从一定意义上的“怀疑”与“对立”转变为“信任”与“协作”,这种转变要求警察在执法办案中必须相应地调整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之间的关系,与之建立相互信任、协作的“医患关系”。

从现行《刑法》看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种类和具体行为上的滞后

从现行《刑法》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比中看出，犯罪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侵犯客体上有相同地方，也有不同地方。现行《刑法》较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相比之下，与原《刑法》同一时期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日显滞后，致许多应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没有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为此，作者提出《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应增加保护客体及具体侵犯行为内容。即：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２．对国防利益的保护。３、增加一些《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没有涉及到的妨害公共安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行为。

超期治安行政处罚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后果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出于维护行政效率、确保违法行为受到追究,处罚主体不受法定期限拘束等原因,对于超期治安行政处罚行为大部分未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而予以维持行政处罚决定,从而导致法律设定的行为期限被虚置、创造"程序瑕疵"概念造成自相矛盾、行政机关单纯的超期违法行为难以受到追究等问题。出于正当程序理念的要求,在我国并未引入程序违法多元化处理模式的当下,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对超期治安行政处罚行为认定程序违法并撤销,无疑是唯一的出路。

公安机关治安传唤行为法律规制研究

治安传唤失范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实体法运用混乱、程序法适用随意、侵权救济困难,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治安传唤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因此,应当从立法方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从公安机关自身建设方面提高执法人员法律素质,改革公安机关考核机制,重塑正确的执法理念;从监督救济方面加强公安机关内部监督,构建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完善国家赔偿制度,以实现对公安机关治安传唤行为的法律规制。

公安机关治安传唤行为的法律属性研究

"雷洋案"引发了公安机关治安传唤行为的法律属性问题的思考。当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治安传唤的法律属性规定不明,理论界对于治安传唤的法律属性存在争议,实务中,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对于治安传唤的法律属性理解也不统一。故应当从法律上明确治安传唤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以此为基础完善治安传唤法律制度,实现公安机关治安传唤行为的有效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