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传统的“德治”与“治德”

自周初德治主义的萌芽至汉朝中国伦理传统"德治"模式的确立,其间历经管仲以法为主的德法结合论、孔子的以德治国论、荀子的礼法并重论等治国理论。然而,基于批判秦朝"法治"实践发展起来的汉朝治国模式,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下走向了纯伦理化的"德治"。与之相应,其培养"德治"主体道德素质的"治德"范式呈现为片面的伦理型特征。自汉至清历朝历代由盛而衰的"德治"循环实践证明:伦理型"治德"前提下的"德治"陷入了"德治"悖论。化解"德治"悖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选择是全面认识、借鉴吸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治国理论及其"治德"范式,促进"治德"的伦理制度化。

论治德对法治化的意义

法治化是法治现代化的简称,它是法制现代化和执法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在法治化这一异常复杂的进程中,道德建设的作用不容忽视,法律体系的建立离不开一定的伦理道德基础,法律体系的运行离不开有道德的执法者的适用与创造。

依法治德──新时期道德建设的重要课题

依法治德新时期道德建设的重要课题蔡仁山党的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对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的...

德法共治助推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与重构路径

社会治理,要合理磨合与协调互补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提高公众的道德素质,提升治理精度。从做实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做好社会治理的民众关切,做优社会治理的资源整合等方面重构德法共治社会治理的路径,以增强向心力,激活内驱力,提升服务力,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德法共治的实践限度及其疏解可能——兼论中国式现代化方案

道德和法律协同治理国家的“德法共治”模式,在人类政治文明的现代化演进中显露出实践症结:道德主观倾向容易超越集体规范的理性限度,而绝对法则理念则容易造成道德意义的退守或隐逸,如制度感觉主义、道德律法主义就是显著表现。中华民族德主刑辅的政治传统、西方政治世界的自然法精神都为疏解这种现代性矛盾提供了历史经验,并在功能互补、价值互动等方面展现出德治与法治相联结的理论空间。德法共治的中国式现代化方案,蕴含着疏解其实践限度的逻辑理路:社会主义法治彰显无产阶级道德理念,使法律制度的纲领意义既能为国家秩序提供底线保障,还能充盈着兼具道义价值的人文关怀;共产主义道德滋养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使道德规范的教化作用既能为国家治理提供文化支撑,也能转化为公序良俗的制度规定。

党内法规中的“德法共治”追求

“德法共治”是极具“中国特色”之治国理念,是中国古圣先贤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之经验总结,亦是中国传统法文化之精髓。“为政以德”和“缘法而治”的治国理政经验,对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史鉴价值。“德治”的价值在于“悟心”,通过道德教化,唤起党员、干部的党性党德,使其自觉“远恶迁善”;而“法治”的价值则在于“规正”,依靠党规的强制力,约束党员、干部的具体行为,使其守住心中不可触碰之“红线”。“德治”与“法治”体现着不同的侧重点和价值取向,只有坚持两者融会贯通、相得益彰的辩证思维,才能廓清思想迷雾、凝聚合力,从而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论新时代法德结合共治之道

法德相互结合与法德兼治、共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的治国理政之道。法治与德治虽然都是国家的治理方式,但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作用与功能,二者各存其局限性。只有把法律与道德各自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以法律调整人的外在行为,以道德教化人的内心,二者相互辅助、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做到内外兼治,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和社会。从历史和实践维度观之,法德结合共治既是中外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价值。要真正实现法德结合共治,方法与有效路径有三:第一,发挥道德教化的功能,使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结合;第二,以法治承载道德,以法治保障道德;第三,强化领导干部在法治与德治中的关键作用。

“德法共治”的历史演进、作用机制和培育进路--基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视角

“德法共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显著特色。“德法共治”根植于中国传统礼法合治的治理实践,是对礼法合治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德法共治”形成于法治轨道上的德法合力:法治和德治在法治轨道上互动、互补、互融,共同发力并走向价值归一。“德法共治”作用于时代新人的培育进路:“思想道德和法治”课程应探索出以“德法共治”为内容的教学体系设计、引导大学生建构德法并存的行为模式、着力引领大学生开启德法并存的法治生活方式,为新时代治国理政输送德法兼备的合格人才。

中国古代“德法共治”的发展及现实意义

“德法共治”理念贯穿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被历代统治者所认可和践行,并展现出其成功的治世经验和独特的价值。从周代“明德慎罚”的孕育阶段到汉代“德主刑辅”的发展定型阶段,再到唐代“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成熟阶段,说明“德法共治”是符合我国古代发展国情与历史发展规律的,证明其对现代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传统社会,“德治”与“法治”逐渐表现和发展的礼法共治关系,如今社会发展也需“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传承。基于此,对中国古代“德法共治”的发展及现实意义展开了研究。

从习近平法治思想看“法德合治”教育的应然、必然与实然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深入开展法治教育,增强全民法治观念的思想纲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在我国,“法德合治”教育具有培育法治建设主体、塑造公民道德品质等重要功能。从具体实践来看,“法德合治”教育正是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贯彻落实。基于此,以“法德合治”思想为指导,从法德协同视角研究“法德合治”教育的源流、目前的应然状况、走出困境的必然使命和实践路径等。

实行德治 先行治德

作者认为 ,落实江泽民以德治国思想 ,以德治国 ,其核心是德治。欲行德治 ,必先治德。首先正德 ,就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 ;其次是正教 ,端正德育教育 ,就是以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为内容进行道德教化 ;三是正位 ,摆正道德建设与德育地位 ,建立健全德治运行保障机制 ,包括导向机制、宣誓机制、奖惩机制、养成机制、督评机制等等。

关于法治和德治的思考

法治和德治是治理国家的两种基本方略,两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不断加强治德和治法的力度,是推进德治和法治整合的可行途径。

德法共治的理论意蕴及时代价值——当前学界关于德法共治的观点述评

德法共治是古今中外共同认可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德治与法治既相互差别,又相互补足、相辅相成。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德法共治,以保障人民幸福和国家长治久安为目的,对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蕴和时代价值。德法共治必须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本遵循,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重点,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南。德法共治必须从德治和法治两方面着手,关键在从严治党,需要加强政治伦理建设和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对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批判。

德法共治：基层社会善治的实践创新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社会历经诸多变迁,新时代对当前各项事业的稳定发展提出新要求,社会治理作为持续深化改革的辅助手段同样面临着转型创优。基层作为治理体系的基础载体,利益格局变化更加深刻复杂,传统德治与现代法治的碰撞尤为激烈。善治是基层治理领域内的新型预设,逻辑起点是德法共治的二重互构、形式强调主体多元合作、内涵突出空间包容平等、成果价值注重普惠共享。基层社会善治局面的开拓须在德法互嵌协同相撑、各级政府"赋-放-维"权三位一体、建立矛盾紧急处置机制、推选贤能治理和开发社会组织个性化服务产品等五个方面开展实践创新。

新时代学生管理的德法共治模型探论

传统学校的学生管理普遍遵循德治理念,要求学生严格服从以儒家道德礼法体系为蓝本的学生行为规范。当代中国法治精神觉醒,学生管理法治化探索正在实践操作和理论研究层面迅速展开,教育惩戒受到重视。德治主导的学生管理忽视学生理性发展,法治取向的学生管理在目标设定、效果保障、正当性确证等方面存在局限,新时代德法共治思维可以整合德治和法治的优点,为构建兼具正当性和有效性的学生管理操作模型提供指引。遵循德法共治思维,新时代学生管理应该以法治为基准,构建符合民主、法治标准的学生管理规章,确立学生管理的法治基础;以德治为标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实施正面引导,彰显通过学生管理促进学生道德成长的积极立场;以培养自律为宗旨,温和而坚定地实施教育惩戒,依托引导与惩戒的有机组合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管理的育人功能。

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中法德共治的法理思考

当代中国推行法德共治,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一定要立足于中国特定的人文历史环境,立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国情,批判吸收、开发利用人文历史遗产,大胆借鉴西方法律文明成果,在法治上下更大的力气,以弥补中国法治的“先天不足”。

传承与超越:新时代德法共治视域下的离监探亲制度探究

德法共治在中国社会有着深厚历史渊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监探亲制度的出台,正是对这一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本文梳理古代"纵囚归狱"制度的缘起与脉络,探寻其对今日制度建设之借鉴,分析新时代离监探亲制度的现状,最后在德法共治视域下对离监探亲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相应的建议。

德法共治的学理探析——兼论德法共治在首都公共文明建设中的意义

道德和法律作为现代社会规范体系的两种最为重要的形式,在维系人们的社会交往和国家有效运转中共同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两种社会治理模式,德治与法治之间既相互差别,又相辅相成、互相补足。德法共治成为古今中外共同认可的社会治理模式,具体而言,德主刑辅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德法共治的基本治理模式,而法主德辅成为西方现代社会德法共治的基本治理模式。作为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大标志,德法共治不仅为城市公共文明建设及城市治理提供了政策依据,也为加强北京城市公共文明建设、缓解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发展难题提供了理论和现实借鉴。

论法德兼治下的师生道德建设与发展

文章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角度讨论了师生道德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性,确立了法德兼治对师生道德建设与发展在理念与目标、培养模式与途径、违德的不利后果等方面的要求,并从理论发展和法律完善方面讨论了师生道德建设与发展的趋向。

德法共治与践行男女实质平等

男女平等是实质意义上的平等,是要切实保障妇女在社会和婚姻家庭中应享有的身份利益。性别分工是男女身份差异存在的基础,只有正视男女性别差异,才能找出区别对待的法治方案,从而使男女公平地享有自己应得的"利益份额"。德法共治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基本途径和保障,"道德的法律化"是践行德法共治的重要制度形态。农村承包经营户这一主体形式对妇女行使土地权利产生了不利影响,而确立农村妇女的民事主体地位是其享有所有民事权利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