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夏州治所迁移与发展策略

自唐中和元年至宋宝元元年,党项夏州治所两易。第一次在宋咸平六年,李继迁将治所由陕北鄂尔多斯高原的夏州迁至银川平原的灵州。第二次在宋天禧四年,李德明将治所由位于银川平原黄河以东的灵州迁至黄河以西的兴州。从迁移路线来看,党项夏州治所渐次西移。从迁移目的来看,李继迁谋徙灵州是为进取之资,李德明思迁兴州是因形势利便。灵州、兴州契合他们各自的发展策略,由此形成了党项夏州两易治所的历史事实。

黄河水患对明清鲁西地区州县治所迁移的影响

明清时期黄河水患对鲁西地区州县治所迁移有很大影响。鲁西地区六府二州共71个州县中,10个州县因为水患迁移治所,61个州县在水患影响下未迁移治所,其中曹县在明代有迁治建议,但未施行。这些州县迁治都是受黄河水患影响,主要是在明初迁治。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四:一是州县迁治受黄河泛滥的地理因素影响大,主要发生在曹州府境内;二是每个州县适合做治所的场地不多,旧治的综合优势较大,导致迁治越来越难;三是使用砖石修筑城墙有利于防范水患,新建和维修的城墙越多,治所迁移概率就越小;四是水患影响治所迁移,但不是决定性因素。与同时期的苏北地区相比,鲁西地区受清末黄河改道影响更大。

20世纪50年代山西省崞县治所的迁移——基于地域历史的长时段研究

对待历史时期的治所迁移问题,应重视长时段理念下的过程性研究,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1959年12月山西省崞县治所由崞阳镇迁至原平镇。原平镇之所以能够成为新县治,绝非自新中国建立后方现端倪,实际上早在明代中期其交通优势开始显现(成为两条驿路的交汇点)之时既已埋下伏笔,这使得崞县境内的经济中心经历了从一元(崞阳镇)到二元(崞阳镇—原平镇)再到—元(原平镇)的'结构'变迁。就治所迁移'事件'本身而言,从1956年1月崞县方面提出首次迁治申请到1959年12月最终完成迁治,过程一波三折,新治所党政机关建筑的经费投入、忻县地委专署的迁治意向、'大跃进'运动的推进、崞县方面的迁治坚守等成为影响迁治进程的关键因素。

小冰期背景下苏北群发性“沉城”现象及迁治模式

极端类型的群发性“沉城”现象,往往反映区域水环境的重大变化。17世纪20至80年代,前后不足60年的时间内,苏北地区接连发生了徐州、邳州、泗州三座城池沉入水中的极端事件。究其原因,在于黄河水患的直接影响,而17世纪恰逢小冰期的最寒冷期,加深了黄河的水文灾害程度。当时苏北为黄淮运交汇区,蓄清、刷黄、济运等工程集中于此,水环境复杂,受季风气候的影响,黄河灾害频发。“沉城”事件发生后,三地均采取了迁移治所的对策,均经历了从临时迁治到最终迁治的过程,表现为回迁重建、异地重建、迁治合署等模式。徐州城是3年后回迁重建,邳州城是10多年后异地重建,泗州城是90多年后迁县合署,其重建的间隔时长与其到黄河的距离成正比,与城址受破坏程度成反比。治所是政府行使国家权力的中心,治所迁移便于政府主导的灾后重建的开展,反映了国家权力机关优先保障的次序。不过迁治在促进新城所在地开发的同时,往往加速了旧城所在地的衰落。

永顺彭氏土司司治研究

晋天福四年(939年)"溪州之战"前,溪州彭氏土司司治尚无法确定。"溪州之战"后,彭士愁"乃迁州城,下于平岸",此州治实亦位于今之会溪坪。此后,永顺彭氏土司之司治,先后兴废、迁徙凡三处:龙潭城、老司城、新司城。其中,集军事、政治功能为一体的"土司王宫"——老司城是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不可多得的瑰宝。它是复原永顺土司社会结构、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中央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物证,是研究土家族乃至华南民族史的重要资源。老司城选址与修建体现了自然地形和军事防御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实物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