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章学诚

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论与章学诚之间不存在一脉相承关系。他撰于1 90 8年的《原经》篇明驳章学诚,暗斥谭献,其中对《文史通义》的一系列论辩,显然是两种“六经皆史”论的交锋。它反映出经、史概念内涵的变动不居性,不同时期不同处境的学者对“六经皆史”说的理解并不一致,因此要注意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分析各家相同命题下的不同含义和意图。

道与势之间──传统士人与政权的关系及其命运

在中国历史上，以士人为其载体的道统和以君主为其载体的政统，二千多年来其恩怨纠结难分，作为一种异于政统而又对政统构成制约的力量，道统虽不断遭到来自政统的压制和迫害，但其精神不死，风骨永存，在艰难的时势中不断奏响一曲曲灵魂的赞歌，维护、滋养着一个民族不灭的高贵品格和精神风貌。

周秦以降“礼乐为虚名”说考辨

周秦之际,是中国礼乐文明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北宋欧阳修将这一时期的变化概括为:"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实际上,周秦以降,礼乐与政治的关系有二:一是在西晋以后"以礼入法",二是在朝仪、仪注以及家礼书仪的制定中均有士人的斟酌、思考在内,儒家伦理思想在建立公共秩序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欧阳修的崇礼观念与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的高涨,以及六朝隋唐以来佛教的盛行有关。这种观念是宋代士人在国力衰弱情形下不得已在文化上寻求历史地位的做法,但忽视了汉代以后儒家学术、文化渗入政治,并进一步在社会普及的历史实际进程。

“文治”困境:徐世昌与民国初年的祀孔典礼

祀孔典礼是民国北京政府实施社会教化的重要举措。徐世昌与民国初年的祀孔典礼关系密切。1914年,其主持拟定《祀孔典礼》方案,后又稍作修订。1919年,徐氏实行“文治”方略,通令将清儒颜元、李塨从祀孔庙。同年秋丁,其亲临北京孔庙主祭。然而,这一祀孔典礼的教化作用有限,无助于改变民生凋敝、武人干政的时局,反而刺激新知识人进一步追求个性解放,致使整个社会的撕裂程度不断加剧。整体而言,徐氏参与的祀孔典礼尚未与时俱进,缺乏民主精神与民生基础,致使其“文治”流于形式。在走向共和的“过渡时代”,如何批判性继承“祀孔”传统与“治教合一”方略,是考验民初执政者之国家治理能力的政治命题。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进呈本的思想宗旨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进呈本以章学诚《文史通义》一书为论敌,通过对三代文明的重新评价,否定章氏抬举周公为文明"集大成者"和作为权力掌控人主导"治教合一、官师无二"状态的宗旨,及其"有德无位,即无制作之权"的观点;通过强调孔子以布衣身份创教改制的论述,揭示"德高于位"、"道尊于势"的素王制法论,进而树立孔子作为仲裁者的"治教合一"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