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权分配:村组关系的类型化实践与村级治理塑造机制

村组关系作为村庄治理的基础性环节,制约着村级治理的水平与效能。基于鄂、桂、晋三地的田野调查发现,村组关系呈现三种实践形态:“村强组弱”结构、“组强村弱”结构以及“村组均衡”结构。村组关系的类型化实践遵循三重逻辑,即以村庄社会关联为核心的社会逻辑、以集体产权配置为核心的经济逻辑及以行政介入为核心的行政逻辑,三者分别形塑出村组不同的治理能力。由此,行政村与村民小组的治理功能差异根源于其资源配置能力的差异,本质上是村庄治权在村组之间的不同分配。作为村庄治权的主体,村组共同构成村级治理不可分割的完整性单元,村组之间的治权分配是理解村级治理差异的关键。

以“三治融合”重塑基层治权

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对此,国家视角的制度分析往往忽略了社会矛盾产生的复杂逻辑;底层视角的经验研究虽然揭示出了这种复杂逻辑,但没有将其与国家制度创新进行有效衔接。作为上承国家意志、下接民众诉求的关键结点,基层治权视角对深入理解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和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然而,当前的资源下乡和规范下乡对基层治权赖以运转的价值、组织和社会基础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推高基层治理成本的同时,也束缚了其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为此,重回中国特色的简约治理,并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重塑基层治权才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规范权力与自我革命: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治权理论的阐释及其价值

习近平治权理论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与价值意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所形成的习近平治权理论,不仅强调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坚持权力为人民所用、权力运行结果令人民满意的权力设定目标的规范以及党的领导、依法治权、体系性优化的权力运行规范,还特别突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领导党担当起有权必有责、打铁自身硬的责任,并致力于通过民主集中制、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抓住“关键少数”这三条路径实现治权上的自我革命。作为内涵丰富、逻辑严密、观点前瞻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治权理论丰富了权力制约监督理论范式,有力指引了中国治权制度体系的完善、促进了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实践与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治权刚性与乡镇治理结构的双重调适逻辑

乡镇治理结构调适是乡镇治理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当前乡镇治理结构主要受技术嵌入科层体制带来的乡镇治权刚性的影响,县域治理“泛中心化”突显,乡镇面临多任务同治下的负荷运转和回应过密化等结构性困境,促使乡镇政权采取非正式的调适机制,即通过接点构造和组织再造进行双重治理结构调适。乡镇政权通过吸纳治理和统分治理等机制提高了乡镇治理效率和适应性,完成各类上级中心任务。乡镇治理结构双重调适与县域治理泛中心化的适配具有多重制度逻辑,它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与基层治理能力的适配,也是基层治理锦标赛和基层治理结构的适配,更是非正式行政体制与非规范化乡土社会的适配。

地权稳定性、非正式治权与务工农民性别差异

地权稳定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已经备受关注,但对外出务工农民性别差异的讨论尚不多见。基于宗族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权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和2018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地权稳定性与不同性别劳动力非农转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农地调整表征的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不显著。其次,机理分析结果表明,村落宗族非正式治权的强弱是影响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选择的关键情境。其一,宗族绝对势力的强弱使得地权稳定性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产生分化。其二,与宗族相对势力对比非均衡相比,宗族相对势力对比均衡可以有效弱化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相互制衡的宗族非正式治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权变动对农地纠纷产生的影响,确保农地调整中土地分配相对公平,从而起到维护地权稳定的作用。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性别差异现象,以及如何发挥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沉睡的抑或苏醒的主权者?——基于主权与治权之分论人民主权的政制模式

自博丹创建现代主权学说以来,主权国家才开始真正落地建构。实际上,主权国家建构历程同样是人民主权政治方案的落地过程。霍布斯与卢梭沿袭博丹区分主权与治权的路径,渐趋倚重政府治权力量去落实人民主权政治方案。长久下去,当治权越过主权而主统政治,人民则销声匿迹于政治,成为沉睡的主权者,国家也失去了灵魂。人民主权国家应是有灵有肉的国家,人民主权的共和之治以法律保证人民主权的灵,同时辅以德性和法制肉身治理,融合了国家的灵与肉,让主权与治权和谐共生,携手共促人民主权国家的良性发展与稳定。

以“治权改革”创新地方治理模式——2009年以来顺德综合改革的理论分析

2009年以来,作为广东省地方政府综合改革的试验区,顺德启动了新一波综合改革。从改革的历史来看,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既是20世纪90年代产权改革的逻辑延续,也是回应顺德经济和社会转型现实需要的产物;就改革的驱动力而言,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的动力机制在于"上下联动、内部激活";在改革的线路上,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从变革治理主体入手逐步扩展到调整治理关系。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创新了地方治理格局,其实质是治权结构的有限重构,其历史定位在于它是"产权改革"与"政权改革"之间的中介,其实践意义不仅在于为顺德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破除体制性障碍和为广东深化改革提供示范样本,更重要是为中国探索了一条从"产权(经济)改革""治权改革"再到"政权(政治)改革"的改革路线。

赋权、用权与治权:全面从严治党的权力进路论纲

公共权力与执政党的逻辑关系表明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质在于全面从严治权。从权力进路的维度看,全面从严治党的践行路径呈现为赋权、用权、治权的依次展开与相互衔接。在赋权阶段全面从严治党需要明确赋权取向、优化赋权方式、规范赋权标准、加强赋权评估;在用权阶段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实现权力运行主体多元化、权力运行法治化、权力运行民主化、权力运行集中化;在治权阶段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做到权力的自我净化、以民治权、以法治权的有机结合。以"赋权—用权—治权"为理论架构研究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构建新的研究范式以深化理论研究,有利于探索有效实现路径以拓展实践研究。

宗族离散、治权弱化与农民集体上访——以赣北S镇为考察对象

农民发动集体上访需承担组织成本和政治成本。笔者考察S镇农民集体上访后发现,在南方农村,农民具有较强的家族观念,集体上访具备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农民发动集体上访较为容易。在现代性冲击下,宗族离散、房头崛起成为主导性的上访力量。而乡村体制改革使乡村治权弱化,失去对集体访、缠访、闹访者的治理能力,导致农民上访的政治成本几近于无,客观上充当了农民集体上访的催化剂。宗族作为农民价值认同单位在短时期内很难被改变,将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与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结合起来,是维护社会稳定,扩大基层民主,保证农民上访的合情、合理、合法的关键。

维权与治权:县域视野中的群体性事件研究——基于X县三个个案的实证调查

农村群体性事件研究成果丰富,而从县域政治视野探讨基层民众的维权与地方政府的治权问题的研究少见。通过对X县的实证调查研究发现,社会转型带来国家性与民众自主性的双重变迁,由此引发了国家与民众之间关系的冲突,进而导致了民众的抗争维权行动。然而弱化的县域治权,并不能有效地化解这种冲突。民众的抗争维权行动恶化了县域治理性资源的合理配置,进一步弱化了县域的治权,从而使维权与治权之间呈现出相互共生的逻辑关系。为此,进行结构性的变迁和治理性的转换是当前县域治理的重点方向。

大学的治权:理念和资金的关系

大学面临着一个混乱的时代 ,许多国家的大学都为数量、质量、治权和经营的问题所困扰。本文试图从分析大学理念和资金的关系入手 ,解剖大学治权的深层结构。

乡村治权与基层治理能力建设

税费改革后国家强化了部门组织和权力下乡,但是并没有因此实现乡村治理秩序,反而引发了乡村治理困局,原因就在于弱化了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以部门为载体的国家基础性权力无法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由于乡村社会的广泛存在,尚有大量乡村治理事务无法通过部门及其基础权力来完成。乡村治权的配置性、灵活性、系统性及全能性恰好与乡村社会的不规整性和乡村治理事务的综合性整体性相耦合,因而能够应对系统性的乡村治理事务。要通过推动职能部门及其基础权力下乡,完善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建设,加强乡村组织与职能部门的协同作业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乡村“治权弱化”背景下农民的非正规行动——基于华北D村坟基地交易情况的分析

在乡村治权弱化"大历史"中,"小村民"倾向于采取非正规行动以牺牲公共资源的方式来满足个人目的。农民卖坟基地以实现脱贫致富,反映出当前农村非正规经济与非制度化生存的流行。农民采取非正规行动的根源在于经济竞争的泛化、民间信仰的扩散、集体组织的虚置、共同体建构的滞后等。营造公共空间,重构公共文化,培育公共意识对于强化"乡村治权",规避非正规行动带来的负效应具有重要价值。

宏观制度变迁条件下的县级“治权残缺”

本文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出发,将县级治理放在改革以来的财税、金融等宏观领域的改革与土地制度变迁中加以考察,认为宏观改革对县级治理的影响经历了"三个十年"的阶段性变化:19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形成相对完整的地方治权,但也开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发展模式;此后,以"扩权放权"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改革发生逆转,1990年代"财权上收事权下移"、21世纪初"金融权上收发展指标下压"以及建设用地指标严控管理体系,既是中央对地方政府公司化行为的客观约束,也构成县级"治权残缺"的三个主要方面。其他重要领域的垂直管理体制和市管县体制也加剧了县级治权的残缺化程度。这是当前县级治理陷入困境的体制根源。

论两岸关系研究中的“主权—治权”分析框架及其替代方案

通过对"主权—治权"分析框架及其相关政治论述的检视和反思,发现该分析框架存在诸多问题:治权是一个学术上欠规范的概念,两岸对"治权"的理解不尽相同,该分析框架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该分析框架对两岸分裂现状的解释欠缺说服力。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替代性分析框架,即"主权所有权—主权行使权—一般治权"分析框架。新分析框架的核心是将国家权力整体划分为三部分,这在逻辑上比"二分法"更加严谨与科学。它有助于更具体地描述和界定目前两岸现状,有助于更有力地维护"一个中国"框架,有助于更好地找到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的切入点。

治权弱化抑或制度不匹配:转型期农业水利供给问题再分析

近年来,农业水利供给难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但原因何在却存在着争议。针对农村基层组织治理弱化导致农村水利供给困境的观点,本文通过对湖南西村水利供给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认为由人民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传统集体供水制度不适应改革以来逐渐分化的小农生产状况,才是导致水利供给难题的根本原因。因此,不解决制度不匹配的问题,仅凭强化村庄权力的干预,很难满足农户的不同用水需求,更难以化解因水利供给所产生的村庄纠纷。以此为基础论文率先提出了构建适应农村小农生产的水利供给制度,以化解水利供给难题。

论数字社会的治权结构失衡及其补正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社会治理问题。数字社会作为一种风险社会,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权力组织的分化与冲突。这种分化与冲突导致了在数字社会出现了国家权威、平台权威、自组织权威三种治理中心竞争的状态。数字社会治理负荷沉重、正式资源困乏以及治理规则拒斥等原因,造成它们没有形成一种良性互动,而是处于一种竞争的非均衡状态。因此,要解决数字社会的“治理赤字”的问题,就必须在尊重平台和自组织权威的基础上,促成国家权威的回归。只有将国家被动出场的方式变为主动化、规则化,才能促进数字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进而才能构建数字社会的法律秩序。

城市开发区治权冲突与关系调适:以S开发区为例

开发区建设是各级政府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与快速城镇化的战略举措,但开发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的治权冲突成为影响开发区社会治理效能的主要因素。S开发区管理体制的变迁过程展现了开发区多元主体的治权重叠、职责同构引发的管理冲突。开发区治权关系逐渐由传统的“条块关系”转向“条-块-块关系”,呈现混合治理特征。开发区治权结构转型应该注重政府权力配置基层化、权责配置清单化、管理服务平台化建设,消解基层空间混合治理体系的内在张力。开发区治权关系再造反映了地方政府放权改革方向,也映衬出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努力,直接关系基层简约治理体系构建成效。

关于国家立法权的内涵、性质和设置的探讨——兼论立法权与主权和治权的关系

“国家立法权”与“立法权”不是同一概念 ,而是具有种属关系的两个概念。国家立法权是由国家一级立法机关 ,对于国家领土之内、只涉及到国民共同体利益的事项制定法律文件、确立法律规范的权力 ,它不能、也无法排除一个国家之内其他类型立法权形式的存在。同时 ,立法权虽在终极意义上是主权特征 ,但在操作意义上则是治权的表现形式 ,在民主制度下 ,本质上应当视为人民的自治权。国家立法权作为国民的自治权 ,其设置应着眼于“自治”二字 ,划定国家立法的事项范围 ,并使制宪权与立法权相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