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法与治人:论王安石与司马光法度思想之异同

王安石与司马光同处北宋中期政治变革与儒学复兴的时代,他们对法度的不同认识,反映了他们对时代课题的不同思考。王安石的法度思想主要包括法先王之道、众建贤才和礼乐刑政三个基本方面,而司马光的法度思想则主要包括先王之法皆合于道、有治人无治法等方面。他们的法度思想中都体现了对孟荀思想的融合,不过是在不同层面的融合。王安石一方面继承孟子"法先王"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赋予"先王之道"以荀子式的"礼乐刑政"之内涵,并且认为"法先王之道"之所以可能乃在于"法其意",这又与荀子"法后王"的思想逻辑相一致。司马光则一方面继承孟子"率由旧章"的思想逻辑,而另一方面他也没有接受孟子的仁政思想,而是主张荀子之礼制。在治法与治人的关系问题上,王安石主张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司马光则强调治人的首要性,治法不具有独立价值。从现代的角度看,王安石的思想更符合现实政治的运行规律。

法律起源与秩序生成:荀子法思想重释

荀子是连接儒家与法家的重要思想家,他对建立有效的法政秩序做了多方面的思考。以思想文本的语境解读、法律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对荀子人性善恶、礼与法、治人与治法等基本概念进行重新释读,足以发现荀子法思想的历史合理性,亦借以开拓对现代良善法政秩序的思考。法律的起源或秩序的生成,都需要回到对人性的认识,荀子的"化性起伪"论,指明人性是动态可变的,是可以教化提升的。由治法与治人之辩,对荀子尊君论可以作历史的理解;回归现代文明政制,治理者的作用不容忽视,但同样需要建构对权力的制度性约束,尤其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以及人性中光明部分的发扬。法律制度的设计,既需要回归对人性的客观估计,更应该立足于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增加公民对法律制度的认同,使人性善得以充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