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仲瑛教授治疗大肠癌的治法治则探讨

总结整理首届"国医大师"、首批国家级名老中医周仲瑛教授临证治疗大肠癌的治法治则探讨,从其"抗癌解毒"、"清肠利湿"、"软坚散结"、"搜剔解毒"、"活血化瘀"、"益气养血"、"健脾助运"、"温肝补肾"、"滋阴生津"等治法的运用着手,进而探讨论述其治疗大肠癌的学术思想。

基于象思维的《黄帝内经》治法治则探析

《黄帝内经》作为现存中国最古老的医学典籍,运用了象思维等方法,对人体生理病理及治法治则等方面有着深刻的认识。通过对《黄帝内经》象思维的研究,发现其对中医的治法治则亦是功不唐捐,通过使用这种传统而朴素的象思维,有益于从中医的方式思考、认识、处理疾病,有益于临床处方用药。

冠心病心绞痛的病因病机与治法治则

冠心病心绞痛是临床上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本文通过分析冠心病心绞痛气阴两虚、痰瘀阻络的病机，提出益气养阴、化瘀祛痰法辨证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思路，以飨同道。

关于治法治则与具体病证、方药关系的分析论证——对治法治则课题设计的方法学反思

分析论证了治法治则的内涵,并具体分析了治法治则与病证及其与方药功能主治的关系。认为治法治则只是浮泛概括的概念,没有具体实证的内涵,无法确定具体治法治则的疗效指标与病证的关系。治法治则与方药主治的联系却是游离的,并不是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治法治则与方药的功能目标一致,却可以与方药的主治目标无关。鉴于此,有关治法的课题设计都是不能成立的。

从情志应激探析斑秃的治法治则

斑秃虽然不影响健康,但会影响容貌,是一种损容性疾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中医对斑秃的治疗既往多从肝肾亏虚、气血不足等虚损来论治,笔者通过梳理斑秃的病因病机,分析斑秃的临床症状及表现,认为斑秃是情志所致疾病,应当归结为情志应激类疾病。情志应激影响脏腑功能,脏腑功能受损而致气血生成、输布失常,进而导致头发失却濡养而成斑秃。斑秃的病因归结到底是情志应激,故对斑秃的治疗当以情志调节为主,找到情志应激的源头,以情治情,情志相胜,同时配合脏腑调理,身心同治,以期取得良好疗效。

从壮医“毒”“壅”“虚”角度论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病机演变规律及治法治则

“毒虚致病论”是壮医病因病机学的核心,“三道两路理论”是壮医学的生理病理观。文章从壮医“毒”“壅”“虚”角度对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疾病演变规律进行分析,根据毒邪与正气双方力量的对比,划分为病伏期、活跃期、慢性期、晚期四个阶段,并根据不同阶段病理因素及证的变化,凝练总结出病伏期扶正御毒、活跃期解湿热疫毒、慢性期补虚损正气、晚期扶助正气并解内外之毒浊的治法治则,以期为壮医药防治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提供参考与借鉴。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治法治则初识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是肺癌晚期的致死原因之一,也是目前医学治疗上的重大难题。临床上利用中医药研究非小细胞肺癌的病机,并提供新的治法治则,能够增强患者耐受力,控制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时间,有着明显的效果和价值。

基于病位证素脾探讨非酒精性脂肪肝治法治则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发病率高,且疾病后期并发症多,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运用证素辨证法对该疾病的辨证分为病性证素与病位证素,通过二者的相互组合对疾病进行辨证分型,使得辨证更加简洁明了。在NAFLD的发生发展中,主要病位证素为肝、脾、肾,脾是核心病位证素。基于证素病位脾,主要病性证素为虚、实、虚实夹杂等。二者相互组合以辨别NAFLD不同阶段的证素特征,并据此提出补脾固本、行气活血、健脾活血等治疗方法。通过运用病位证素脾的辨析,以期为该病的中医药预防及治疗提供参考。

微权清单式村治:法治村治的未来模式——以浙江N县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为例

中国两千多年的农村治理大致可分为:"专制—准自治""集权—科层控制"和"村民自治—乡政村治"三个历史阶段,与此对应形成了传统社会农村"准自治"、高度沉降农村"科层控制"、改革转型农村"乡政村治"三种村治模式。就本质而言,传统村治模式均带有浓厚的人治特征。法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有效的治理方式,法治村治乃是中国村治的发展趋势,微权清单"限权、定责、保利"的法治逻辑为建构法治村治提供了有效进路。浙江N县制定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通过"清权划界、配权定职、晒权明规、行权保利、制权督责"五环节运行实践,生成了微权清单式村治,其对开启村治法治化的未来模式具有重要参鉴价值。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法治话语之演进

自1946年创刊以来的《人民日报》上先后出现了六种法治话语。1949年前后,号召树立革命的法治精神。1962年,批判美式"法治"的虚伪性。1975年,批判儒家的礼治,主张法家的法治。1980年前后,批判儒家的人治,要求以法治取代人治。1999年,区别法治与法制,主张从法制到法治。2006年以来,提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六种法治话语,记载了中国政治六十年间的变迁轨迹。

新型城镇化的法治视角:从政策之治到法治之治

中国传统城镇化的治理模式是一种政策之治,具体表现为"以物为本"的城镇化治理理念、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治理体制和运动式的城镇化治理方式。"政策之治"城镇化有着深刻的形成机理: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起点与路径依赖是历史症结;压力型体制下政治锦标赛与地方政府行为异化是制度根源;政府"经济人"动机和治理资源匮乏的现实掣肘是理性选择。随着"政策之治"城镇化的弊端日益凸显,法治化城镇化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然而,当前法治化城镇化建设面临着法治理念不足、法制体系不完善、执法体系不严、法治监督缺失等现实障碍,需要从理念、立法、执法、监督四个层面进行整体构建。

三种法治观辨析

中国先秦法家所倡行的“任法而治”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 ,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法治原则”、“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等 ,是讨论法治时经常提到的三种法治观。虽然这三种法治观都被称作“法治” ,但在治国目的、政治基础、人性假设、制度保障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

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路向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命题,并确立为治国方略;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8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积累了诸多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本世纪中叶初步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没有法治,就没有现代化,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振兴。从法制之治到法治之治、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从依法治国到依宪治国、从依法行政到依法执政,是中国下阶段推进法治建设须认真解决好的基本问题,也是推进法治建设的五条基本路向。

《医学纲目》带下病证治特色探析

《医学纲目》是明初钱塘医家楼英倾其毕生所学撰写而成的医学巨著。本文通过对该书中有关带下病的章节加以整理分析,提炼出楼英诊治带下病的学术经验。楼氏认为,带下病的病因主要有外感湿邪、七情内伤、脾肾亏虚等,治法有燥湿化痰法、清热利湿法、健脾除湿法、滋阴固涩法、温肾化湿法及外治法,代表方药主要有小胃丹、补经固真汤、樗皮丸、坐药龙盐膏等。楼氏在书中引经据典,同时结合自身临床经验进行论治,较好地反映了明代及明代以前医学名家对带下病的诊治特色,对当代中医妇科临床诊治带下病具有较高的指导价值。

侯爱画治湿六法概要

介绍侯爱画教授治湿六法,即运脾和胃、防止伤阴,疏肝泄胆、木畅土行,宣降肺气、行水上源,益肾扶阳、蠲湿除痹,活血行血、增水行舟,通腑泄浊、慎利小便。六法虽各有侧重,但应用时常需多法同施,以利于湿邪排出。并附验案1则。

中医药治疗登革热研究进展

登革热是由4个血清型的登革病毒引起,通过媒介伊蚊叮咬传播,是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分布最广、发病人数最多、危害性极大的一种虫媒病毒性传染病[1]。1970—1989年,我国东南沿海地带曾数次暴发较大规模的登革热疫情[2-3],之后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大体呈零星散发与局部聚集性小规模暴发结合态势。自2012年起疫情形势再度严峻,连续7年出现较大规模的本地暴发[4],流行区域逐渐由东南沿海向内陆地区蔓延[5]。2019年全国共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曾暴发登革热本地病例,点多面广,达到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登革热本地病例发生省份数量的最高水平[6]。对于登革热的治疗西医尚无特效药物,主要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媒介控制和疫苗接种是防治本病的有效途径,但截至目前,尚没有非常安全、稳定的登革热疫苗可以满足对抗4个血清型登革病毒的需求[7]。登革热虽属现代医学病名,古代中医论著中却有不少涉及本病的阐述,中医药历史悠久,参与登革热治疗已有超过30年的历史。通过在临床实践中的长期探索,目前对登革热的中医溯源、病因病机、治则治法等有了较为详尽的了解,对如何运用中医辨证论治的优势治疗登革热也取得了一些研究进展。

推动治理法治化 创新社会治理观

逐步推动法治化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途径,更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由之路。因此,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围绕法治化精神的传播、法治管理模式的完善展开工作、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持续变革治理模式,从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发展新格局。

侦查法治的实现

侦查法治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日渐强调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将法治引入侦查刻不容缓。同样,作为刑事诉讼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侦查的法治对于司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侦查法治一直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理想状态,要想将其转为现实,是一个从理念到制度最后到实践的循循渐进的过程。一方面要对侦查权进行控制,另一方面赋予辩方相应权利。控权加以制约,授权予以抵抗,将侦查法治付诸实现。

企业的人治与法治

法治并不是否认天才企业家的作用，而是提供一套纠错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