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善治的合法性分析

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存在于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内在关系之中 ,是权力客体所认可的权力主体占有及运用权力的正当性。现代社会公共权力证明其合法性有两大基本要素 :效能与民主。治理与善治在西方的兴起契合了合法性证明的两大基本要素的要求 ,有利于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构与稳固。

“乡村信息化善治”:乡村治理的目标选择和路径分析——以广东农村信息化实践为例

在乡村治理中引入信息技术,推进农村信息化,是转变乡村治理范式、提高农村基层治理水平、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乡村治理信息化促进基层治理主体向多元化发展、治理权力的多中心、网络化以及以服务为导向的基层观念转变。分析广东省的农村信息化推广实践,发现信息技术与传统的乡村治理相结合存在着形式主义、服务效能不佳、建设资源配置不足以及治理主体素质不高等嵌入困境。要解决这一困境,实现"乡村信息化善治",应从转变治理理念,以治理主体需求和满意度为导向,引入社会资本夯实信息化建设物质基础以及提升农民信息化素质5个维度进行路径构建。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研究——基于治理和善治的视角

在现代社会,公民的参与程度已经成为衡量政府行政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公共政策是协调利益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治理工具,它必须公平体现公民的利益诉求,这就要求政府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参与需求。在社会转型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限制,我国公民政策参与还面临很多困难。通过分析我国目前公民政策参与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国外比较成熟公民政策参与的相关经验的基础上,以构建政策网络治理为根本路径,从改善制度和技术、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健全保障机制以及促进有序参与的角度提出了完善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一些具体建议和措施。

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基于治理与善治的视角

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国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的制度环境,描述了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的进展;其次,从治理与善治的理论视角出发,文章提出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落脚点在于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最后,文章提出了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与相关政策建议。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初探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信息失灵、举措失当、缺乏长效机制等缺陷,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治理的不足,有助于促成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对实现群体性事件的善治及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意义深远。具体而言,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发挥信息收集与传递、沟通与协商、社会服务与监督、宣传教育等功能;同时,其在参与过程中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并树立长远目标。

警事治理:国家警事社会化的新理解

在国内外警务战略模式变革中成为潮流的"国家警事社会化"战略,是指在警察机关专业警务活动的同时,动员社会组织和社区公众共同参与防控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活动的过程(趋势)。显然,"国家警事社会化"寻求的是警察与社会组织的互动、警察与社区居民的合作,以增进公共安全、提升警务效益。而这正对应了治理理论在政治学层面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认识思路:国家和市民社会相互"型塑"达至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善治"。这使我们可以用治理理论作为分析"国家警事社会化"的框架,并将其定义为"警事治理"。

迈向参与回应型政府——我国第三社会部门的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

第三社会部门在神州大地上的蓬勃兴起,使政府、市场、社会具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执政环境的变化使得以有限理性为逻辑前提的参与回应型政府已显露雏形。为推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的成熟与完善,在社会治理中,政府应高度重视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做到信息公开、自身职权界限明晰,以及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实现社会整合功能。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功能、原则及意义初探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严重缺陷,群体性事件的善治要在政府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中实现。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以发挥其信息收集与传递、构筑沟通和对话平台、社会服务和社会监督、宣传和教育等功能。同时,非政府组织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在参与过程中应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树立长远目标。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对各层级政府、非政府组织自身以及利益受损群体具有重要意义,是维护政治稳定、增进社会和谐有生力量。

包容性行政——变革社会的新治理典范

如库恩所说，科学有时处于常规发展状态，有时会出现科学危机，危机可能导致科学革命，常规发展和科学革命反复交替构成科学史的基本画面。公共行政学同样经历了这样的发展历程，从传统公共行政（TPA）到“参与式治理”的新公共行政（NPA），再到“绩效式治理”的新公共管理（NPM），以及以网状治理为核心的公共价值管理（PVM），

生态风险治理评估研究——以三江源区为例

随着治理理论兴起,治理绩效评估备受瞩目,各种治理评估体系孕育而生。三江源区生态风险治理评估是在理论研究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发展起来的评估框架,据此了解政府与社会开展生态保护建设责任意识,推动地区生态治理制度创新能力。评估包括政府治理、企业治理、社会治理与个人治理,根据内容设置不同权重及指标要素,由第三方评估机构负责实施,并提供决策参考。

单位社区的终结和社区治理的转型——以湖北省X市L集团三个社区为个案

湖北省X市L集团三个社区改制前后治理方式的变迁表明,单位体制下,单位是社区管理的主体,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殊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导致社区治理失灵;随着社会转型,社区治理逐步走向多元共治阶段,多元共治模式是社区治理逐步走向善治的有效治理模式。

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环境公共事务从管理到法律治理范式转换研究

现代性所蕴含的环境危机,促使人们思考共同体或集体层面上的应对策略。环境公共事务"管理"的传统模式,在行动逻辑上表现为压力推进、权力依赖、单中心单向度和短期目标,在价值判断上以个人与群体之间断裂、环境议题边缘化以及社会不能自组织为预设。环境公共事务"法律治理"这一具有超越意义的范式的内核体现为法治架构下构筑共同底线、多中心网状参与主体结构、共识与回应问题导向和丰富且完善的自组织机制。

我国第三社会部门的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

对我国第三社会部门与西方20世纪90年代新的政治分析框架——治理善治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参与、回应型政府治理模式,并对新形势下政府治理模式转换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我国第三社会部门的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

随着第三社会部门在我国的蓬勃兴起,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具有了各自相对的独立性。执政环境的变化使得以有限理性为逻辑前提的参与—回应型政府已显露雏形。为推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的成熟与完善,在社会治理中,政府应高度重视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应做到信息公开、自身职权界限明晰,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实现其社会整合功能。

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研究——以云南省德宏州为例

运用治理和善治理论,以系统论为研究工具,结合云南省德宏州社会治理的实践,分析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现状,建构一个政府、社会组织、宗教(民族)团体和人民群众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体系,从而推进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不论是出于现实社会治理需要,还是边疆国家安全稳定考量,政府都必须培育公民社会的发展,协同多元主体,行政价值目标从"善政"向"善治"发展。

论乡村公共权力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基层公共权力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乡村公共权力无论在结构体系重组还是在运行机制的创新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新农村建设必须彻底转变乡村社会治理理念,强调多元治理主体,要求政府、市场、社会的良性互动,不断提升乡镇政权及村“两委”的治理能力,积极鼓励和支持为农村公共福祉和公共利益服务的各种组织参与治理,共同构建新的民主合作型的基层公共权力体系,实现和谐共治的乡村治理。

非政府组织:我国政治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性治理变革的年代。作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产物,非政府组织目前在我国还处于弱势生存期,由于体制等诸多因素的纠缠,它的发展及其作为离人们的期盼相去甚远。在社会转型加剧和社会问题丛生的背景下,检视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的成长发育,客观地评估其作为与局限,积极探寻其发展思路与建议,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国家能力建构和市民社会发育之间的关系,实现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超越大有裨益。

政企分开后我国铁路行业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政企分开是铁路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任何改革的动议和措施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实践探索。新时代我国铁路行业改革,要祛除政企不分模式的体制积弊。治理理论提供了全新的审视视角,域外改革实践为我国铁路行业改革提供了经验借鉴。应依循"逻辑-机制-法治"的改进路向,立足我国国情,突出问题导向,在准确把握铁路行业发展阶段和规律特征的基础上,探寻一条中国特色的铁路行业"善治之路"。

我国非政府组织:检视、批评与超越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和政治的改革与发展引起了权力的转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随着经济和社会领域权力的逐渐生长,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的出现,既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治理理论的回应,也是我国市民社会成长发育的必然结果。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还处于弱势生存期。因此,在社会转型加剧和社会问题丛生的背景下,在从国家中心主义迈向福利多元主义的路途中,检视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的成长发育,客观地评估其作为与局限,积极探寻其发展思路与建议,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国家能力建构和市民社会发育之间的关系、实现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超越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