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真实的中国政治世界——评李侃如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

中华帝制留给近代社会的遗产丰富而迷离,1949年之后的新时期留给当代中国的启示却是动力十足。进入21世纪,在"经济繁荣黄金期"和"社会矛盾突显期"共存的现实条件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一书回归到真实的中国政治世界,从中华帝国的遗产及其式微、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特殊发展道路、1949年以后的中国管理机构设置以及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四个层次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了如何治理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未来道路,审慎乐观地探寻中国政治的成功转型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学习、研究及实践运用和检验价值。

共同富裕下的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更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点与难题。基于此,重塑乡村党组织,加强党建创新引领,重视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强化跨域式协同治理,倡导文化治理,特别是突显精神富有,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具体而言,乡村党组织重塑包括创新党小组制度,成立党建联盟,让村党支部直接参与治理实践;乡村人才振兴包括创新人才聚集制度,吸纳专门人才、特殊人生、文化人才,大胆重用年轻干部。另外,应以知识、道德、文化、精神以及治理的主体、内容、区域、方式的协同助推乡村精神富有。乡村共同富裕必须从中国乡村实际出发,进行观念变革创新,让乡村人才特别是年轻干部具有现代思想与数字化思维,发挥其主体性、积极性、创造性,为新时代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探索出一条有成效的新路。

新时代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的形成与理论创新

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城市发展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城市现代管理体系建设进行了艰难而曲折的探索。改革开放后,城市管理由政府一元化管控模式向以政府为主的多元化管理模式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管理转变为城市治理,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基本形成并日益完善,城市治理能力也日趋现代化。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人民城市理念和“全周期管理”理念等创新理论。新时代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具有新特点,一是从顶层设计到贯穿基层社会,二是系统性与协调性相结合,三是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智慧城市治理体系。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引领全球贸易治理的模式与绩效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中国提出的全球贸易治理新模式,旨在通过增强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通过探讨中国如何引领国际贸易管理,其中涉及政策交流、基础设施连结、商业流通、资金流动以及人民心灵互融等五个方面。随后,通过对比分析,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的效果,包括对全球贸易增长的推动、对参与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等。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利于促进全球贸易增长,提升参与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有助于改革和完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实现共赢共享。

新质生产力、数字金融与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基于2013—2022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对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驱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是数字金融推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对数字经济发达地区、东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农业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影响更强。空间效应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不仅能够驱动本省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而且对相邻省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教育治理”的三重内涵

“中国教育治理”是最近教育学界经常使用而涵义又不太明确的一个新概念,弄清这一概念的内涵,对进一步推进教育治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改革十分必要。研究发现,“中国教育治理”包含治理的原意、教育治理的内容和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三重内涵。第一重内涵是从基点或原点上看,它植根于治理原意“管理”和“疏导”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二重内涵是从领域和范围来看,它包含教育治理中“管理”和“疏导”两方面的内容。第三重内涵是从价值引领来看,它关涉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等“管理”的一面,以及以人民为中心、处理好各方面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治共享等“疏导”的一面这两方面的精神和政策为依据。中国教育治理,就是要全面遵循这三重内涵做好教育治理。

论推进中国式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四重逻辑

中国式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依托市域社会的禀赋结构及其利益、价值与治理的现代化目标价值取向,通过充分调动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多元主体治理资源,并运用法律法规、自治章程、企业规章等治理规范,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整体性实施过程。作为社会治理在市域层面的展开,中国式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市域社会治理“四化”的过程,其包含“四化”的深层逻辑与内在机理。基于后果主义理论,中国式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须在“四化”四重逻辑框架下深入推进。其中,主体的社会化是基础,应提高社会主体参与质量,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社会化;过程的法治化是保障,应通过良法善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手段的智能化是支撑,应擅于利用技术赋能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路径的专业化是抓手,应通过分权动态联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专业化。

中国式环境治理五十年:从单一主体负向激励走向多元共治激励相容

中国式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主要内容,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具体体现和基本要求。本文系统梳理了1972—2022年中国式环境治理的历程和治理激励工具的历史演进。中国式环境治理从开启探索逐渐建立健全,由政府一元控制发展为多元共治,由负向激励为主转变为正负激励并重,创新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共治激励相容模式。但在实践中,推动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激励相容模式有效运转仍存在不足。据此,本文从坚持多措并举激励,强化地方政府责任担当;正负激励“两手抓”,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强化正向激励,积极引导和推动公众参与三个维度提出环境治理多元激励的政策建议。

党领治理共同体:中国式治理现代化的创新动力——基于治理力量范式的回塑性建构

现代化治理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的合力共治。国家、社会和市场是现代治理的三大根本支柱,在人类治理的历史进程中,分别形成了市场中心主义治理、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和社会中心主义治理三大治理范式。这三大治理动力范式,因其以某一核心力量为中心,其它两个核心力量为辅助甚或缺失,故而难以推动现代治理的有效运转,加上三大治理力量因其本身固有的限度相继出现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社会失灵,从而导致治理不力。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通过不懈努力,我国在党建引领治理中创生出了中国式治理现代化的“政党中心主义治理”新范式,创构出了“政党有力领导、国家有为服务、市场有效配置、社会有序参与”的协同合作治理动力,构生出了“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协同共治的党领治理共同体,进而推动中国之治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思考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对乡村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新框架。这一框架涵盖了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乡村治理内容体系、乡村治理运行体系和乡村治理保障体系,其中组织体系是关键,内容体系是重点,运行体系是载体,保障体系是依托,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握时代发展要求、优化体制机制、发展集体经济夯实物质基础等,则为推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与“中国式”国家治理

“大一统”作为一个术语出现,肇始于《春秋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董仲舒以改正朔为契机,通过“大一统”理论重塑政治的合法性、重组儒学的价值观、重构社会秩序,不仅论证了汉帝国的受天命承正统,还逐渐使儒家的道德律令成为国家与民众认可的“礼仪标识”,促成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为后世开创了治国理政的典范。从“夷夏之辨”到“夷夏若一”,公羊经师根据时代之变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损益阐释,而王朝的更迭则使“大一统”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并不断拓展到了信仰世界、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等领域,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整合。这既保证了中国的持续一统,亦体现了“和而不同”“华夷一统”“多元一体”等治理特点。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三重逻辑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结构清晰、要素协同的有机整体,其现代化的逻辑形态是理论价值、历史规律和实践经验相互作用与内在融合的结果,展现出超越其他既有现代化模式的显著优势。从理论层面看,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和中国式现代化一脉相承,离不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的科学指引;从历史层面看,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在现代化长期探索中开创的一条契合中国实际的道路,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化基因同根相连;从实践层面看,着眼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定位生成,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作出了符合中国特色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

美国学者对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的认知与评析

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海外对中国贫困治理的研究呈喷涌之势,美国学者对中国贫困治理的研究占据海外研究的主导地位。他们从不同视角出发,围绕中国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世界影响、现实挑战进行分析探讨,其中不乏客观评价和中肯建议,但也存在误识和疑虑。对此,要充分认识全球减贫差异性问题,继续丰富中国特色减贫理论;要有力回击美国对中国的偏见与抹黑,同时也要重视客观公允的建议;要向世界讲好中国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故事,助力全球减贫事业发展。

文化治理中国: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的空间

文化治理中国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国家治理的目标追求。文化政策是它最重要的治理手段和治理工具。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制度建设和道路选择,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政策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和文化治理,这是由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核心理论、政策和路线决定的。政治治理的核心理论和基本路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治理的核心理论和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治理的核心理论和基本路线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三个发展阶段和治理模式与道路,规定和建构了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的基本内容与发展走向,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的空间结构。

全球体育治理的新趋势与中国体育治理改革创新

运用文献研究、专家访谈、比较研究等方法,梳理全球体育治理实践及研究的相关热点议题,分析全球体育治理实践中的社会责任构建、体育促进发展、体育治理评价等发展新趋势,比较研究世界体育协会治理机制、国际政府间体育组织的治理经验,考察国外足球治理的体制创新举措,总结对中国体育治理创新的启示。研究认为,全球体育治理主体更注重体育促进发展来承担国际社会责任、解决全球治理问题,体育善治研究正从价值思辨转向实践评价,国家协会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国际政府间体育组织伙伴关系与协调机制的建立是提升体育治理水平和实现区域体育治理共赢的重要途径,如何构建高效、有序、具有韧性的足球治理体系是全球体育治理探究的重要领域。中国体育治理改革创新需要顺应全球体育治理新趋势,研究者要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国际国内相契合,不同学科和不同实践领域融合,为全球体育治理做出新贡献。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背景下大学内部治理文化重塑

重塑大学内部治理文化是实现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在中国式教育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针对大学内部文化治理的现存问题及未来路径提出的新要求,发起的新挑战。近年来,大学内部文化治理已成为教育治理的迫切议题,各高校内部频繁出现的文化冲突制约了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速度和规模,阻碍了中国式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和完善。因此,基于中国式教育治理现代化视角,针对各高校内部出现的文化治理问题,探讨大学内部治理文化重塑,旨在构建新型大学内部文化治理体系,为教育进步和民族复兴保驾护航。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内涵与方案——以千万工程为例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面、系统、协调的过程,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根本政治保障,注重乡土、放眼全球,为乡村长效治理提供了坚实的成果积累与思想保障,并赋予乡村治理崭新的时代内涵。其集中表现在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政治保障、以坚持“群众主体地位”作为价值导向、以坚持“三治融合”作为方法路径、以坚持“数字乡村”作为关键举措。新时代,“千万工程”作为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典范之一,为全球善治提供了独特贡献,其展示了执政党领导的成功范例、彰显了人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强大力量、绘制了秩序与活力并存的乡村图景、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于治理体系的文化自信。

“五治融合”中国式乡村治理体系构建探析

“五治融合”中国式乡村治理体系是指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种治理方式和手段的综合运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制度安排。“五治”是方法,“融合”是内容,有机整合,相辅相成。目前,这一治理体系的构建面临着部分基层党组织引领力不足、自治主体缺位、法治建设相对滞后、德治氛围欠佳、技术治理嵌入不足等困境,需要通过加强党建的核心引领作用、夯实乡村自治根基、优化法治保障体系、营造良好德治氛围、完善治理的科技支撑来实现“五治”良性互动,从而提升中国式乡村治理效能。

中国式乡村治理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高质量发展:合作、共生与规则

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集体资产的价值不断被挖掘,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实现农村社会经济的不断改善,农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高质量发展实践,其需要遵循以“合作—共生—规则”为逻辑的发展主线,通过经济利益的合作,以组织共生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中心,其后以相适应的规则保障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进而推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基于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的分析

随着中国国家权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对国际制度的主动塑造已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本文以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为案例,考察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及其特点。中国利用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时机",积极致力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倡议。在倡议行动中,中国主张全球治理机制应在不改变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作出适当调整,不谋求对联合倡议的主导,秉持促进发展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