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模式、工具与策略

人工智能技术在近二十年飞速迭代,由此产生的风险治理挑战呼唤治理模式与治理工具的创新。规制型治理、创新型治理、自治型治理、市场导向型治理、集中式治理、敏捷治理是目前较为成熟的风险治理模式,法律规制、伦理规范、数据算法、社会场景等领域的新兴风险催生更具体、更灵活的风险治理工具,以适应新涌现的风险治理需求。中国坚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风险治理的协同改进和动态均衡,逐步向敏捷治理模式转变,各具体领域的风险治理工具呈现全面性、及时性、精准性的特征。中国应从治理理念更新、多元主体协同、强度刚柔并济、工具灵活有效、追求可信目标等方面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并将国家、政府、企业、公众纳入风险治理模式构建全过程,实现治理工具在各领域的多维组合性使用。

连锁股东促进企业绿色治理了吗——基于ESG履责视角

以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ESG实践的动机与能力实证检验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连锁股东能够通过提升财务资源冗余、缓解企业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及提高管理层薪酬水平促进企业ESG表现,产生资源效应、信息效应与治理效应。进一步区分企业环境、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连锁股东对成熟期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企业以及碳排放量较高地区企业的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社会环境方面,连锁股东与儒家文化呈替代效应,与法律制度呈互补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连锁股东在分散持股策略下对企业ESG表现有更好的促进作用,且其促进效应能够提升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资产配置效率和创新产出水平。本文从ESG视角探索了连锁股东的绿色治理效应,为我国上市公司ESG实践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政府鼓励或监管连锁股东提供了经验支持。

数字治理中公平原则的遮蔽与解蔽——对数字治理效率优先的批判

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形成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形态。数字技术以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重构社会治理方式,即在治理中高效处理数据信息、优化升级治理过程、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以及实现多场景应用。数字技术对效率优先原则的追求和强化,使数字治理的生发和走向受到技术逻辑的控制和主导,遮蔽了其价值内核:公平原则。这表现为,数字技术“窄化”治理数据信息、“非中立化”治理决策行为、抑制人的主体性发挥、扩张政府和企业的权力等。公平作为内嵌于数字治理之中的伦理价值和社会性内核,是数字治理的应然目标和实然追求。因此,要想真正“解放”数字治理的“生产力”,需要通过完善治理数据信息、规范治理决策过程、推动人的主体性建构和限制权力无序扩张等途径,追求数字治理中效率与公平的“互构”,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

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分析维度、基本问题与实现路径——基于中西部农村治理实践的讨论

在梳理既有学术积累基础上,本研究厘清了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内涵,并将其实现机制划分为利益协同机制、权利义务协同机制和情感协同机制三个维度,进而结合中西部农村社会治理实践,阐释了三个维度的实践境遇及其形塑机理。研究发现,无论是共同体蕴含的鲜明实践性,还是治理主体关系形态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均表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关键不是技术治理内部调整以及由此而来的政策供给和制度改革,而是涉及基层治理模式调整的治道议题。结合中国国家治理传统,借助当下财政和体制资源实现农村基层的“再组织化”,以提升村庄社会自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互动的有效实践平台、统一基层政府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重新嵌入社会,可作为未来一段时期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路径选择。

智慧社区时代城市基层治理转型:路径与趋势

智慧社区是数字技术综合应用于基层治理全过程的结果,引发了社会治理结构与治理过程的双重转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长期依托街居制,随着管理重心下移,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同时出现结构、功能失调现象。智慧社区的发展一方面重塑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促进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另一方面冲击了以街居制为基础的基层管理体制,驱动街道及社区居委会的结构重塑与功能再造。就城市基层治理过程而言,数字化治理技术的应用推动着由精细化向智慧化、由“人—人”常态互动向“人—机”常态互动、由碎片化治理向一体化治理迈进的基层治理转型。

“双减”背景下课后服务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境与纾解策略

课后服务是深入推进“双减”政策的重要制度补充和保障,从“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走向“上下互动”的协同治理是提升课后服务质量的必然选择。课后服务协同治理的核心是通过“价值共识—权力配置—行动网络—制度支持”四维联动,重构政府、学校、社会、家庭等多元主体之间的新型关系,协同推进课后服务质量的提升。基于课后服务协同治理分析框架发现,当前课后服务协同治理存在价值目标分离、多元主体权责模糊、协同合作机制缺位、制度保障供给不足等问题。课后服务协同治理应构建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目标导向,重构政府主导、学校主阵地、家庭主人翁、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权责关系,搭建合作、互动、协商的行动网络,持续增加资源、制度供给创新,构建良好的课后服务治理生态,助推“双减”走深走实。

人工智能赋能大学治理:多重效应与治理效能转化

当人工智能与大学治理相遇后,数字化不仅成为提升大学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还成为推进大学治理创新和制度变迁的重要途径。根据大学制度的层级结构、治理结构的复杂性程度以及治理事项的数字化程度,建构制度嵌入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大学治理的解释模型,并借此模型着重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影响的多重效应及其治理效能转化机制/过程。研究发现,在制度嵌入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共同影响下,现代大学治理随着大学制度外显性的不断加强而愈显复杂,在此渐进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也就愈加微弱,由此产生了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影响的多重效应及其治理效能的不同转化和提升机制:大学治理结构的复杂性程度越低,大学制度的层级结构越低,治理领域可数字化的程度就越高,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的积极效应越显著,大学具体制度得以更迭的可能性越大,也就愈容易借助“技术—制度”协同机制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大学治理结构的复杂化程度越高,大学制度的层级结构越高,治理领域可数字化的程度越低,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的抑制效应越明显,其所依靠的(部分)基本制度和基础制度被替代/更迭的速度越慢,而被同化的可能性越大,也就越容易走上模仿西方大学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为此,一方面,要注重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的积极效应,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大学常规性治理、(部分)决策性治理的积极作用,通过大学具体制度和基本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推动现代大学制度的标准化建设和精细化发展;另一方面,要警惕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带来的潜在危险,充分考虑现代大学的组织特性,避免过度技术化而导致大学治理中技术应用的无限拓展和无序泛化。

论人工智能体的模块化治理

人工智能体由控制端、感知端和行动端组成。在控制端,尽管大模型充当了智能体的“智能引擎”,但仍存在“机器幻觉”,其生成的内容面临时效性和可靠性风险。大模型的算法偏见也可能加剧智能体在决策中的偏见。在感知端,智能体的多模态感知能力加大了个人隐私侵权的风险,对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构成挑战。多智能体系统间的交互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复杂的和动态的系统性安全风险。在行动端,具身智能体的交互式学习模式可能导致全面的、侵入性的隐私风险。智能体的嵌入式和中介化部署方式将深度影响人类的主体性。其高度定制化的部署特性还会面临人工智能对齐的挑战。面向“代理即服务”的产业链特点,应建立从基础模型到基础代理的模块化治理框架。针对具体的高风险场景,应探索精准化治理机制。鉴于人工智能体的生态特性,应着力推进交互式治理。

生物安全情报治理碎片化困境及破解路径: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

[目的/意义]生物安全为国家安全治理带来新挑战。情报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耳目、尖兵,发挥着战略性作用。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生物安全,需要发挥情报的支撑作用,必须尽快完善生物安全情报治理体系。生物安全情报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同样面临碎片化困境。整体性治理理论是有效应对国家治理碎片化的利器,也有助于解决生物安全情报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从而在实践层面上有效提升生物安全情报治理效能。[方法/过程]通过剖析生物安全情报治理在治理主体碎片化、治理价值碎片化、治理信息碎片化上的困境,文章构建了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生物安全情报治理的理论模型,探索破解生物安全情报治理碎片化困境的路径。[结果/结论]在生物安全情报治理中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不仅有助于推进生物安全情报治理功能整合与治理效能提升,也有助于提高国家生物安全防御能力。

智慧医疗场景下人工智能应用伦理问题与治理路径探讨

随着人工智能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广泛应用,医学伦理学与科技伦理挑战也随之而来。作者归纳了人工智能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现状,探讨了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医疗领域导致的医生主体地位被削弱、数据或隐私安全风险增加、医患信任危机加剧、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加剧、事故责任界限模糊等伦理问题,剖析了上述伦理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从强化医生主体地位、建立健全信息数据保护制度、增强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任感、提高医疗资源配置效率、完善事故责任界定体系等5个方面提出治理路径,以期为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助力医疗发展提供参考。

面向元宇宙:国家数字治理的现实状态、衍生问题及优化举措

元宇宙技术的出现及其应用场景的不断探索,扩展了国家数字治理的领域,但其初级阶段及其自身固有的特征,也会诱发国家数字治理的潜在风险,带来不确定危机、深化改革的压力、更高的基建要求及公众接受风险等问题。为顺应国家数字治理及元宇宙趋势,提升元宇宙赋能国家数字治理的效能,应健全元宇宙范式下国家数字治理的规章制度,优化元宇宙范式下国家数字治理的规范模式,推进元宇宙范式下国家数字治理的基础建设,开展元宇宙范式下国家数字治理的普识教育。

基层治理新趋势:以系统化改革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

随着我国走向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基层治理也面临着现代化的转型。在此过程中,要突破基层治理在认知性、结构性和功能性方面的困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为此,基层治理改革要加强党政统筹的顶层设计,通过优化治理系统结构、明确系统主体职责和推进数字化治理等改革措施,实现由“要素管理”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求增强基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从而全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敏捷治理:人工智能治理新模式

人工智能敏捷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是对以往探索式、回应式、集中式人工智能治理模式的反思、批判与超越。敏捷治理嵌入人工智能治理当中,其在治理价值、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方式这四大核心要素上有新的内涵特征。人工智能敏捷治理概念的生成既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又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增进人民福祉和走出人工智能治理困境的需要。与此同时,国家方针政策的指引、政府多重资源的投入、多方实践经验的奠基使得人工智能敏捷治理成为可能。为应对时代挑战、迈向人工智能的敏捷治理,我们需应对传统官僚主义思想,树立敏捷治理理念;合理把握治理节奏,确保治理工具使用张弛有度;健全敏捷治理的制度体系,为人工智能敏捷治理保驾护航。

城市社区治理风险的生成及应对

城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风险治理的基本单元。因治理手段不当、治理能力不足或治理资源缺失,形成了以日常生活性风险、社区秩序稳定风险和治理主体公信力流失风险等为主要类型的城市社区治理风险。城市社区治理风险的客观存在,给城市社区治理尤其是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提升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城市社区治理风险的形成,与城市社区治理规模过大、治理对象复杂、治理资源有限和治理规范不足等要素密切相关。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质量,增强城市居民社区生活体验感和治理成效获得感,需要对城市社区治理风险进行分类治理、培育治理共同体意识和推进整体治理。

数字治理视域下健康数据利用权益制度构建

健康数据虽涉及个人敏感隐私信息,但由于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在数字化时代开放共享成为必然趋势。以往单一权利保护模式已无法应对挑战,通过构建新型治理模式协调多方主体的多元利益,才能促进健康数据的流通开放。健康数据开放利用中存在产权配置权利不对称、健康数据来源者隐私利益保护不足、企业健康数据商业利用场景合法性问题、政府多重角色导致治理边界模糊等治理困境。因此,应重塑健康数据利用权益配置的公共价值,确立“个人、企业、政府”权益合理配置的健康数据整体性治理模式,构建责任与权益相一致的治理责任结构,形成对主体权益的软法与硬法协同保护,最大限度实现公共利益且最小限度利用个人隐私。只有确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充分保护个人隐私,并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健康数据开放共享才能得以实现。

城乡等值化视角下旅游驱动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与作用机制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而乡村治理又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通过旅游驱动乡村治理已在实践层面和理论研究中受到持续关注,但是对其理论逻辑和作用机制的探究还有待深化.该文基于城乡等值化视角,分析旅游驱动城乡要素流动改善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能够打破乡村治理的边界,桥接城乡要素的流动,通过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循环流动来推动乡村治理;2)在城乡等值化背景下,乡村旅游通过调整土地、人才、资本、文化、生态、技术等城乡要素的流动状态,在乡村治理层面形成响应,进而助推达成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治等多元治理目标;3)应根据乡村旅游发展实际,将其置于城乡协调发展的整体框架下,旅游驱动乡村治理的积极贡献才能最大地发挥出来.

浅谈盘锦稻区土壤环境的监测、保护与治理

总结近年来盘锦稻区土壤环境监测工作的部分情况,简述稻区土壤环境监测工作的意义,介绍盘锦稻区土壤环境保护、监管与治理的相关进展,并提出强化土肥基础工作、拓宽监测范围、完善数据资料、加强环境监管、强化污染治理、加强相关培训与宣传等建议。

数据交易安全刑事合规的“软法”治理及清单模式

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指参与数据交易活动的企业内外部各方主体进行的维护数据安全合规的治理活动。刑事治理是由各方主体参与的惩治和预防犯罪的过程,具有过程性。数据交易安全刑事合规是刑事治理的重要方面,可分为事前合规和事后合规两个阶段。《信息安全技术数据交易服务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和《上海数据交易所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指引》及配套清单采取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列举了数据交易主体、数据安全管理体系、数据来源、数据产品可交易性等方面的合规要求。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清单具有“软法”性质,“软法”与“硬法”相结合,形成企业刑事合规的规范体系。刑法根据数据交易主体及行为场景的差异,以不同的罪刑规范保护数据交易行为所涉及的多元法益。数据犯罪的空白罪状具有定罪指引作用,也为企业合规的开展留下了空间。在实践中应注重数据安全关联罪名适用与刑行衔接,将企业刑事合规融入刑事司法过程并与行政监管相协调。同时,积极发挥企业合规清单的刑事治理机能,构建和完善激励机制、滤罪机制、评估机制,实现合规清单治理的出罪机能与治本效果。

人工智能:一项战略性技术的应用及治理

人工智能技术是引领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重塑人们对国家安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理解。快速发展中的人工智能也隐藏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引发社会安全风险,甚至带来国家之间的竞争冲突升级。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成为推动国际体系转变、影响国际关系走向的关键技术力量,我们需要从战略高度来看待人工智能的作用,充分认识其可能带来的机遇和风险,并从技术、应用、治理和规则等层面全方位加大对人工智能的投入。

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与空气污染治理——基于城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2013年颁布实施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是我国首个针对环境突出问题开展综合治理的行动计划;为巩固治理效果,应对动态变化的环境问题,2018年国务院进一步发布了《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研究利用中国258个城市2013年1月至2020年9月日度空气污染数据,实证检验了上述两阶段政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并从不同污染物治理效果、时间和区域异质性等角度分析了政策效应的差异。结果指出:第一,“大气十条”和“蓝天保卫战”均显著降低了AQI、PM_(2.5)、PM_(10)、SO_(2)、NO_(2)、CO;第二,相比“大气十条”,“蓝天保卫战”对NO_(2)的减排效应更高,且实现对O_(3)的协同治理;第三,“大气十条”和“蓝天保卫战”对各污染物的减排效应因供暖时期、地区能源资源禀赋呈现出较强的异质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