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务属性与治理情境:基层生态环境治理事务的类型划分研究

面对当前基层纷繁复杂的生态环境治理事务带来的压力,基层政府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治理韧性,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着基层政府对治理事务的合理分类与应对之道。对此,有必要在理论基础上结合相应治理实践探讨治理事务的类型划分,凝练不同事务的主要特征。基于事务属性与治理情境的差别,基层生态环境治理事务可由监管属性与服务属性、常规情境与应急情境的不同划分为四类主要事务。在此基础上,借助对环境常规执法、环境信访服务、环境突击执法、环境应急服务这四个案例的分析,总结了四类治理事务在治理逻辑、治理特性与治理目的这三个方面的差异,进而为理解基层生态环境治理举措、解释基层生态环境治理有效性提供一个较为恰当的理论视角。

学术与行政的关系:以高校治理事务为中心

在现实的高校内部治理过程中,如何有效处理学术与行政这两类最具代表性的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目前中国高校在改革与发展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为此,需要厘清它们各自的权力属性,从教育运行逻辑入手,以具体的事务为中心,把握并遵循二者关系的规律和原则,培养处置矛盾或冲突的意识和能力。

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加强网格化管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网格化管理显著提高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意愿,并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能够通过强化以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积累,从而缓解劳动力外流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流失的负面影响,进而提高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进一步讨论发现,网格员队伍的专职化建设能够提高网格化管理的实施效果。村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在人口规模较小和有社会组织的村庄,能够对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制度-事务脱嵌:基层协商民主困境的生成机理及其治理机制

基层协商民主已基本实现良善之治,但亦面临着一些实践困境。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困境根源于“制度—事务脱嵌”。“制度—事务脱嵌”理论指出,治理事务是影响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关键变量,制度脱嵌于治理事务会导致基层协商民主出现实践困境。基层治理事务至少包括3类事务,即自主决策事务、动员式执行事务、依规执行事务。但是,当前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仅仅适配于某一类或两类事务,无法全部嵌入3类事务。当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与部分事务脱嵌时,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在脱嵌性事务中难以发挥作用,各类主体会采取相应的策略加以应付。于是,基层协商民主在脱嵌性事务中出现基层干部变通式执行、人民群众政治冷漠、政治精英过度参与、治理效果相对欠佳的实践困境。为此,基层协商民主困境的治理机制需着力于克服“制度—事务脱嵌”问题,让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能够嵌入治理事务之中,朝着分类运转的制度设计方向发展。

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研究

民族事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既是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缩影,也是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立足于中国民族事务治理实践,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围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方向,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根本目标,国家权力机构与各类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体结成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关系格局的进程。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吸收了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优势,但摒弃了西方治理理论“去中心化”“去国家化”的理念,与西方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与非政府、公共与私人的二元对立与分离存在根本不同。党的领导、政府的统筹和组织,在构建稳定有序和谐高效的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中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对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强调,为增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数字治理新实践:虚拟公共空间何以促进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基于乡村微信群的实证分析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面临“村民缺位”的重大挑战。随着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全面覆盖,以乡村微信群为代表的乡村虚拟公共空间的出现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带来了新的转机。基于OLS、KHB和2SLS等实证方法,采用扬州市微观调研数据,探讨了虚拟公共空间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虚拟公共空间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村民公共事务参与;虚拟公共空间主要通过增强村干部信任和管理透明度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产生间接影响;虚拟公共空间的生成方式(行政内嵌型和自发内生型)并不会造成虚拟公共空间影响程度的显著差异。为理解数字技术发展对乡村基层治理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提升村民公共事务参与水平提供了政策启示。

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研究——概念分析、问题审视和路径选择

系统理解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概念内涵,可以从主体、方式、内容、目标四个方面进行要素拆解,具体分析所涉及的民族事务治理主体选择问题、法制和法治关系认识问题、治理结构优化问题以及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基于概念解析来审视现实可知目前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面临:民族法律规范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关系有待进一步调适、民族事务治理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等不足。为此需要妥善处理民族自治区域立法方面自治与统一的关系,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充分协调民族法律和民族政策间关系,发挥二者的积极作用;全力构建多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新格局。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民族事务治理——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历程的回顾与前瞻

民族事务治理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纵观建党百年来党在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及新时代的不同历史时期,民族事务治理经历了借鉴与初创、探索与发展、重塑与改革、完善与创新四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体系,走出了一条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道路。在回溯党百年民族事务治理历程的基础上,围绕民族工作的理论支撑、最本质特征、根本途径、重要保证和基本方略,总结出党民族事务治理的五条基本经验。立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基于民族工作历史经验和当前面临的新挑战,提出增强各族人民公民意识、多维纽带形塑中华民族凝聚力、多重治理模式提升治理效能和多阵地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民族事务治理路径。

网络社会中民族事务治理的特征、困境与行动路径——基于群际接触理论

如何实现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亟须探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基于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开辟的网络社会,是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的重要场域。各民族群众在此形成了一种超越物理时空限制的虚拟接触,为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在厘清网络社会中民族事务治理特质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涉民族网络信息传播效果泛化、舆情监测分析缺位以及网络民族交往层级递进凝滞等治理困境,提出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阵地、完善网络民族舆情动态监管机制、增加各民族网络社交圈层链接的路径设计,满足网络民族虚拟接触的最优解,进而助推网络民族工作迈上新台阶。

数字化时代“信息茧房”风险与民族事务治理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各族公民得以分享数字红利,但在民族事务治理领域也易于引发“信息茧房”困境。民族事务治理中的“信息茧房”现象是民族事务与“信息茧房”交织叠加的产物,有效规制民族事务治理领域中的“信息茧房”风险,是在数字社会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发生机理上,民族因素信息的数据化、各族公民选择的偏好性以及算法推荐技术的助推性是民族事务治理中“信息茧房”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而对民族事务治理领域中“信息茧房”的治理不当极易引发阻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削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传播力、冲击现有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外溢风险。在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中,为有效发挥数字技术治理优势,预防化解“信息茧房”负面效应,应健全政府对民族事务治理领域中“信息茧房”的法律监管职责、强化平台企业的公共传播责任、不断提升各族公民的网络信息素养,在网络空间中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事务治理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机制

在新时代,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应广泛合作,依法拓展社会治理的场域和路径,将民族事务治理寓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进步与发展中。这一路径既强调党的领导,又体现各民族共同发展与繁荣,是我国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但从客观来看,我国民族事务治理在参与主体、治理力量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进一步提高民族事务治理水平迫在眉睫。基于此,本文分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面临的挑战,提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进行民族事务治理的路径机制,讲解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的保障策略,以供参考。

内蒙古推进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形势及风险挑战

推进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在民族工作领域的题中之意。城市民族工作日益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十八大以来召开的两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2015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2016年召开的全国城市民族工作会议等中央和国家层面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都指出要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创新城市治理。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的“涣散”及凝聚力提升

村级公共事务的治理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当前作为治理主要主体的村民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上存在难以形成一致集体行动的“涣散”现象,表现为经常性缺席民主管理活动、对公共事务治理缺乏心理认同以及没有行之有效的组织保障。这主要是村民与集体之间利益联系弱、集体经济未能份额化到个人以及村民之间存在多个关系网络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提升村民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凝聚力需要有政治力量作为组织行动保障、有完善的集体行动规则和程序制度、内部利益需要类型化和份额化以及规范村庄内部的关系网络等。

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关联

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国家构建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表现为相互促成的逻辑关联,分别发挥着支撑和价值导向作用,统一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民族团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石;各民族共同富裕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加强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导向,集中体现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促进,加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

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价值意蕴、实践成效与根本遵循

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实践表明,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建设能够把民族工作领域内的各项事务都纳入法治化轨道上来,实现处理民族事务领域冲突和危机时有法可依,这是有效应对我国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抓手,落实法治思维和采用法治方式将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强大正能量。不断完善和提高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也是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当下依法治国、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应有之义。

推进基层宗教事务创新治理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总结了近年来我国基层宗教事务治理取得的治理水平逐年提高、基层宗教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推进等显著成效,分析了我国基层宗教事务治理面临的治理水平有待提高、基层宗教工作干部队伍建设亟待完善、宗教界需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的困难挑战。提出了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基层宗教事务创新治理的路径方法:加快推进基层宗教事务现代化网格治理,提高基层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完善基层宗教工作干部队伍建设,鼓励支持宗教团体、教职人员加强自身建设等。

我国机关事务治理的制度变迁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机关事务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多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待这一历史变迁,分析政府作为权衡“成本—收益”的经济人,通过改革机构、创新制度等方式实现降低管理成本、提升治理效率的内在逻辑,为新时代背景下推进机关事务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大数据时代贵州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不仅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还推动了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变革与现代化。大数据技术为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与新视角。在此背景下,本文分析了大数据技术为民族地区的事务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针对在调研中发现的民族地区普法力度不够,法治意识淡薄、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不足,以及数据安全、专业人才短缺等问题,通过文献分析以及实证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尝试对上述问题提出解决路径,以此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并为贵州民族工作与社会治理迈上新征程助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研究

在我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由多民族人口构成的超大型多元社会当中,民族事务治理贯穿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方面面之中,是国家治理体系必不可少的部分。法治是当前国家治理方式中最为广泛的方式,是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群众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法治作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向纵深发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将新时代新要求贯彻到民族工作各领域和各环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各民族和谐稳定和繁荣发展,在实践中不断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