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分化到平衡:面向共同富裕的乡村治理人才发展逻辑——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乡村治理人才在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既有研究侧重于探讨某类乡村治理人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或其发展问题,缺乏乡村治理人才队伍整体与共同富裕相联系的针对性研究。对重庆的48名乡村治理人才采取半结构化访谈等方式获取原始材料,运用扎根理论探索乡村治理人才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与共同富裕的联系,逐步编码并提炼出41项初始概念、21项副范畴和5项主范畴,最终确定面向共同富裕的乡村治理人才发展逻辑。该逻辑涵盖了乡村治理人才发展所遵循的“需求—路径—能力—村庄形态”链条及其与村庄发展程度的关系,从而揭示了乡村治理人才在实践发展中的规律及其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联系。乡村治理人才的发展需求集中在人才存量结构与人才保障体系不够完善、人才队伍稳定性不足、专业人才整体缺乏等方面,发展路径以党政机构主导为主体、乡村居民共治为根本、社会力量协同和企业主体参与为重要方式,基于结构、数量、规模、组织化程度、流动性5个维度建构的发展能力面临可持续挑战,乡村治理人才的不同发展需求、发展路径和发展能力的综合作用使村庄发展形塑出人才缺失型、人才流失型、人才稳定型、人才吸引型等不同形态。4种村庄形态与先富型、小康型、帮扶型3类村庄发展程度之间存在互为前提的联结关系。“分化”作为贯穿这一发展逻辑链条中的突出特征,事实上是农村农民共同富裕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面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乡村人才振兴角度看,亟待推动人才缺失型、人才流失型村庄向人才稳定型或人才吸引型村庄转化,进而以乡村治理人才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平衡促进3类不同发展程度的村庄共同走上富裕道路。在政策选择上可从优化乡村治理人才资源配置、建立健全乡村治理人才引育机制、培养乡村治理专业人才、促进村(社)干部职业化、推动城乡人才自由流动等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发展壮大。

协同: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机制研究

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乡村治理人才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存在较多问题,而农村社会工作者作为乡村治理人才,能有效推动队伍建设。基于二者的契合性,文章从生态系统的微系统、中间系统、外系统以及宏系统探讨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所面临的困境,提出“吸、引、培、留”一体化的建设机制,并从激励、引进、培养以及治理参与机制提出社会工作协同建设乡村治理人才队伍的建议。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策略

农村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需要高素质的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基于样本地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现状,针对顶层政策不够科学、针对性不强,人才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人才素质不高、新知识运用能力较弱,人才培引投入不足等现实问题,提出通过重视顶层设计、制定适用于乡村治理的人才引进政策,精选“带头人”、强化基层治理能力,回引“农民工”、分层引进乡村治理人才,增加培育引进人才投入、多途径盘活乡村治理人才资源,借力高校资源、积极培育引进乡村治理的各类人才等措施,助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高校党建引领复合型基层治理人才培养路径探索

我国基层治理逐渐迈向复杂化、多元化与专业化,亟需一批素质过硬、能力多元、服务专业的复合型基层治理人才。党建与人才培养深度融合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但在培养复合型基层治理人才中,高校党建在发挥引领学科交叉、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活动育人等方面的作用仍有待加强。因此,高校需加强党建引领并深度嵌入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充分发挥高校党建在思想引领、能力培养、道德提升等多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复合型基层治理人才的培养路径。

中国与欧美治理人工智能价值对齐问题的实践及其互鉴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社会、经济和伦理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各国纷纷制定了人工智能价值观规范,以引领技术的发展方向,保证其在社会中合理、公正和负责任地运用。中国的AI治理拥有独特的治理体系、策略和路径,能够为全球AI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提供新思路。从寻求平衡到达成共识,欧美国家的AI治理实践为全球AI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从全球视角出发,对AI价值观对齐的未来进行展望,应对齐合情合法合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建设具有普遍共识的AI价值体系,努力创造一个可持续、公正和融洽共处的数字未来。

治理人情与融人情于治理——农村人情治理问题的破解

“人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社会的维系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人情运行环境发生变化后,人情所具有的消极影响被逐渐放大,成为了需要积极治理的对象。但是,人情作为治理资源时具有纽带作用、引力作用、规则性作用和文化作用。因此,在对人情进行治理的实践中不宜采取全部否定的态度,所采取的“限价”措施不仅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而且难以实现人情从“高价循环圈”到“低价循环圈”的跨越。为发挥人情的积极作用,推进移风易俗,需要明确治理方式本身的权利边界、合作边界、关系边界,注意治理人情的情感性边界和工具性边界。可以采取的措施有:推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人情内在的互助、感恩、守规则等普遍性价值融入巩固移风易俗成果的长效机制中;挖掘人情的文化内容,保护乡村的特色文化。

新时代高校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思考与实践--以东南大学为例

面向国家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时代背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更好推动我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人才,已逐渐成为国内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新使命。文章选取东南大学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典型案例,系统总结了该校在推进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方面的主要做法,探讨了人才培养体系构建、试点创新区、第二课堂价值引领等有效路径,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人才培养质量的对策建议。

治理人与战略控制的适应性过程:一个研究框架

本文对战略控制适应性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引入复杂系统仿真方法,动态研究治理人与战略控制的适应性过程,构建了一个研究框架,包括三个研究内容:一是借鉴复杂系统科学领域中感知部件"主体"的结构特征定义战略控制模型,研究控制主体有限理性对战略控制适应性的影响;二是构建概念模型,动态研究单一控制主体行为选择与战略控制适应性的复杂交互作用关系;三是运用多主体建模方法,研究多个控制主体交互作用与战略控制适应性的关系,并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思路。

治理人监督与战略绩效信息偏误的情境依赖

将治理人、经理人以及制度环境多个要素纳入一个系统,以代理理论为基础,仿真模拟权力发展和惩罚力度两种环境因素对治理人监督与经理人操纵战略绩效信息行为间的交互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1)经理人处于权力累积阶段时,无论惩罚制度如何,治理人适合选择监督强度的小幅度变化,由此带来的战略绩效信息偏误程度最小;2)经理人处于权力稳定阶段时,如果惩罚力度较大,治理人适合选择监督强度的小幅度变化;而惩罚力度较小时,则适合选择监督强度的中等幅度变化;3)对权力累积阶段的经理人同时施以高水平的惩罚力度与大幅度的监督强度变化对经理人操纵战略绩效信息存在正向刺激作用,对于权力稳定阶段的经理人来说,则恰好相反.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治理人才培养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思潮、保护主义、区域主义和单边主义愈演愈烈,多边机制受到严重冲击,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势在必行。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是我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鲜明旗帜,是对国际社会的重要贡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快国际治理人才的培养。国际治理人才不仅需要较强的语言能力和渊博的专业知识,而且更需要自觉的家国情怀、崇高的理想抱负和真正的全球视野。需要从国家层面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重视国际治理人才的培养,更要重视国际治理人才的使用。

乡村治理人才培养机制的完善与质量提升

基于883份问卷调查数据,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乡村治理人才培养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政策的执行力度和健全的教育体系对乡村治理人才培养效果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良好的农村氛围和完善的法治管理是重要影响因素。同时,政策的执行力度、良好的农村氛围、完善的法治管理和健全的教育体系相互之间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此,应当强化国家政策落地,发挥主体保障作用;打造融合乡村文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强法制规范管理,建立严格执行机制;巩固农民教育培训,激发学员治理活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我国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境况、问题与对策

全球治理人才是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战略资源,是参与全球治理和推动全球问题解决的中坚力量。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全球治理人才的培养,积极探索多种有效的培养方式。然而,我国全球治理人才队伍规模小,人才储备不足,尤其表现在全球战略型治理人才不足,全球技术型治理人才匮乏,全球技能型人才紧缺,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待提升等。全球治理人才培养要正视人力资本投资大、培育与实际需求脱节、培养体系内部联动性不足、全球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供给不足等难题。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需要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全球治理人才培养体系,切实提供政策支撑、育人保障、开发使用支持,营造良好的成才发展氛围,提升人才赋能和红利,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人性假设与公司治理:“治理人”假设的提出

本文分别对"经济人"假设与"契约人"假设之下的公司治理进行解析,发现"经济人"假设及"契约人"假设均无法完整解构公司治理问题。据此,本文提出"治理人"假设,强调自利本性与权责利契约对"治理人"约束以及道德自律与制衡利益冲突对公司治理的重要性。本文基于分析指出,在"治理人"假设之下,企业的使命在于为社会提供有益的产品与服务,并保证其所创造经济价值的公平分配,公司治理的目标则在于实现企业复杂系统的整体协同效应,个中强调道德自律及其对信任特殊资源交换有效性的促进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人才胜任能力模型构建、靶向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近年来,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以乡村治理人才的迫切需求为切入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乡村治理人才的大量调查研究和实践探索工作,构建起乡村治理人才岗位胜任力模型,逐步形成了高职院校乡村治理人才靶向培养模式,响亮回答了“谁来振兴”难题,为破解“下不去、难发展”这一全国性的乡村振兴治理人才培养难题先行探路。

校企协同汽车排放污染维修治理站(M 站)维修治理人员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本文对当前国家主导的I/M制度建设中M站维修治理人员紧缺和人才培养缺乏规划的痛点进行了研究,参照汽车维修工职业标准,聚焦了M站维修治理人员职业岗位的能力要求,探讨了校企协同培育下M站维修治理人员的人才培养模式。力求为区域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培养技术技能服务人才,以实际行动为打赢蓝天保卫战做贡献。

政校联合定制培养农业复合型乡村治理人才的调查与研究

乡村治理人才已成为乡村有效治理的中坚力量,懂得农业生产管理的乡村治理人才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地方政府与涉农高校联合定制培养农业复合型乡村治理人才,不仅能够有效缓解人才短缺问题,还有利于实现人才的精准化培养。该研究以铜仁职业技术学院与地方政府联合定制培养的“乡村振兴专干班”为调研对象,调查定制人才的培养现状,分析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为后期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提供依据。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本土职业院校培养社区治理人才的路径研究——以东莞为例

结合东莞社区治理人才的构成现状,分析党政治理人才、专职社会工作人才这两大类主要参与社区治理的人才情况和问题。引入供需理论研究视角,从加强需求侧分析,提升社区治理人才培养的精准度;打造利益共同体,提升社区治理人才培养的参与度;推进供给侧改革,提升社区治理人才培养的贡献度等三个维度提出本土职业院校培养社区治理人才的有效路径。

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城市社区治理人本化——以R市S区“微更新”项目为例

新时代城市现代化转型升级需要建设以人为本的城市社区,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为城市社区治理人本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有效贯彻于城市社区治理中,对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人本化具有重要的作用。R市S区在“微更新”项目的具体实践中,在民意征集、民主协商、民主表决、民主监督等关键程序上坚持自己的事自己提、自己的事自己议、自己的事自己定、自己的事自己办,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也面临社区居民广泛参与有限、社区人员协同能力欠缺和社会组织信任机制缺乏等挑战。因此,应通过建立以人为本的社区广泛参与机制、构建以人为本的社区全方位服务平台、完善以人为本的社会组织沟通制度,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融入城市社区治理全程中,推进城市社区实现人本化治理。

农类复合型乡村治理人才培养路径与创新研究

人才是现代农业实现的关键,培养农类复合型乡村治理人才是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一环。基于此,课题组分析了乡村治理人才培养和储备的意义,研究了我国涉农高职院校农类复合型乡村治理人才培养现状,发现存在人才供需不契合、人才培养模式有待改革创新、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无法适应乡村发展需要、学生服务乡村意识淡薄、师生服务乡村生产实践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并从做好顶层设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科学重构课程体系、增强农类办学活力、构建乡村振兴长效服务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农类复合型乡村治理人才培养的路径,以期为高职院校农类专业人才培养提供参考借鉴,助推高校改革与发展,促使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与组织振兴。

我国政府数据治理人才能力的核心要素与培养路径研究

文章从我国政府数据治理的实际需求出发,通过文献梳理和网络调查对我国政府数据治理人才的培养现状进行研究,提出我国政府数据治理人才能力的核心要素,包括大数据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多学科知识能力等,认为我国政府数据治理人才的培养还存在跨学科数据治理人才培养不足、培养目标不明确、培训制度不完善等方面的掣肘因素。最后指出应从加强多学科、跨学科理论知识与技能人才培养、明确培养目标、完善培训制度等方面提高我国政府数据治理人才的培育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