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分析维度、基本问题与实现路径——基于中西部农村治理实践的讨论

在梳理既有学术积累基础上,本研究厘清了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内涵,并将其实现机制划分为利益协同机制、权利义务协同机制和情感协同机制三个维度,进而结合中西部农村社会治理实践,阐释了三个维度的实践境遇及其形塑机理。研究发现,无论是共同体蕴含的鲜明实践性,还是治理主体关系形态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均表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关键不是技术治理内部调整以及由此而来的政策供给和制度改革,而是涉及基层治理模式调整的治道议题。结合中国国家治理传统,借助当下财政和体制资源实现农村基层的“再组织化”,以提升村庄社会自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互动的有效实践平台、统一基层政府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重新嵌入社会,可作为未来一段时期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路径选择。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这意味着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将承担更多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为此,需在共同富裕视域下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与乡村治理有效的高度统一。就其联系而言,实现共同富裕是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前提与价值导向,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则是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与本质要求,由此表现出二者互为实现途径与目的的内在耦合关系。就其理论逻辑而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内在统一的思想奠基是其理论本源,习近平共同富裕观与乡村治理思想内在统一的现实指引是其理论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乡村治理思想的当代升华是其理论底蕴。就其实现路径而言,需坚持和加强党建引领,强化统筹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筑牢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机制;积极推动城乡融合,激活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生动力。

乡村建设行动中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过程及运行机制——以Q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为例

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目标,要求其向一种“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模式转变。治理共同体依托于乡土社会长期孕育的共同情感,是一种富有弹性、可依情境变化而被灵活建构的治理样态。对Q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案例研究发现,乡村建设行动中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遵循着“激活-形塑-行动”的整体过程。需求与资源两种要素的双向耦合刺激“共同意识”的生成,而通过共识汇集、规则筛选和约束吸纳三重维度,治理共同体得以形塑和明确行动边界。在具体行动中,民主协商、核心领导、行动激励和风险包容等四项机制保证了治理共同体的有序运行和效能发挥。

刚柔并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一个解释性框架——基于C市X社区的考察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本质上是一个重塑治理结构和嵌入治理价值的过程,既涉及结构、规则和技术等刚性治理要素,也涉及情感、文化和精神等柔性治理要素。既有研究遵循“主体—结构—行动”或“利益—情感—文化”的逻辑,分别探讨刚性治理要素或柔性治理要素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作用,对于实践中两种治理要素如何协同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还缺乏足够解释力。以C市X社区为例,系统呈现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行动过程和策略特征,借此架构出一个解释性框架。该框架包括根本性的刚性治理要素和辅助性的柔性治理要素,其中刚性治理要素为社区治理共同体划定了行为边界,柔性治理要素为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内在黏合。两者相辅相成,借助外刚内柔的行动路径赋予了社区治理共同体互动性和能动性,借助以柔化刚的行动路径赋予了社区治理共同体合法性和行动力。

服务与空间融合: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优化路径

基层治理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精准切口,承载着治理重心下移的时代任务与人民期待。在基层场域实现服务与空间的融合,不仅为社区服务碎片化、空间布局分散化、邻里关系淡漠化等难题提供了破题思路,更是明确了以空间承载服务、将服务嵌入空间的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方向。以青岛市李沧区新时代邻里式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的过程为例,可归纳出“空间设施改造—服务持续嵌入—邻里精神培育”的动态优化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识别出党建引领、资源联结、共识培育的融合机制,为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规范化、可推广的解释机制与经验借鉴。

乡村治理共同体视角下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双重样态与实现路径

基层政府、人民法院、乡村自治主体形塑了乡村治理共同体。乡村治理共同体内部理应呈现出的行政行为介入规范自治、司法权力嵌入保障私权、自治主体纠偏回归法治等预设样态,是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应然图景。然而,行政行为偏差、司法裁判冲突、自治秩序混乱等治理乱象表明,治理共同体内部存在的行政机关权责失衡、司法机关审理规则不明、自治主体落实约束制度缺位,已然成为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面临的现实困境。立足于村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融合发展,以细化权责清单、统一司法规则、完善制度保障为依托,厘清行政机关介入农民集体决议事项的权力限度与责任范围、明确司法机关处理农民集体决议纠纷的案由类型与撤销权客体、强化自治主体重作农民集体决议的内部约束与司法约束,是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重要路径。

转型期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与推进策略——基于价值-制度的分析

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复调叙事之一,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构成破解乡村解纷机制碎片化的可能方案。立足转型期乡村社会境遇,从共同体理论切入,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可视为乡村多元解纷行动者以共同认可的制度规范为保障,创设乡村纠纷调解方案,推动乡村纠纷治理有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目标的有机集合体。从逻辑上看,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内嵌着价值意蕴与制度体系相互耦合的作用关系。价值意蕴是核心,侧重阐发从共同体成员个体、组织、社会的多元价值追求,并最终指向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目标愿景。制度体系是保障,重在厘清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中差异化解纷行动者的身份边界及其治理结构。价值意蕴对制度体系的形成与维系具有导向引领功能,制度体系则是价值意蕴的外显形态和实现凭借,两者及其关联性成为理解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面向。未来持续深入推进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建设,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健全价值内化机制与制度行动体系,驱动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迈向新高度。

加强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本逻辑与实践进路

新时代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需要进一步厘清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导向、遵循原则和时代要求,深入剖析新发展阶段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治理主体主动性和专业性缺失、建设机制规范性和约束性不足、资源配置合理性和流动性不强以及治理生态复杂多变等现实境况。结合现阶段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时代要求和显现优势,可从凝聚主体共识、创新体制机制、优化资源配置、重塑治理生态等四个实践维度,高质量建设旨在满足农民利益诉求和发展的基层治理聚合体。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阈下基层社会心态秩序失衡及其重塑

社会心态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心理基础,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能有效消解当代中国基础社会心态失序的问题。社会治理共同体与社会心态之间有机统一、相辅相成,人民性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基层社会心态秩序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一环,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基层社会心态秩序建设的实践指向,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基层社会心态秩序建设的逻辑耦合,具有本质相关性、整体联动性、互构共生性,为推动构建良好基层社会心态秩序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仍然存在因发展成果共享不足带来基层社会心态失序、“陌生人社会”带来基层社会信任危机、社会治理主体单一导致社会参与意识淡薄、基层社会心态圈层化催生群体极化现象等问题,一定程度影响并阻碍着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步伐和成效。因此,亟须完善社会心态失衡的疏导机制、利用数字化手段建设社会信任、激化社会心态治理的多元参与、整合多方资源打破社会心态圈层,切实推进和谐社会心态秩序的建设。

生成治理共同体:公共文化服务的优化路径

深化多元治理促进公共文化场所的保护与发展是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文章以质性研究方法对四川省文庙、龙神祠公共文化服务展开调查,发现存在因政府单一依赖、分散治理带来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等状况,提出通过高校领办、政府负责、社会组织参与形成制度化的治理共同体是有效解决途径。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三方通过目标整合激发治理动能、责任分配整合治理资源、制度约定规范治理行为,形成目标、行动、利益共同体,激活多元力量的参与效能感,激发场所发展内生动力。这种多元治理模式表明,以协商、信任凝聚多元参与利益,以善治、多元互嵌重塑治理结构,以赋权、赋能和制度保障拓展社会组织参与渠道是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多元治理的路径。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体育治理共同体构建的逻辑与路径

构建乡村体育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推进体育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构建乡村体育治理共同体提供创新动能。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在梳理理论内涵的基础上,系统探究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体育治理共同体构建的逻辑,深入挖掘现实困境,并提出创新路径。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体育治理共同体构建的逻辑表现为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进步、模式创新及利益联结等治理要素,推动乡村体育治理共同体的主体共建、行动共治及价值共享。在新质生产力赋能过程中仍面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与数字素养不高、数字协同机制未建立与数据管理制度有待完善、场景创新不足与利益联结薄弱等困境。基于此,提出针对性路径: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数字素养,增强共同体治理能力;完善数字协同机制和数据管理制度,提高共同体行动效能;锚定数字场景创新和体育利益联结,增进共同体体育福祉。

风险视域下如何建设韧性社区治理共同体:目标、路径与任务——基于政治—价值—技术三维驱动的分析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我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支撑。当前,城市发展面临风险加剧与不确定性增强的挑战,将韧性概念引入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有助于进一步明确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目标,提升社区治理共同体在常态与非常态治理情境中的韧性能力。在社区治理共同体应对危机的不同阶段,韧性能力具体表现为危机前的敏捷反应力、危机中的强大抵御力、危机后的快速调适力和贯彻始终的持久学习力。风险视域下我国韧性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受政治、价值、技术等多重因素驱动,这决定了韧性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三条主要路径,即制度路径、文化路径和技术路径。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应重点落实治理组织韧性提升、治理主体韧性培育、治理技术韧性改造等关键任务。

迈向社区治理共同体:心理社区感的潜在价值及实践路径——基于华东某市LS社区更新的考察

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研究版图中,社群心理的视角颇受关注,对于社群心理特征的具体内涵、角色功能等核心议题尚未形成定论。心理社区感是社区群体心理的集中体现,在构建心理社区感内涵的基础上,以华东某市LS社区更新为分析案例,探讨了心理社区感在迈向社区治理共同体进程中的价值逻辑和实践路径。研究结果显示:根据人-社区互动机制,心理社区感的内涵包括社区身份、社区联结和价值共享三个方面。心理社区感是治理共同体能力特质的基础禀赋,是促进社区参与的内在动力,同时,社区赋权与回应强化了心理社区感助力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价值。研究构建了心理社区感的理论内涵,弥补了这一概念在本土研究中的“缺位”;强调了人-社区之间的关系特征在社区治理共同体实践中的价值,为未来治理共同体的创新建设提供了启发。

合作共产与价值共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既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需求向往的基础工程,也是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合作共产”与“价值共创”从外在赋能与内在聚合两个维度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结构支持和情感维系。“合作共产”与“价值共创”以公共服务合作共产为媒介,通过合作共产中各类社会主体的结构共嵌、合作共治和互利互惠,整合各方参与主体,缔结多方社会关系,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共同创造基于信任感、归属感和认同感等公共价值的情感理性,促进治理结构的稳定性、治理过程的参与性和治理成果的公共性,维护并持续发展社会治理共同体。

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治理体系中最基本的治理单元。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面临组织建设有待加强、村“两委”责任有待厘清、乡村文明建设以及治理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等困境。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需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政治引领;坚持刚性约束,强化法治保障;坚持以文化人,弘扬德治教化;激发内生动力,强化村民自治;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提升治理效能。

扁平化治理塑造社区治理共同体何以有效?——基于元治理理论的分析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增强社会风险抵御能力、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而在“社区公共精神式微、居民主体性缺乏、兼任‘行政’和‘自治’事务的社区主体囿于效率压力与合法性争议”的行动困境下,社区治理共同体何以可能?通过对X市Y区扁平化治理改革的案例研究,以元治理理论为支点,构建“主体—工具—场域”分析框架,剖析目前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在“主体角色重构、治理技术运用、情感场域搭建”方面存在的困境,探究“元长者”如何完成“治理网络”的有效构建,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塑造与凝结。

数字技术助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探究

当前,数字技术已经从单一的治理工具发展成为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机制的核心部分,不仅是赋能政治共同体建设和利益共同体建设的全新引擎、关键保障,而且是赋能价值共同体建设不可或缺的联结纽带。同时,数字技术助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也面临着数字技术自身发展不成熟、既有的治理体系与治理思维难以适应社会快速转型发展要求等现实困境。坚持“数字技术+政治共同体建设”、完善数字技术创新驱动利益共同体建设的体制机制、平衡数字治理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继续推进价值共同体建设,则是不断优化数字技术助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策略选择。

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城市治理共同体的创新意蕴及其时代价值

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是习近平城市治理系列论述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城市治理共同体,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议题。正确把握城市治理共同体思想的精神要义及其时代境遇,深度挖掘“枫桥经验”赋能城市治理共同体的逻辑关联和创新意蕴,在城市治理共同体数字化建设进程中不断丰富和拓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更深层次、更大领域的文明影响力,乃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增添新动能的实践之道。

数字技术驱动社区环境治理共同体建构:现实困境、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社区环境治理共同体是推进基层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但在发展中面临着共同体价值观念发育不成熟、权力组织结构模糊、整体治理效力偏低和利益保障不健全等困境。数智时代,运用现代数字技术开展数字治理活动已经成为突破治理瓶颈的重要手段。在治理现代化议题下,数字技术以其特有的优势驱动社区环境治理共同体建构并发展完善,有效破解社区环境治理共同体的现实困境,即以数字塑信聚合多元主体助推价值共创,重塑社区公共价值观念;以数字赋权明晰主体保障平等赋权,实现社区治理权力与治理结构扁平化;以数字增效联结互通优化治理要素组合,推动社区多元主体治理效能提升;以数字赋利明晰集成链接,推动利益协调重组,形成利益共享格局。由此,基于数字技术驱动社区环境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基础要素,从观念、制度、效力和保障四个层面完善数字技术驱动社区环境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一个实践类型的分析框架

以滕尼斯为代表的共同体理论为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但治理共同体不同于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强调社区内外主体的联系和互动,不是共同体的翻版和再版,也不是“治理”和“共同体”的简单叠加,其追求的是一种更深入更广泛的有机团结。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把复杂的社会事实抽象成可以研究的实践类型。在不同层面上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分为压力型治理共同体、工具型治理共同体、生活型治理共同体和价值型治理共同体四种类型,其分别依靠命令、利益、情感和责任驱动,以驱动力不同作为分类标准。每种类型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情境、涉及主体、问题指向、典型样态都不一样,因此,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机制也需要分层分类处理,并辅以适当的风险防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