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证视角下的基层治理内卷化:成因分析和化解路径

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本质是国家对基层的投入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而国家的治理行动建立在国家对基层社会的认证之基础上。国家认证中的事实、规范这两个关键变量为基层治理提供了信度基础和效度保障,而事实与规范相互制约会导致国家认证失效,进而引发基层治理内卷化。当国家认证出现“弱规范、强事实”的状态时,规范发展与社会事实不同步,基层治理缺乏效度保障,经过国家认证的民众特殊诉求最终会变成基层的额外工作任务,引发特殊主义的基层治理内卷化;而当国家认证出现“弱事实、强规范”的状态时,社会事实与规范要求不一致,基层治理没有信度基础,强大的规范执行权威和压力促使基层“事实反向适配规范”,引发形式主义的基层治理内卷化。对此,应该在理顺事实与规范的关系之基础上,通过加强央地互动、减少刚性考核、改善技术治理等方式构建更加协调的国家认证,从而为国家对基层的有效治理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治理内卷化”概念谬用的判定与省思

“治理内卷化”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而不是用以阐述另一个事象发生原因的解释性概念。附会该概念的解释逻辑,通过“行为主体的意向”和“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这两个维度来论证杜赞奇以及何艳玲等学者“谬用”内卷化概念的批判策略,其有效性值得商榷。格尔茨和黄宗智分别开创了使用内卷化概念的两大范式:一是系统论范式,在系统结构的层次上对状态进行描述;二是投入—产出范式,在投入效率的层次上对状态进行描述。省思“治理内卷化”概念的切入点,须放在判断概念使用者是否清晰地进行了范式选择上。通观国内学界“治理内卷化”的相关文献,判断是否存在概念谬用情况的四条标准包括:范式是否模糊、范式是否杂糅、逻辑是否变异、是否脱离范式。

社区治理内卷化:一种知识增长的视角

社区治理内卷化概念的本土合法性何在,是一个需要自觉审慎加以思考的问题。从一种社会历史反思的角度看,内卷化是一个反思传统、反思西方现代化和反思预期性自主创新悖论的概念,其在国内社区治理领域中的分散化应用过程,其实也是社区治理内卷化本土知识范式的塑造过程。这个过程以“追问符合实际的人本主义的创新何以可能”的内卷化概念深层意蕴为轴心,展开为“作为行政化的社区治理内卷化”“作为私利化的社区治理内卷化”“作为区隔化的社区治理内卷化”和“作为失能化的社区治理内卷化”四种知识模型。而从一种知识整体重构的角度看,社区治理内卷化的本土知识范式其实是,在一种转型和改革的情境中,立足于反思传统、反思西方现代化以及反思预期性自主创新悖论的基础之上,围绕着追问符合本土实际的人本主义的共治型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何以可能议题所形成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以深层追问的方式为构建社区治理的本土知识范式和共治型治理模式开辟道路。

涉农资金项目供给模式及其内卷化治理

财政资金的项目化供给是实行分税制以后上下级政府间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国家涉农资金的项目制供给被认为比一般转移支付有效。实践表明,以政府为主导的项目供给模式在实践中的绩效与制度设置目标相背离,并呈现出治理内卷化的趋势。其成因在于制度设置上存在去治理化的事本主义逻辑和逐利性的科层体制。在国家财政资金"反哺"农村的后税费时期,以村社为主导的分权普惠模式应是未来国家财政资金转移方式变革的方向。

基层治理体系中“中心工作”的产生、泛化及应对策略

中心工作是党委贯彻领导意志、推动行政体系完成重要治理事务的制度化方式,是“党的领导”治理体制的具体化,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理传统的重要构成。当前,中心工作在基层治理体系中产生了较强的泛化效应。在乡镇治理中,“编岗混同”逐渐常态化,治理规范化意义上的“定岗定编定责”越发难以形成。在村级治理中,乡镇政府对村“两委”成员实行“类编制化”管理,村级组织行政化程度不断加剧。中心工作的泛化效应,源于重要工作和常规工作之间缺乏有效的区分,而基层复杂的条块关系对此亦有所加重。中心工作泛化之后,一线行政空转加剧,治理形式主义泛滥,基层治理陷入新的“悬浮”困境。为缓解中心工作的泛化效应,应加强县乡村纵向治理体系的层级统筹,增强基层治理的社会回应性。

技术适配性:基层数字治理“内卷化”的生发逻辑及超越之道

随着科技手段发展,数字治理正成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尽管基层数字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在“结构-行动”分析框架下,发现当下基层数字治理未能完全适配相应的制度、工具、组织、主体等社会基础,具体体现为数字治理的制度配套困境、目标瞄准困境、组织协同困境、主体能力困境。技术适配错位导致基层数字治理陷入“内卷化”。数字技术必须适配相应的社会基础,才能发挥其效能,走向数字善治。在技术适配性视角下,寻求数字治理“内卷化”的超越之道,需要加强顶层制度适配,以法律法规保障数字治理的长效运行;强化技术工具适配,以靶向治理瞄准基层治理的实际问题;加强组织环境适配,以整体性政府理念推进数字治理创新;推动治理主体适配,为推进数字治理落地培育有效的主体。

接点治理:理解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视角——以鄂西北王村为例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通过接点治理的形式来处理与农民的关系,接点治理是指国家利用乡村组织等体制性中介和乡村社会体制外精英进行治理的方式。接点治理的有效性在于其同时具备了国家政权赋予的合法性和地方社会赋予的认同感。接点治理经历了三种模式,集体时期的吸纳模式、税费时期的授权模式和后税费时期的结合模式。税费改革后,国家试图绕开基层组织以实现与农民直接对接,接点治理转变为直接治理,带来了混混等灰黑势力进入乡村和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危机。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何以能为、何以为之——以福建省晋江市为考察对象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治理有效是要义。乡村治理亟需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多元方式创新驱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亦是题中之义。“新乡贤”一词既含括新的内涵与时代价值,也表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时下乡村发展所需。本文试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例,从多元维度分析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否切实可行,探析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面临的发展困境,以问题为导向拟提出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些许对策建议,以期对全国其他地区能有些许借鉴意义。

关系性面子、村庄弱公共性与分利秩序——基于京郊Q村的经验调查

村庄公共性是维系基层社会内生秩序的基础,其实践形态不仅与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环境变化有关,而且受制于村庄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与关系结构。在乡土社会中,农民基于不得罪人的做人之道与行动策略积极建构社会关系网络,以满足个体在熟人社会中的面子与自我价值实现需求。但这种缺乏伦理性的面子观导致村庄社会互动失效且社会精英难以发挥价值整合功能,没有人愿意说公道话,造成村庄公共性弱化。在公共性减弱的情况下,资源下乡激活农民的私利政治,形成以人情关系为媒介的分利秩序,造成基层治理内卷化。以基层党组织为抓手重塑基层组织动员体系与村庄政治,激活村庄公共性,有利于实现基层社会内生秩序的良性发展。

地方权威主义治理逻辑及其困境

地方权威主义治理的秩序观是一种建构性社会秩序观,本质特征是国家权力进入社会,致力于将分化的、多元化的个体和群体整合进各种公共或权威组织形式当中。地方权威主义治理因其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导致公共权威弱化、治理内卷化和社会矛盾政治化,这根源于地方权威主义治理特有的组织基础和分化的社会基础。前者是指地方权威主义治理逻辑必然发展出政府的多元角色、多中心控制权的组织关系和组织形式;后者是指地方权威主义治理主导的经济社会生活必然具有的全能支配性质和社会个体化特性。地方权威主义治理转型受制于它自身生产的组织结构和与多元社会力量构成的矛盾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