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治理化: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的有效融合

推进基层治理转型关键在于创新和完善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两者有效融合的实践进路。党领导基层治理因其显著的示范引领、服务引领和协同引领优势,使得党建治理化成为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发展趋向。党建治理化突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政治逻辑和治理逻辑,以党建创新统合治理,把基层党建系统化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注重发挥政党“元治理”功能以激发治理动能进而推动形成党组织统领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实现了对属地化管理、科层化治理和数字化治理的整合升华,对于提升基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具有重要意义。从政治统领、组织赋能、协同共治维度对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有效融合进行深度透视,以党建引领的创新来弥补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短板。新时代要发挥党组织统筹治理主体、整合资源配置、凝聚价值共识的功能,构建以政治统领为主导的基层党建治理化机制;党组织要在统合基层治理中发挥中轴作用,通过赋能和激活组织,释放基层党组织的内生动能,强化基层党员的先锋意识,唤醒其内在价值,推动增值服务,激发以组织赋能为介质的基层党建治理化动能;党组织要积极搭建基层多元共治共享的治理平台,广泛吸纳社会力量,把基层群众、社会组织、群团组织有序组织起来,集聚起基层治理合力,塑造以协同共治为路径的基层党建治理化格局,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取得更大效能。

司法政策的治理化与地方实践的“运动化”——以2007—2012年的司法改革为例

当常规的司法资源不足以应对高发的社会矛盾、而维稳又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时,司法政策就会从法治化偏向治理化。而在治理化逻辑的主导下,地方司法实践就很容易出现"运动化"现象。这说明运动式思维以及支持运动发生的社会结构条件还依然存在。如果这种运动思维及支持运动发展的社会结构条件不能得到彻底改变,那么司法政策的治理化和地方实践的"运动化"就有可能还会出现。

区域城市一体化的政区逻辑:政区治理化与治理政区化

区域城市一体化是区域发展体现国家战略的重要路径,而实现这一路径的核心难题则是推进区域城市的一体化治理。尽管传统的单一区划调整由于其诸多制度弊端受到学界的强烈批判,并生发出诸多以不动区划的区域治理理论予以解释并应用,但行政区划调整在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中仍有其制度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在传统区划调整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两方面的转变,一方面是从制度供给角度进行政区政策工具的扩展化改造,另一方面是在制度需求角度将区域一体化对政区的空间逻辑需求叠加上政治逻辑需求。由此,区域城市一体化中的政区治理化和治理政区化构成了弥合行政区划在理论上失灵和实践中管用这一张力的解释路径,也同时为区域城市一体化的现实治理提供一个独特的政策路径。

论人工智能体的模块化治理

人工智能体由控制端、感知端和行动端组成。在控制端,尽管大模型充当了智能体的“智能引擎”,但仍存在“机器幻觉”,其生成的内容面临时效性和可靠性风险。大模型的算法偏见也可能加剧智能体在决策中的偏见。在感知端,智能体的多模态感知能力加大了个人隐私侵权的风险,对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构成挑战。多智能体系统间的交互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复杂的和动态的系统性安全风险。在行动端,具身智能体的交互式学习模式可能导致全面的、侵入性的隐私风险。智能体的嵌入式和中介化部署方式将深度影响人类的主体性。其高度定制化的部署特性还会面临人工智能对齐的挑战。面向“代理即服务”的产业链特点,应建立从基础模型到基础代理的模块化治理框架。针对具体的高风险场景,应探索精准化治理机制。鉴于人工智能体的生态特性,应着力推进交互式治理。

媒介共治:媒介化治理的学理脉络、本土演进与研究空间

传播媒介超越技术客体角色,成为媒介化社会多元治理格局中的行动主体,深刻重塑了传统的政治运行秩序和社会治理样态。媒介化治理在我国经历了批评报道、民生新闻、网络问政、政务新媒体等实践演进过程,逐渐被吸纳为国家治理的宏观话语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操作经验。未来的媒介化治理研究,需要拓展全球场域的国际传播治理视野并规避媒介中心论的叙事误区。

“吹哨报到”机制与城市基层的网格化治理

优化城市基层治理机制既是改善社会治理的要求,也是更好满足基层百姓需要的方式。“吹哨报到”机制和网格化治理的实践创新,有效响应了城市基层治理对提升问题反应能力和及时解决问题的要求,以引入技术治理的多种新形式有效跨越条块分割壁垒,提高了基层治理落实效率。但网格化治理面临网格边界模糊导致功能弱化、协同能力降低和技术治理形式化等问题。这些问题表明,城市基层治理偏重技术的实践创新必须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体系创新结合起来,才会达到理想的基层治理创新目标。

体系化治理视域下我国轻罪治理实践检视与进路

对犯罪治理,我国已进入轻罪治理时代。轻罪化治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但也容易引发犯罪标签泛化、犯罪人口比例提升而加剧社会治安隐患。有鉴于此,应建立一般违法与轻罪、重罪,定罪与量刑,实体与程序之衔接体系。这具体体现为在规制社会失范行为时,首先应诉诸非法律手段,若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进而采取民事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域的制裁措施,最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适用刑法上的轻罪。

社区网格化治理效能提升中的社会资本功能探究

社区网格化治理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治理效能作为评估治理行动的重要指标,直接关系到社区网格化治理价值目标的实现。实践表明,社区网格化治理效能往往受到多元主体价值共识不足、交流沟通不畅、伦理规范弱化、主体性缺失等因素制约,因而陷入效率与成本同步累进或逆向反比的困境。社会资本是一种关系嵌入型的能产性资源。将其植入社区网格化治理行动过程将推动生成社区治理共同体、促进主体互信交往、补齐理性行动短板、弥补管理技术网格不足,从而全面提升社区网格化治理效能。

扁平化治理塑造社区治理共同体何以有效?——基于元治理理论的分析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增强社会风险抵御能力、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而在“社区公共精神式微、居民主体性缺乏、兼任‘行政’和‘自治’事务的社区主体囿于效率压力与合法性争议”的行动困境下,社区治理共同体何以可能?通过对X市Y区扁平化治理改革的案例研究,以元治理理论为支点,构建“主体—工具—场域”分析框架,剖析目前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在“主体角色重构、治理技术运用、情感场域搭建”方面存在的困境,探究“元长者”如何完成“治理网络”的有效构建,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塑造与凝结。

风险社会的媒介化治理: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风险的媒介化治理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媒介化治理的对象是治理难度阶梯递进的风险挑战;治理主体是以媒介为中枢的多治理主体网络;治理工具是由媒介可供性主导的软性治理手段;治理方式则是可在层级化与网络化之间灵活调节的连续统;治理过程遵循风险生命周期和价值链的逻辑;治理效能则主要从信息传通与主体连接两个侧面进行衡量。这些媒介化治理要素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媒介化治理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为推进媒介化治理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基础纲目和知识概览。

风险社会视角下重大突发事件的媒介化治理研究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化治理理念逐渐受到重视,尤其是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时。尽管这一领域已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并被付诸实践,但关于媒介化治理的理论脉络、其在风险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具体实施路径仍需进一步系统化梳理。在应对风险过程中,媒介化治理包括三个层面:对媒介风险的治理、对社会风险的治理和对整体风险的治理。媒介化治理在柔性治理、公众参与、风险预判和智能化策略方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积极影响。为了提高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媒介化治理效果,需要建立健全治理体系,创新治理方法,并实现与治理内容的精准对接。

突发事件中媒介化治理的演进历程与作用机制

媒介化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国家治理层面审视媒介化治理的理论脉络,以媒介实践视角分析媒介化治理在突发事件中的作用机制,主要有:快速传递权威信息、监测引导社会舆论、辅助社会资源调配。国家政策促使媒介角色演变的历程为:以“英雄叙事”为主导的舆论监督时期、媒体信息披露功能的再确立时期、媒介化治理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时期。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强化媒介化治理趋势是未来深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举措,应以多元协同机制建构为着力点,搭建政媒一体化平台,强化法律保障体系,最大程度地发挥媒介的作用。

人民至上:践行“网格化-数字化”乡村治理创新路径

【目的】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共治,还需要重视数字媒介技术的嵌入,以期进一步协调理顺“乡村关系”“党政关系”“政经关系”“城乡关系”。【方法】在推进媒体融合纵深发展阶段,媒介化治理与乡村治理融合并举,“网格化-数字化”治理模式作为乡村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路径,赋予“枫桥经验”新时代独特内涵。【结果 /结论】数字媒介技术拓宽党建引领、政府引导、居民参与、社会进入的交互方式,加筑网络型的多元乡村治理模式,提升了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及公信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媒介化治理方式为“人民至上”的乡村治理理念架构保护层,有助于打造乡村治理共同体,吸收广大群众诉求,创造乡村公共价值。

媒介化治理视阈中社区公共议题生成逻辑及参与式沟通

城市社区居民公共议题具有多重属性,涉及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博弈,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有效的居民参与和良好沟通机制对于社区发展和社会变革至关重要。通过分析城市社区治理中公共议题的发展逻辑以及媒介化治理的价值,解释新媒体赋权下个体角色和互动方式的演变,强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关系和信任的重要性,考察参与式沟通方法和工具的适用性,以及赋予居民权力、促进社会凝聚力和应对城市公共议题挑战的潜力,为社区治理、决策优化以及公共议题和解提供方法论视角。

我国农地细碎化治理政策演进逻辑

探析农地细碎化治理政策演进逻辑,对新时期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和制度规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选取1986—2023年中央政府发布的82份农地细碎化治理政策文本,采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从政策工具、政策类型和政策演化阶段三个视角构建二维分析框架,分析政策调整和政策工具组合创新的内在逻辑,为进一步创新农地细碎化治理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在我国农地细碎化治理政策创新发展的各个阶段,农业农村发展战略、制度环境和时代特征对政策发文数量、政策目标以及政策工具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政府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农地细碎化问题日益重视多种政策工具组合创新,以便更好的实现政策目标。

藤本植物在石漠化治理中的作用及应用探讨

本文聚焦于藤本植物在石漠化治理中的应用,提出藤本植物凭借其独特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态服务功能,为石漠化防治提供新途径。首先,本文分析了石漠化的严重性和成因;随后,深入探讨了藤本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包括其强大的生长力和对土壤营养素的回收能力;最后,通过实验数据分析,发现藤本植物能显著提升土壤抗蚀性、改善土地肥力、增强土壤稳定性,并修复生态系统,提高生物多样性,为石漠化治理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此外,本文还讨论了藤本植物在实际应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对策,以期实现石漠化地区的生态恢复和可持续发展。本研究结果为藤本植物在石漠化的治理中的应用提供科学支持,有助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

全媒体下人工智能新应用的精准化治理

近年来,围绕人工智能的研究领域、研究技术、新应用等方面,产生了大量的成果及应用,但对于它在全媒体融合下潜在的危害和负面效应,以及分类化治理策略和引导政策,尚处于探索阶段。针对上述问题,该文分析了近年来人工智能新应用的领域,阐述了它的内在成因、驱动因素,从研究领域、研究技术、新应用三个方面归纳了面临的现状和趋势,并提出了治理的框架和策略,对其在全媒体融合下未来的发展引领进行了探讨和展望。

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制度变迁、主体实践与运行机制探究——以武汉市DH社区为例

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是近年来我国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大背景下社区治理工作中的主要做法。以武汉市DH社区为例,从组织社会学视角提出“制度变迁—主体实践—运行机制”的立体分析框架,对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的实践经验展开深入探讨。制度变迁层面,党建引领与网格化治理的结合,是党适应基层社会结构变迁、加强自身基层组织建设的政治需求与基层治理扁平化转向后对组织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的治理需求双向作用的结果。主体实践层面,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的具体开展,既包括将可调配党员资源进行合理的区域化嵌入以覆盖各个网格,也包括对既有网格化治理主体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吸纳。运行机制层面,党建体系叠加网格化治理体系形成了一系列工作支持、群众动员运作机制,有利于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

再建秩序:“去匿名化”网络空间治理实践

网络空间自诞生起就具有匿名属性。伴随网络深度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匿名性使得个体在网络空间中的生存、交往行为出现变质,从而滋生出一系列乱象。网络空间需要制度化的综合治理,多年来网络空间治理从“后台实名,前台匿名”到显示IP属地,实现地域管辖,再到如今的“去匿名化”综合实践,体现了将现实世界与网络空间接合的治理进程。在对以数据为基本尺度的社会化的网络空间进行治理的过程中,要克服“去匿名化”治理带来的副作用,建设自由表达、信息安全、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空间新秩序。

生成式人工智能风险的法律类型化治理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是指能够自主地创造出新的内容或数据的人工智能系统,例如文本、图像、音乐、代码等。GAI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和潜力,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风险和挑战,例如版权、责任、隐私、安全、歧视等数据风险、内容风险、社会风险和法律风险,这四类风险所带来的主要法律挑战包括数据保护、内容监管、责任归属等。为了有效地应对和管理这些风险,可以构建一种基于类型化方法的GAI风险治理框架,旨在通过对GAI风险的分类、评估和控制,提出类型化的解决方案和建议,从立法、执法、司法和自律四种法律治理类型提出相应的措施和方案,如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监管机制和标准体系、加大执法力度、提高司法适应性和创造性、推动行业自律和社会共治等,以促进GAI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