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安全现状及其治理向度

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安全面临诸多挑战,既有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也有公民自身认识不到位所造成的信仰缺失、文化安全意识淡薄;既有国内对传统文化保护不力的问题,也有文化产业发展不足的问题。面对中国文化安全现状,我党提出了建构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坚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毫不放松;从弘扬民族精神、加强对传统文化保护和建立文化安全预警机制的角度来培育公民的文化安全意识;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整顿、调整文化产业结构,提升国家文化国际竞争力等文化治理措施。

民初平政院制度的共和精神与治理向度

在行政审判机构的立法定位背后,民初平政院深层次的设计理念和建制考量值得挖掘。考诸史事,民初平政院由辛亥元勋宋教仁“斟酌立宪政治之通例”并“参酌中国古今官制”而命名和倡设,盖意在取法“共同议政”和“平政爱民”之古意而彰显共和宪制之精神。宋教仁殁后,政治强人袁世凯“参酌旧制,体察国情”,力排众议设置平政院并为之做政治背书和执行保障,呈现出借由平政院整顿纲纪、重建秩序的治理期许。宋教仁和袁世凯这两位政见主张多有不同的民初政局关键人物,在通过平政院“平政致治”这一问题上却分享了相同或近似的理念和考量,民初平政院也因此成为彼时“帝制走向共和”之际国家治理秩序转型和重构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见证者。民初平政院制度蕴含的共和精神与治理向度,折射和印证了殊值鉴察的制度与人事相须相成关系。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结构性困境与治理向度

随着城镇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家长带孩子到打工城市或送孩子到城镇读书,乡村学校的在校学生数量逐年减少。地方政府采用撤点并校方式优化乡村学校布局,并大力促进乡村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但乡村教育问题依然突出,出现乡村教学点规模小、教师缺乏、学生上学路远以及城镇“巨校”和“大班”等新情况,乡村孩子难以享有城乡均等化义务教育。尤其是,教育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家庭城镇化发展,造成了城乡教育二元与城镇教育二元叠加、乡村教育供需结构失衡等结构性困境。籍于此,乡村教育治理要以城镇化为向度,着力促进乡村教育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户籍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优先满足困难家庭、低龄儿童的义务教育需求,确保乡村孩子能够接受更好、更优质的教育。

学业负担的技术治理:价值审视、向度剖析与限度澄明

学业负担的现实境遇、共治诉求和技术价值的不断彰显,使得技术治理成为学业负担治理的重要选择。突破经验治理的主观偏误、弥补事后治理的自身缺憾和揭示理性治理的内在规律,由此促进理念转向、加速行动更新、实现范式转型,这是学业负担技术治理的价值所在。实现这种价值关键在于探明着力点,基于学业负担治理的过程视角,探索提出其技术治理的三维向度,即从“直觉感知”到“数字刻画”、从“后知后觉”到“提前预警”、从“等量齐观”到“分门别类”,以此促成学业负担的有效识别、全程监测和差异治理。当然,推进学业负担技术治理实践的深化,还需要审慎思考学业负担的长期沉疴与复杂演化、技术发展的狂飙突进与内在迷思、技术赋能学业负担治理的深层机理这些关乎治理效能的紧要问题,不断澄明学业负担技术治理的本体限度、中介限度和作用限度,最终助力学业负担技术治理实效的达成。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涵义及其三个向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标志是国家与人民的相互关系即人民性。我国国家体制的“人国合一”特征,标示着我国拥有最为先进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架构。然而,在当前,这一先进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架构的优势并未得到完全体现,仍有许多有待于改进的方面,进而,文章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当沿着国家治理的人民性和社会性向度、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行为合规、协调、高效的自我向度、国家治理的现代技术向度三个方向推进。

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系统实践理路

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系统实践必须以“立德树人”为终极价值追求,在关键对标上要彰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治理效果、“尽快在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的治理上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治理效率、“切实办成一批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的治理效绩和“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典范引领”的治理效应。在治理过程中应当确立全面法治化、显著公平化、充分自主化、高度协调化、深度信息化、稳步国际化、类型多样化和鲜明中国化等八个现代化实践向度。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还必须树立系统化治理理念,坚持教育治理创新与经济社会改革同频共振,坚持高等教育宏观治理与微观治理协调互进,坚持强化内部治理与完善外部治理和谐融通。

基层纠纷社会治理的探索——从“枫桥经验”引发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以往的"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因此,在转型社会中如何实现基层社会治理,解决纠纷以及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秩序是必须着重考虑的问题。基于"枫桥经验"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本文结合当前社会现实,以社会治理为视角,借鉴"枫桥经验"的优良传统,分析和探讨了乡土精英参与地方自治的基层治理模式,结果表明,诉讼与调解相融合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及关系和谐与秩序维系应是治理向度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