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吸纳执法:乡镇行政执法何以运行——基于中部多个乡镇综合执法改革的经验考察

近年来国家不断强调治理重心下移,行政执法权下沉是其重要表现。以执法下沉为目标的行政执法改革旨在通过行政执法权的属地化配置缓解乡镇治理权责失衡的困境,促进基层治理规范化。但实践中,乡镇行政执法形成“治理吸纳执法”的运行特征,即行政执法作为“条条”体制下的一种专业化事权呈现出“块块”主导的属地化运作,这源于乡村社会的弱执法需求以及伴随多中心工作而来的乡镇治权弱化。行政执法下沉客观上为乡镇提供了新的治理工具,但并未带来预期的执法效益,也没有根本改变乡镇治权不足的结构性困境。乡镇治理权力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乡镇治理情景,具体分析行政执法权的性质,才能正确理解行政执法权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定位以及行政执法改革对乡镇治理的意义。

治理吸纳自治:乡村治理转型与现代化路径探索

治理吸纳自治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行政力量对乡村自治力量的目标性规划、过程性引导、规范性覆盖和结果性赋能。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党和国家将治理主体还原为具体的社会主体,以利益关联撬动主体关系,以责任互动生成权力链接,以资源动员联动乡村主体,从而构建治理吸纳自治的乡村治理格局。在治理吸纳自治的运作机制中,中心重塑优化治理吸纳自治的领导核心;协商治理完善治理吸纳自治的权力运行规则;“三治融合”拓展治理吸纳自治的权力运行空间;数字赋能则以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乡村资源动员效率,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治理吸纳与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专业性的调节作用

我国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之一。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影响社会组织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现有研究大多从单一面向分析二者关系。文章通过整合新制度主义视角与合作治理理论,构建出涵盖治理吸纳、专业性、社会组织持续发展三者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数据中嵌套在56个城市的746个社会组织的多层次分析,发现治理吸纳可以促进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专业性可以调节治理吸纳与社会组织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治理吸纳是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前提,专业性是社会组织在政社互动中发挥能动性的重要保障。

治理吸纳慈善——新时代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总体特征

新时代下,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生了新的转型,呈现出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治理吸纳慈善的核心是国家汲取能力,国家汲取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的公益慈善事业中,公益慈善组织正从以往分类控制体系下发挥拾遗补阙作用的角色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为国家治理战略目标服务,国家汲取能力也通过治理吸纳慈善得以体现和深化。汲取资源的范畴突破了传统资源观的局限,逐渐向意识形态、行政管控及战略资源领域延伸。在治理吸纳慈善下,国家与社会达成了深层次的合作与嵌入关系: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吸附、行政监管及战略资源的运用有效地汲取了社会资源,而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与战略位置也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促使那些相对独立的草根组织发生了新的转向:回归社区、回归志愿者的自组织、回归传统慈善以及让商业和企业家担负起自己的公益使命成为民间公益转向的重要形式。

吸纳式治理: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样本研究——基于杭州H工作室的追踪观察

由于经济社会的加速转轨,出现利益格局分化、基层社会权力悬浮、群体事件呈高发态势等问题,质疑并考验着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社会资源占有的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以及维护公共秩序的自发性等因素,倒逼基层政府治理的转型和变革。杭州市H工作室作为城市基层组织吸纳式治理的实践典范,是对这些问题质疑和转型变化的有效回应。吸纳式治理以民情信息为核心驱动,以“吸纳—整合—协同”为运作机理,通过制度化吸纳碎片化力量,体系化整合重构组织资源,组织化协同治理街居事务,依托场景、组织、技术路径,构建纵向权力与横向网络的交错型治理结构,形成上下关切、左右协调、紧密相联的有机体,从而有效实现民主促民生的价值追求和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扶贫吸纳治理: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的悬浮与基层治理困境

精准扶贫在具体政策执行中出现了悬浮状态,数字化、文本化扶贫造成真正的贫困治理缺失,压力型体制的运行机制使得扶贫对象错位,保障功能扩大导致村庄社会出现"人人争贫困"现象,干部帮扶制度的形式化使得贫困户对基层政府产生抱怨和不信任。精准扶贫执行中的悬浮使得村干部在具体工作中呈现出职业化的特征,进而带来了村干部群体村治动力的弱化;扶贫实践中的利益分配矛盾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使得基层组织处于夹心层状态。精准扶贫试图通过精细化的技术治理以改变之前瞄准脱靶的难题,但在具体执行中却又带来了扶贫困境,使其成为替代基层治理的中心工作,就出现了精准扶贫对治理的吸纳。

“吸纳型治理”:社会组织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基于多元治理的理论支撑、传统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以及部分参与主体的冷漠态度。从社会组织的视角审视社区治理实践,治理主体力量差异明显、治理体制僵化、共同体意识淡漠等导致社区治理绩效低下;而基于利益激励、制度保障及价值引导的项目制、协同制和联动制都存在部分困境。"吸纳型治理"作为一种纳入利益因素、价值关切及制度考量的综合治理模式,应该是推动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服务吸纳治理: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创新路径

在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服务吸纳治理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探索方向。佛山X社区"服务吸纳治理"的实践案例表明,在服务需求与服务供给较为发达的城市社区,划小治理单元、完善组织结构,有助于促进社区治理成效的提升。同时,构建吸纳式的协同机制、引育机制和考核机制,可以促使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积极高效参与社区治理。因此,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离不开规模适度的单元基础和结构优化的组织基础,更需建立良好的治理体制与机制,以此为纽带进一步推动城市社区稳步迈向基层治理现代化。

吸纳式治理: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样本研究——基于杭州H工作室的案例观察

由于经济社会的加速转轨,利益格局极度分化、基层社会权力悬浮、群体事件高发等问题,质疑并考验着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社会资源占有的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以及维护公共秩序的自发性等因素,倒逼基层政府治理的转型和变革。杭州H工作室作为城市基层组织吸纳式治理的实践典范,是对这些质疑和转型变革的有效回应。吸纳式治理以民情信息为核心驱动,以“吸纳—整合—协同”为运作机理,通过制度化吸纳包容多元主体、体系化整合重构组织资源、组织化协同治理公共事务,依托场景、组织、技术路径,构建纵向权力与横向网络的交错型治理结构,形成上下关切、左右协调、紧密相连的有机体,从而有效实现民主促民生的价值追求和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网络媒介记忆书写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价值与效应

社会性书写借助网络媒介形成网络媒介记忆,并在传播的偏向、记忆的展示、实践的性质方面呈现出独特性。网络媒介记忆具有不同的书写类型,它们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不同的治理价值。国家治理体系需要对网络媒介记忆进行有效吸纳,以促进自身的完善。

超越“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困境——兼论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突破点

本文围绕我国当前所出现的"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困境,从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分析了在"双轨政治"和"共生政治"中,"行政有效"和"治理有效"一致性的可能和实现路径。以江苏太仓和浙江枫桥为个案,重点探讨了"行政吸纳治理"的多样性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实现路径,最后提出以建立和健全吸纳机制作为突破点,建立有效的"行政吸纳治理"的机制。

规制型吸纳:我国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机理

我国社会组织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主体,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坚持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原则,在基层社会治理和第三次分配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尽管现有研究建立了多种框架试图揭示社会组织发展的机理,但未能充分概括党和政府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关键角色。本文提出“规制型吸纳”的概念框架来分析当前党和政府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思路:吸纳是规制的基础,规制是吸纳的强化。运用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嵌套在57个城市中的954家社会组织的数据,采用多层次回归模型验证了“规制型吸纳”的概念框架。研究发现,包括意识形态吸附、行政规范和战略资源支持在内的治理吸纳促进了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规制既能促进战略资源支持对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也能减缓其消极作用。同时,规制还能促进行政规范对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政策启示方面,党和政府要坚持对社会组织的多维度吸纳,尤其是意识形态吸附;同时要完善规制体系,放大治理吸纳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的效应,促进我国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治理式吸纳:社会管理创新中政社互动研究

政社互动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措施。在追求发展与威权体制约束下,如何协调政府主导与社会自治增强治理能力尤为重要。文章通过对杭州市湖滨晴雨工作室的研究,发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在互动中生成治理式吸纳机制:政府通过主导与分权形成整体性治理网络,且以资源与权力实施限制式社会参与,由此实现了社会管理的效率与合法性螺旋式增长。换句话说,治理式吸纳是政府以治理的方式有选择地吸纳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比较政社互动的社会基础、权力结构、行为方式及社会功能,文章认为治理式吸纳比集权式控制、多中心治理更符合社会现实。

地方性实践知识:城市社区工作者反建制力量的隐蔽领域——基于B市莲花社区的个案研究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进入新世纪以来开始日益呈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政策诉求的拉扯和分立。一方面中央政府不断强调社区公共服务和居民自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不断强化对社区组织和社区工作者的重组和控制。这种名不符实的治理策略被人概括为行政吸纳治理。本文通过一个个案分析,挖掘出基层社区工作者如何在地方政府配置的场域空间里,通过地方性实践智慧,来抵抗行政建制力量,发展人情网络,完成治理任务。这种隐蔽的地方实践策略或许会引导我们思考如何实事求是地推进居民服务和协商民主,而不是搞名不符实的形式化工作。

“任务型乡贤”与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之中,地方政府面临着治理任务加重与治理主体缺失的双重难题,H县打造了以“任务型乡贤”为主体的“321治理模式”,吸纳农村党员、人大代表以及中心户长多元主体参与到国家任务的完成过程之中,并采用精细化、网格化、任务化以及平台化的运作机制与技术治理策略,实现了对于农村精英的整合与再造。不同于传统乡贤与新乡贤,“任务型乡贤”的运作是一种半正式化的吸纳性治理模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之中不仅有助于上级治理任务的完成,而且还从某种程度上激活了乡村社会中的村民自治,提高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这种将先进治理方法技术与传统治理经验相结合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促进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结合,有助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新乡贤: 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

自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有关“新乡贤”纳入乡村治理版图的研究从未间断,学界将“乡贤回归”“新乡贤”下乡视为政府主导下的精英结构再造工程。针对“新乡贤”的产生可以从政策招引、文化传承和社会变迁三个角度作出合理解释,另外对新乡贤群体的组织形态--—“乡贤理事会”的运作机制及其绩效进行讨论,发现目前新乡贤有效治理的运作模式属于“吸纳性治理”的类型,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传统治理资源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相互耦合,有助于解决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外生权威缺乏与内生权威式微的双重困境,实现乡村治理中自治、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服务下乡背景下的基层“治理锦标赛”及其后果

在服务下乡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采用"治理锦标赛"的方式动员村级组织主动承接治理任务。治理锦标赛的强监控-强激励机制,驱动村级组织围绕地方政府的程序化治理要求、数量化考核体系、综合性评估排序和差序化业绩激励等展开激烈的竞争,有效推动了行政事务与服务项目的进村。但治理锦标赛对行政动员的强依赖,容易造成基层治理的"新形式主义"、群众主体性缺位等"行政吸纳治理"问题,需要强化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加以化解。文章提出治理锦标赛框架,有助于丰富国家动员的内涵、重新阐释和整体性地理解许多有关基层治理的现象和问题,同时对将基层治理推向转型学视野下的系统研究也有裨益。而治理锦标赛对行政动员的依赖,也说明其并非是一种长久稳定的治理模式,将会因基层治理转型的完成而终结。

新乡贤: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有关"新乡贤"纳入乡村治理版图的研究从未间断,学界将"乡贤回归""新乡贤"下乡视为政府主导下的农村精英结构再造工程。文章从政策招引、文化传承和社会变迁三个角度探讨了"新乡贤"的产生,进一步分析农村新乡贤群体的组织形态、运作机制及治理绩效。当下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普遍采取的是"行政吸纳社会"的策略,这是一种"吸纳性治理"的新策略,在此过程中达成了传统治理资源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相互耦合,有助于解决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外生权威缺乏与内生权威式微的双重困境,推进乡村治理中自治、德治与法治的统一,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